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四个纵队12万人马，一路夺关斩将，出奇制胜，将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千里。毛泽东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必将走向全国的胜利。”蒋介石如是说：“大别山决战，是根绝赤祸，振兴党国之根本大计。”大别山成为国共双方你争我夺的焦点，刘邓大军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会场上响起高亢的歌声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周围仅有敌军少量兵力，对刘邓大军构成威胁的，是急追南下的国民党军十九个旅。
既要开辟根据地，又要牵制打击敌人，刘邓命令一纵、二纵在大别山北部钳制尾追之敌；三纵、六纵迅速向南部出击，抢占南线诸城。三纵连克固始、商城、金寨，进击皖西；六纵进入鄂东，挥戈南下，如入无人之境，直指武汉。
于是，蒋介石急令二十三个旅分途扑进大别山区，企图将刘邓大军就地歼灭或挤出大别山区，以确保首都南京侧翼的安全。敌军武器精良，人多势众，气焰嚣张；我军远道而来，缺弹少药，十分疲惫。尽管如此，刘邓还是决定在大别山北部摆开战场。
然而，刘邓大军是从平原成长起来的部队，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同时，根据地未建立起来，人财物得不到补充，有的指战员不敢放手歼敌，顾虑重重。9月份与敌五十八师的三场战役，仗仗不理想。
初战失利，直接影响到全军士气。更有甚者，开始一个人两个人逃跑，临走留下纸条，后来整班跑，集体当逃兵。环境恶劣，军心动摇，部队能否在大别山生根，不容回避的现实摆在刘邓首长的面前。
9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刚刚一个月，在光山王家大湾一间破旧的祠堂里，20多位纵队和旅指挥员挤在一起，谁都没有说话。能抽烟的低头吸烟，不会抽烟的也裹在烟海里，全没往日热闹的气氛。
刘伯承、邓小平刚一走进屋子，所有的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靠近门口的人习惯性地敬了个军礼，伸出了双手。邓小平还礼举手在空中一摆，说了声：“仗没打好，不握手了。”
说着，邓小平径直走到桌前，用灼人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今天召集大家，开个不握手会议，我想，大家心里非常清楚。”
刘伯承缓缓地站起身来，那仅有的一只眼睛因充血而凸起：“政委讲这是一次‘不握手会议’，我说这是一次‘安卵子’的会议。我们有的干部缺乏勇气，没有卵子，不像个男子汉。怎么办呢，只好开个会，安上一副。”
接着，刘伯承用手在空中写了个大大的“勇”字：“这个勇敢的‘勇’字，就是‘男’字头上一顶花冠。没有花冠就像男子汉没有卵子，还称什么勇呢？”简短几句话，令这些血性男儿躁动不安。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接过话茬：“大别山能否巩固，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进程。困难是暂时的，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把刀子插入敌人心脏，蒋介石的日子比我们更不好过。因此，我们应理直气壮。《大别山》这首歌，最近没有人唱了，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从今天开始带头唱这首歌，唱遍大别山，唱出我们的豪情，唱出我们的斗志。”顿时，高亢的歌声响了起来。
政策对头才有盼头
1947年冬的一天，邓小平发现村口大树底下围了不少人。上前一看，才知道是两名战士倒在地上，正在抢救。
邓小平关切地问道：“怎么回事？”
医护人员回答：“没粮食吃，饿晕了。”
这一夜，邓小平几乎没有睡。一副扑克，他正过来，翻过去，倒腾个没完。其实，他的心思不在扑克上，他在下一个难下的决心，作一个难作的决定。
由于部队筹到的粮食越来越少，大多是一些干果子和干菜叶，也只能筹一天吃一天。直属队的战士也有五六天未进一粒粮食，全部吃的是树叶，喝的是野菜汤。昨天饿倒两个，今天又饿倒两个，说不定明天饿倒的会更多。邓小平和战士一样，也是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
天亮的时候，邓小平奋笔起草了一份文件，而且立即转发给坚守大别山的各部队，这就是后来有过争议的《集粮令》，允许部队向地方和百姓征购粮食，没有现款时可以打欠条赊欠，在没有主人的房屋发现粮食，可以先征用，后补偿。
邓小平明白，此令一出，会给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敞开大门，可不放宽征粮政策，这支大军就在饿垮，就会崩溃。邓小平权衡利弊，认为只能先征后补，先错后改了。
敌军重兵“围剿”，多路进攻，刚刚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已经解放的30多座县城相继沦入敌手。地主反动势力猖獗，公开逮捕、杀戮地方干部。
1947年的最后一天，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一行翻越30多里山路，来到金寨县漆店区楼房村检查地方工作。
屋子里很冷，火堆燃得不旺，冒出来的烟十分呛人。李先念低下头，一边吹，一边咳嗽；邓小平也用一本书在旁扇动。
邓小平拍着手上的炭灰，对赶来汇报的负责人说：“先听你们讲讲，群众发动得怎样？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都可以谈。”县委书记、县长们汇报了金寨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清匪反霸的情况。他们特地提到在分田、打土豪过程中出现的过“左”行为，应予以纠正。
原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为迅速发动群众，开始了“急性土改”。有的地方对地主不分大中小，一律乱打乱杀，致使少数贫农也逃向了敌占区，个别地区变成了无人区，少数地方的群众在地富的挑动下，也拿起武器反对解放军。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值得重视。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不一样，过去我们在策略上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脱离了群众。今后，在中心区应暂不动富农的财，在游击区暂不动地主的财，务求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李先念接着说道：“群众发动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坚持。”邓小平把火拨旺了些，接着说道：“我们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大规模‘围剿’，在大别山站住了。我们艰苦一些，在大别山多背敌人几个旅，二陈和刘司令员在外线就能多歼灭一些敌人。我想，倘若今后战略需要，再抽一些主力部队去外线作战，你们能不能挺住？”
“困难会多些，但能坚持。”
“好！承认困难，不怕困难，战胜困难，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有你们这几句话，我的心里更踏实了！”
1948年1月，邓小平经过详细调查和深思熟虑，向中央写了一份综合报告，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应把握的政策界限，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过火行动纠正了，根据地形势开始好转。最后，也正是这支纪律严明的队伍，驰骋在中原大地上，成为埋葬蒋家王朝的一支主力。
（转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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