10月的北京，碧空如洗，秋高气爽，一阵阵带着凉意的秋风吹过，长安街旁的银杏树涌起金黄的波浪，阳光透过枝繁叶茂的白杨，撒下片片斑驳印在红墙之上。每当路过北大街小酱坊胡同，就会想起在深秋时节去世的谷牧同志。
他离开我们已经9年了。
关于谷牧同志的故事，从炮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世纪之交，可以讲很多很多，甚至可以写好几本书。这里，我只写我记忆里的谷牧同志。
▲谷牧同志在客厅
爱书之人
1988年，谷牧同志由国务院副总理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我担任全国政协会议活动的新闻摄影采访等工作，有幸能够近距离接触谷牧同志。
1993年，我到谷牧同志位于西单北大街小酱坊胡同的住处采访。走进优雅宽敞的会客厅，一眼便见到了79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他笑容可掬，腰板挺直，既有军人的风度，又颇有文人的气质。会客厅内整齐地摆放着20个装满书的大书柜。我粗粗看了一下书名，文学书籍居多，几乎包括了所有外国名著的中文译本，还有许多中国古典文学的书，再有就是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的……靠墙有几只大书柜的玻璃用白纸挡住了。谷牧向我解释：“这里的书都是我珍爱的，多数已经很难买到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对书籍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
谷牧见我被门楣上方挂的“九藤书屋”横匾所吸引，便一边招呼我坐下来，一边告诉我，这“九藤书屋”是李可染先生为楼上的书房题写的，从院里那九棵古藤而得名。我想，这“九藤”是不是正应了“九州腾飞”的意味？谷牧虽然退下来了，但依旧挂念着国家和民族的复兴。
以诗、书为引子，谷牧打开了话匣子，话题转到谷牧两次惨重的损失——丢书。谷牧坐在大沙发上，目光直视前方，思绪飞回到了战争年代。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扫荡和我们的反扫荡频繁交替。日寇扫荡是碰到什么破坏什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以带书行军成了谷牧的习惯。无论多么困难，他总是舍不得丢书，唯恐丢了就找不到了。南征北战，谷牧的马袋子里除了少许的生活必备用品，剩下的地方全部都拿来放书。当时，规定团级以上的干部可以每人配一个挑夫，挑些文件与书。文件有的随时处理了，有的上交了，日记及少部分书他却一直带着。有时需要轻装行军时，谷牧就把日记及书放在缸里埋在地下，等打仗回来后再挖出。有一次，打仗回来，埋书的地点怎么也找不到了。丢失了一批心爱的日记及书，一想起这事，谷牧就觉得遗憾。
“文化大革命”中，谷牧的家前后被抄了8次。家里没有存折也没有贵重物品，能够找得到的除了书还是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他那近20年的藏书一本没剩。这是最令谷牧痛心的。
我问他，“文革”后这些书又还您了吗?他笑答：“没有，那时来抄家不只是一个学校的学生，那么多书，学生们在卡车上就你选一些，他挑一些，瓜分了许多，找回来也肯定传看得破破烂烂了。”前几年，谷牧儿子的几个同学还在一所学校的图书馆里看到过盖着谷牧印章的书。
谷牧说：“这些书学生们传看，起到书的作用了，我也不再去找了。可我下决心要都补上。”从1973年开始，谷牧每月从工资中留出50元文化费买书，其他交给夫人支配家用。谷牧没有别的嗜好，也不吸烟，50元在那个年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一看到好书就非买回来不可；有时50元不够就借钱先买回来，下月再还上。
谷牧那时常到荣宝斋旁边的中国书店买书，还和书店的两位老同志成了朋友。他们知道他要什么书，他每次去除了挑些书外，还开出书单子，嘱咐帮助寻找。有时为凑齐一套书要等上半年甚至一年，《莎士比亚全集》那时就少两本，他等了很长时间才凑齐。
他的许多书是从琉璃厂的几家书店买来的。1973年，有一天他又到中国书店买书，看见一本《西北调查记》，扉页有周恩来的签名，他没有问价，就立刻买了下来。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几乎天天和周总理见面，周恩来的签名，谷牧一看就知是真的。第二天开会时，谷牧把书带了去，给总理看，说：“你的这本书我给买回来了。”总理非常惊讶：“哎呀，这本书你怎么找到的？”接着说：“那好，谢谢你了，把书还给我吧。”谷牧赶忙说：“书已经买回来了，你就不要收回了吧！给我留着做个纪念。”周总理笑着同意了，并说自己曾把看过的一些书送给身边工作人员。至于在“文革”当中，这本书到底怎么落到旧书店的，期间经历的颠沛流离就不得而知了。
谷牧对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很有感情，“就是现在我还能在北京图书馆找到当年经常读书的地方。”
谷牧1935年以后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工作，先任组织委员，后来书记被捕了，他又接任书记。当时他们出版了一本叫《泡沫》的进步杂志，这些年轻人称自己是大革命风浪中的一个泡沫。《泡沫》被查封后，他们又改出《浪花》。在北平工作那段时间，谷牧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图书馆，约人会面多在北京图书馆附近。
谷牧有4个儿子、1个女儿。他很喜欢女儿，鼓励女儿学习图书管理。女儿后来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搬到西单北大街后，谷牧常常称赞这个院子有三大优点：第一是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都近；第二是闹中取静；第三是绿树成荫。除了天就是树，一望无际，仿佛置身于一片森林之中。
这座小院也是知识的森林，院中花香、屋中书香——九藤书屋的主人，就是经历了中国当代历史风云的谷牧。
名副其实《百梅图》卷
在这座小院里，在聆听谷牧同志讲述自己的趣闻之余，我看到了他亲手制作的《百梅图》卷，听到这一图卷背后的“丹青妙手共泼墨、百幅梅花竞争艳”的感人故事。
《百梅图》卷是他将自己的珍藏——一百位画家画的梅花图集成的图卷，这是一位政治家热爱中华文化的真实表现，也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肝胆相照的证明，是真善美的结晶。
▲“笔锋一定要到位。”站立者为谷牧夫人牟锋和秘书黄淑和（左一）。
据谷牧的夫人介绍，谷牧从小爱好古诗词及书法绘画，有不少书画界的朋友，而真正与众多的画家结缘，却是在那不堪回首的“文革”期间。《百梅图》卷是名副其实的一百人作一百幅梅花，由书法名家启功写序，著名学者史树青又序，共同编纂而成。谷牧同志何以收藏了这么多国画大师的梅花图呢？
谷牧深情地说：“说到书画，我很感谢我的夫人牟锋，自从实行工资制以来，夫人缩紧全家的开支，保证我每月50元的文化费用来买书和买书画。有时我碰到特别喜欢的，还要借支、超支，夫人对此从无怨言。”
谷牧萌生收集《百梅图》卷的念头，始于为收集书籍字画而徜徉古书店的经历。有一次，他见到一卷出自明代抗倭将领阮鄂的儿子阮自画的吟诗书卷《出守庆阳四十八首》。谷牧展开书卷，虽然卷底已经发黄发黑，但字迹清晰完好无损。谷牧知道这是真迹，他立刻买下来，又把书卷送到荣宝斋进行清洗托裱处理。谷牧清楚地记得，仅装裱就用去了100元。这卷珍品经荣宝斋师傅回春妙手的清洗装裱后完好如初。谷牧细细研读了48首诗，仿佛读着古人的日记。他深知这卷诗能这么完整地保留下来十分难得，这对了解古代的历史文化是极其宝贵的资料，谷牧为此激动不已。
欢喜之余，他又想到自己还珍藏着几幅画坛名家梅花图，如能在纸面上有观赏百梅争艳的场景，该是何等壮观！画坛的大家深知谷牧“爱梅惜梅”，不论疏熟，都纷纷欣然命笔，将自己的梅花图赠送。他们忘不了谷牧的情谊，忘不了谷牧在“高天滚滚寒流急”时的雪中送炭。同时，他们也十分欣赏“梅”“松”“竹”。历代的人们借松的风骨比喻“坚贞”，用竹的挺直形容“气节”，以梅的耐寒象喻“风骨”。梅、兰、竹、菊又被人称为“四君子”；梅、兰象征清幽，竹、菊隐喻高洁。“风骨”和“清幽”，当是谷牧的心声和为人品格的写照。谷牧为继承、保护、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的卓越贡献，在艺术界有口皆碑。
收入《百梅图》卷的作者有何香凝、朱屺瞻、刘海粟等前辈画家，也有龚继先、王超等年轻画家。有的作者如李苦禅、于希宁、董寿平、关山月等或是著名的花卉画家，或以擅长画梅名于世，但也有的画家平生从不画梅的，如李可染。吴作人在题句中特别说明：“谷牧同志嘱写腊梅，久未亲睹，不敢欺人，项见西郊植物园试栽数株，正迎雪放蕊，勉图并题以奉两正。”还有些作者是版画家或诗人、美术史家、建筑学家，《百梅图》卷也为他们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从作品题跋所署创作年月看，最早提笔的是王个簃、来楚生、张大壮，均作于“文革”开始的1966年。数量最多的是1975年和1977年，最晚的是1979年王伯敏、林曦明的作品。《百梅图》卷大部分作品是画家们在“文革”时期创作的，《百梅图》卷也正以此而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
▲谷牧同志接受采访时（右一为本文作者，左一为谷牧同志的女儿刘燕远）
谷牧是一位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鉴赏家和收藏家。他于政务之暇，颇爱文墨丹青。谷牧深爱黄胄的才华，曾大力支持过黄胄先生创办的中国画研究院，对于炎黄艺术馆更是大力支持。炎黄艺术馆开馆两周年之际——即1993年9月28日，谷牧和夫人牟锋将其珍藏多年的百幅梅花图捐献出来，由炎黄艺术馆收藏。这是一位政治家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情流露和对朋友深情厚谊的体现，更是谷牧高尚情操的表现。
谷牧爱梅，画家画梅，《百梅图》卷的价值远不止于笔墨。黄胄在《百梅图编后记》中讲到，“文革”期间，谷牧同志把自己的客厅命名为“抗风轩”，经常邀请一些画家朋友来此欣赏文物书画，借清茶谈心。他们之中，不少人当时仍戴着“牛鬼蛇神”“黑画家”的帽子。《百梅图》卷所收录的画家除极少例外，大多都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遭遇抄家，其中林风眠、陈大羽、黄永玉、黄胄、李可染、李苦禅、郑乃車等人都是1974年批“黑画”事件中的受害者。黄胄在《百梅图》卷的编后记中说：
谷牧同志参观“黑画展览”后，曾向一些画家表示忧虑，“将在历史上留下一页荒唐的大笑话……”在那逆流横行的时期，能如此向被批判的画家交心，体现了他的坚定与胆识，也使许多画界朋友得到安慰和看到希望。《百梅图》卷是一位政治家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情和朋友们肝胆相照的结果。《百梅图》卷中，有好几幅作品都以“铁骨丹心”为题，这是对梅花的褒扬，更是对谷牧人品的赞颂。
“文革”结束后，谷牧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不需我们评说。他对继承、保护弘扬祖国文化的贡献，在艺术界有口皆碑。他和万里同志支持创办中国画研究院；倡议保护恭王府（大观园旧址），修复琉璃厂文物一条街，继而支持创办炎黄艺术馆——改革开放后第一座民办的艺术馆。《百梅图》卷将永远被珍藏在馆，隆重展出并精印成册，以此令华夏子孙和热爱艺术的人共同欣赏。
谷牧向炎黄艺术馆捐赠的不只是珍贵的艺术品，还有一颗爱祖国、爱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高贵之心。
百梅迎春，花香沾襟。谷牧捐赠的《百梅图》卷，能使我们在这梅花芬芳的“香雪海”中感受生活的乐趣，学习老一辈画家在画梅方面的艺术造诣及实践，并从中受到教益。
说到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件小插曲。1999年，谷牧同志借用了一下我们的写字垫毡，在归还毡子的时候，写亲笔信：
凤伟、海霞同志：
借用你们的毡子，忘记还了，现派人送上，务请多谅多谅。前天有人送我一个新笔筒，我这个老笔筒，已用过五十多年了，你们如有兴趣，就留下做个纪念吧。
匆匆
祝你们好
谷牧
己卯正月十四日
捧着沉甸甸的笔筒，谷牧同志那为新中国诞生英勇奋斗的足迹，为发展我国工交事业日夜操劳的身影，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殚精竭虑的面容，如穿过悠久岁月，缓缓但又坚定地向我们走来，感召我们超越自我、战胜困难，完成先辈们未竟的事业。
这就是我记忆里的谷牧同志，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勤朴的老人，好像一直在微笑地看着我、鼓励着我，眼光温暖、深邃而又坚定。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局原副局长）
转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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