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
2015年7月28號，我從燕郊去往東四環的一所公寓，第一次見到作業本。
他穿著一身休閒運動裝，靠在辦公室的沙發上，抽著雲煙大重九。聊了不到三分鐘，“行，明天過來上班吧”，他以這句話結束那簡短的面試。
2015年我大學畢業，一個月內，連續被兩家公司辭退。第一個公司是去年上市的《創業家》，在那實習了十多天，正要拿著畢業證去入職時，人事打電話跟我說公司不缺人了。
第二份工作在亦莊，是一家賣古琴的公司，我負責文案。一週之後，我又被辭退，原因是我上班期間坐姿不正，時而抖腿，影響了公司古典優雅、莊嚴肅穆的文化氛圍。
再加上與一位同事因為一句文案爭執了一下午，她把事情告訴老闆，最後判我一個不服從上司（組長）安排的罪名。
那家公司是一個富二代開得，辦公室金碧輝煌，大小古玩不計其數，各類名花名草擺放地錯落有致。
公司有十多個人，集體住在亦莊的一個村子裡，房子是一個破舊的二層小樓。平時上下班車接車送，司機大哥也是公司員工，我與他住一個屋。
被人事告知“你不適合這份工作”後，那天下午一下班，回到住處我就開始收拾行李。將近傍晚，我揹著包提著箱子下了二樓，走到院子裡，回頭望向二樓的走廊，沒看到一個同事，只有老闆養的那兩條半人高的哈士奇目送我離開。
走時沒拿到一分錢工資。
憤怒之餘我把這段經歷寫成一篇文章，發到微博，私信給很多網絡名人，包括羅永浩、韓寒、作業本。幸運的是，第二天收到了作業本的回覆，當然，他也是唯一一個給我回復的。
彼時正值暑假，我和一位同班同學仍住在學校宿舍，他考上了研究生，暑假在校做家教掙學費，我忙著投簡歷找工作。
收到作業本的回覆後，我跟他炫耀：“老子以後要跟大V混了，不出三年，老子也一定是個大V。”他不屑地看了看我，說了句：“苟富貴，勿相忘。”
時過境遷，造化弄人，一晃三年就這麼過去了。如今他已是中國民航大學的助教，前陣子通過朋友圈看到他即將結婚的消息。
而此時的我已經失業了兩個多月，一切彷彿又回到了原點，連給他朋友圈點讚的勇氣都沒有。
失業的日子裡我常常反思，這三年來，我有一半的時間是在作業本身邊。可以說，當初剛剛踏入社會的我，接受的所有價值觀都是來自於他，反觀我現在的處境，這當中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從來沒有埋怨過他，也從未後悔一畢業就跟在他身邊。我們的初識是因為一條私信，他之所以選擇我，大概是因為看到了我脾性當中有與他有相似的部分，而我也有著同樣的傾向。
只是完全沒想到，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教會我的另外一些東西，在此後的近兩年裡讓我走的如此艱難。
喝酒
正式上班後，一切都平淡無奇，真正和作業本混熟，是緣於一頓酒。
2015年8月25號晚上，錘子科技在上海舉辦堅果手機發佈會，羅永浩一如往常地站在臺上宣講產品。
那晚我們加班，他在旁邊看發佈會直播，沒戴耳機，電腦裡傳出現場觀眾異常熱烈的歡呼聲，他也時不時地喊一句：“老羅牛逼”。
發佈會結束，時間已經很晚了，他說請我們吃飯。半個小時後，外賣員送來一份肯德基。四個人坐進飯廳裡，他打開一瓶海之藍，他、老丁、我三個人很快喝完，四姐坐在旁邊吃薯條。
喝酒期間，他問：“你們覺得《教父》主要講了什麼？”老丁說家庭，四姐說親情，他說家族。唯獨我沒說，因為我沒看過《教父》，後來自罰了一杯。
“公司招人有條銘文規定，觀影量必須達到一千部以上，這個規定被你打破了。”他戲虐似的說，我笑了笑，又喝一杯。接著他開了一瓶五糧液，一瓶醬酒，三個人不知道喝到了幾點。
第二天醒來，發現我和老丁躺在他辦公室的沙發上，老丁的腦袋旁邊有一灘嘔吐物。早上九點，他照常來上班，剛一開門又迅速退了回去。
中午在飯廳一起吃飯時，他義正言辭地說：“你們倆，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把地毯清洗了。”
作業本當時在微博上是眾所周知的大V，被冠以“草根網紅、段子手、憤青、公知”的名號，也是早期微博第一批網紅之一，曾出過書、演過電影、寫過劇本、拍過網劇。而生活中除了憤青這個標籤外，其它都很難對應在他身上。
在望京看到自行車隨意擺放，他會感嘆：“這個國家的人是怎麼生存過來的！”在麗都看到汽車停在擋道的位置，他會罵：“傻逼，你看他擋路擋的多心安理得。”在酒仙橋看到一群哈雷轟鳴而過，他直接向他們吐口唾沫，並罵土鱉。
他的性格比較易怒，憤怒的同時又常常帶有率真的一面，正如後來的同事小慧所說：“他每次罵人我都想笑，包括罵我的時候，太可愛了。”我說：“你一定是個受虐狂。”
我們的工作常不能令他滿意，他不會放過任何“教導”的機會，罵和被罵並沒有疏遠員工和老闆之間的關係，反而成為了我們“和諧相處”的必要方式。因為不得不承認，無論情商還是智商，他都毫無疑問地碾軋我們。
有一次小白跟我說：“在他面前，我感覺自己像個傻逼一樣。”我答：“me too。”
電影
小白是九月份來到公司的，十一過後，公司正式啟動劇本項目。在此之前，身為製片人的作業本已經耗時兩年，去往全國各地採訪並收集資料，包括各種錄音、文字、圖片。
項目啟動會議上，他說：“都給我好好幹，電影拍成了少不了你們的好處，老子就靠這個電影翻身了。”
後來我想，所謂“翻身”，大概是徹底擺脫“網紅、段子手”這種虛名。這些標籤貼在他身上的時間太久了，微博的迅速更迭也導致他的人氣開始下滑，“網紅”到了現在本身就不是什麼好詞，“過氣網紅”就更加讓人“聽者有心”了。
與那些相比，他更注重自己知識分子的一面，知識分子不是隻會空談國家，而是要做些自己熱愛的事業。在近幾年的政治形勢下，空談不僅誤國，還可能誤了自己。
接下來的幾個月，公司團隊開啟瘋狂討論劇本的模式，基本每天都討論到凌晨一兩點。餓了叫外賣，外賣吃夠了就在工作室的廚房做飯，我和小白身兼廚師要職。
後來他買了一臺街機，中途休息時大家輪流打拳皇，老丁打得出神入化，沒人願意跟他打。我跟小白都是菜鳥，作業本總跟我們打，不料小白迅速掌握遊戲要領，打他經常三連勝。
“來吧，一把20塊”他捋起袖子，緊緊握住把柄，哐當哐當的聲音打破了深夜東四環的寧靜。
討論劇本的過程相當於一場場頭腦風暴，每個人都要說出自己的創意，給你時間、地點、人物、場景，要迅速聯想到三種以上的劇情設置，這是成為編劇最基本的入門法則。
在討論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觀影量的確很重要，不斷惡補的同時，我的工作重心也開始轉移到收集資料、整理資料當中。
作業本除了參與劇本討論和撰寫，還要不斷出差，在北京也經常與人見面談事，逐漸的，我成了他的助理兼司機。
在他的圈子裡，經常見面的多為導演、作家、媒體人，他們主要以談論電影為主，過程自然免不了喝酒。
晚上八點在大董喝完酒，接著趕往798參加第二場飯局，之後完全不影響他再去國貿三期與人談事。兩個小時後，我們已經在去往首都機場的路上。
這種生活對他來說是種常態，他像一個夜行者，深夜更能讓他靜下心來做事。北京這個城市，任何名氣都不足以讓人找到通向成功的捷徑。
這是一個聚集眾多網紅、明星、導演、作家地方，他們共同組成了一條食物鏈，只是這條食物鏈在場面上不存在分級現象，誰也無法高昂頭顱獨自行事。
去往機場的路上我們很少說話，他靜默地坐在後面刷手機，偶爾會說兩句，像是跟我說的，又像是自言自語。
“國貿三期的電梯跟飛機似的。”
“人生太艱難了，談十件事能成一個就不錯了。”
“狗哥還是很靠譜的，這些年只找他辦過三件事，每件事都成了”。
機場高速似乎不分晝夜的擁堵，應急車道上的車輛時而呼嘯而過，霧霾籠罩在路燈，汽車像是卑微在煙塵裡緩緩爬行的螻蟻。
我從副駕駛上拿起一封郵件遞給他，是大興人民法院寄來的。
團建
2013年5月，作業本發佈一條微博，被認為有侮辱烈士邱少雲的嫌疑，引起大量轉發和評論。
2015年4月，加多寶在營銷活動中就此微博與作業本互動。
2015年6月，邱少雲的弟弟邱少華向大興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加多寶和作業本賠禮道歉，並賠償精神損失費1元。
時隔兩年，他成了被告，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的正常生活。曾經作為旁觀者，大學時我就聽說過這件事，那時覺得作業本是個數典忘祖、大奸大惡、勾結海外勢力的賣國者。
認識他之後發現，這些評判如此滑稽，大概只能存在於小說人物當中。
無論是在生活中、工作中還是網絡上，他都只是一個任性、偏執、理想、憤怒的普通青年而已。也正是這樣的一個偏於極端的形象，深深地影響著畢業不久初出茅廬的我。
2016年3月，彼時劇本已經打磨的差不多，團隊另需一位統籌人員，小慧應邀而來。
小慧來的第二天，作業本在公司宣佈：“明天我們去安徽宣城的桃花潭玩一週，討論不討論劇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要大醉七天。”
小白說：“我不喝酒，能變現的話我就不去了，哈哈。”他從小白身後勒住他的脖子，嘴裡說著狠話，直到他求饒為止。
桃花潭是個美麗的地方，唯一不足的是桃花潭水並沒有深過千尺。
本說好的清晨跑步，傍晚聊劇本，太陽落山喝大酒，結果只有最後一條如實執行。
他的朋友小勇哥十分好客，用當地的特產、野味招待我們，即便如此我們也只大醉了三天，第四天吃飯人都難以湊齊。
那次真正見識到了他的酒量，白的、啤的、紅的、黃的全都喝了一遍，勸酒技巧可謂“威逼利誘”，讓人不得不端起杯子。
第二天小白喝的狂吐不止，我把他送回酒店，路上他哭著跟我說：“不帶這樣勸酒的，說了不喝非讓人喝，媽的，回到北京我就離職。”
事實上，回到北京小白不僅沒有離職，相比我們來說，他反而是唯一一個跟隨作業本走到最後的人。
6月，房租到期，東四環昂貴的租金讓久未盈利的公司不堪重負。在他的吩咐下，我們把辦公用品全部打包，搬到他的住處。
“798的房子還在裝修，到時再搬過去，這段時間大家每週來我家一兩次，繼續聊聊劇本，其餘時間自由支配。”他說。
說這話的時候他很自信，大家表面上也都積極響應。但誰都知道，對於一個公司來說這種做法存在很大的風險。很快，老丁逐漸脫離公司，接著是小慧。
此後的一天晚上，他在亮馬橋的一個使館公寓和一眾朋友吃飯，其中有位黃姓明星，他們整整吃了四個小時。
結束後，他踉踉蹌蹌走過來，鑽進車裡，一身酒氣迅速竄滿車廂。在這期間我一直在車裡等他，他有些不好意地說：“老黃太尼瑪能喝了，本來兩個小時前就說結束，結果一直喝到現在。”
之後一直沉默，車子開到霄雲橋下，伴著車外修路的吵雜聲，他開口說：“以後你就跟我吧”。我說，嗯。
北京一到晚上就到處修路，曾聽說京通快速一夜之間翻修完成，而霄雲路卻一修再修，似乎永遠都修不好。
昏黃的路燈透過玻璃照進車內，我從後視鏡裡看到他閉著眼睛靠在座椅上，面部一明一暗。在我的印象中，他從未有過悲傷，即使悲傷也不會寫在臉上，今晚是個意外。也許他以為無人察覺，也許他只是喝的有點多。
我到家已是凌晨兩點，收到他的微信：“明天早上七點，去大興法院。”
封殺
7月至9月，他出差的次數更加頻繁，中間有一個月只在北京待了兩天。不用上班的我一開始在家挺自在，後來越來越煩躁，眼看身邊的朋友月薪已過兩萬，而我只能勉強維持生計。
9月，我回老家折騰了一週，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錢完全是爸媽出的。返京以後，他仍在外地，9月20號凌晨我寫了一封辭職信，微信發給他，他回了一個字：“好”。
那天一早他匆匆趕回北京，我去機場接他。到了他家，我們坐在大廳不說話，他靠在沙發上玩手機，中途睡了十來分鐘。醒來說：“發消息給小白，晚上過來吃飯。”
跟他一年多來，光在麗都就吃了很多美味。麗都是個明星集聚的地方，這裡道路狹窄，井蓋深陷，汽車亂停亂放，一群低矮的房屋中間突然會矗立起一座五星級酒店，除了麗都廣場，這裡就是他們經常光顧的地方。
有的小館藏匿在花草之中，穿過花草進入廳堂，頓時就會豁然開朗，當然，精緻爽口的飯菜才是吸引他們的原因。
那晚我們沒在麗都吃，而是去了望京的聚寶源。吃飯期間他說了很多話，鼓勵我們堅持下去，共同度過難關。
他一改往日作風，語氣和善，在喧鬧的環境裡說著公司未來的規劃。說真的，我沒聽清他說了些什麼，但知道我可能不會就這麼一走了之。
21號，我和小白去他家開會，他找來一位編劇朋友，四個人討論了一天，晚上叫了外賣。
七點半左右，我們正在吃飯，網上突然出現作業本上新聞聯播的消息。大家立即放下筷子，小白搜出那段新聞視頻，四個人圍著電腦默不作聲，新聞聯播用了4分鐘播報作業本、加多寶、邱少雲事件。
看完新聞我們繼續吃飯喝酒，看得出他在強裝鎮定，心情明顯有些忐忑，手機微信消息不斷。
酒還沒喝兩罐，再也喝不下去，我想他從未像今天一樣醉過。
22號晚上7點多，他的微博被封。沒過幾天，他在朋友圈寫了一篇文章，此後將近兩個月沒回北京。
有人說，作業本的微博被封，標誌著微博精英時代的徹底沒落，正式迴歸到其社交產品本身自帶的娛樂屬性。
而在此過程微信自媒體人早已接過時代的火炬，彼時正值鼎盛時期。社交網絡的興衰更迭，必定會誕生一批人，淘汰一批人，但更多的人只是從某一平臺遷移到另一個平臺。
一直以來作業本只堅守微博，一方面，體現出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固執，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這個瞬息萬變的網絡時代認知不足。
作業本成也微博，敗也微博，可惜社交網絡不是戰場，無法誕生邱少雲一般的英雄。激揚文字的人們即便紅極一時，也可以被輕易抹去，不會被載入歷史的花名冊。
如今人們已經將他遺忘，連同他的一切“成”和“敗”。
12月，他在三個人的群裡發了一條消息，讓我跟小白去青島玩一週。到了青島，我們倆人白天去玩，晚上到一家咖啡廳聊劇本，他開車來接我們。
青島的街道異常乾淨，連一片落葉都很難見到，只是馬路有些高低不平。
路上都是他開車，我和小白坐在後排，音箱每天都只放兩首歌，一首是《水手》，一首是《別哭我最愛的人》。
搬家
2017年1月，小白跟朋友去了香港旅遊，我在他家打包公司的那堆東西。桌子、椅子、櫃子、檯燈以及各類書籍等，太多了，整整用了一週時間。
他打算把這些辦公用具運回家，雖然不值什麼錢，當時置辦時肯定也費了不少功夫。
那天晚上天氣很冷，我在小區裡來回跑動，聯絡長途託運公司的人。他叫來兩位朋友，對他們說：“看什麼有用就留下吧，免得我大老遠搬回去，都不夠油錢。”
託運公司的人很快到來，我對負責人說東西比較多，多來幾個人可能搬得更快。
沒成想他一個電話喊來十多個人，集體湧入大廳，作業本看到那一幕反應了三秒鐘。還好他們手腳麻利，十多分鐘就全部搬完。
夜裡十一點，託運公司的人早已離開，他那兩個朋友也吃完飯回去。屋裡突然陷入寧靜，我倆面對面坐在大廳，各自玩手機。
這樣的場景重複過很多次，不同的是，如今大廳變得空空蕩蕩，悄然無聲，曾經那些沒有生命的傢俱，彷彿也能令這屋子熱鬧非凡。
我突然意識到，這次可能是最後一次。
春節過後，我再次向他提出辭職，隔了好久，他依然回了一個字：“好”。
走時我跟小白說，多年以後我回想起作業本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你，你回想作業本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我。他問為什麼，我說因為我倆被他罵的最多。他哈哈大笑起來，我也哈哈大笑......
理想
去年冬天，我約小白吃飯，中途聊了很多關於他的話題，知道他仍然在堅持做電影，過程非常艱辛，但還好都挺了過來。
前不久，我再次約小白吃火鍋，得知他的電影事業進展的不是很順利，又聯想到自己的境遇，心裡莫名的難過。
小白坐在我對面，火鍋裡冒著熱氣，煙霧繚繞，讓我看不清他的臉，思緒轉而回到了三年前。
2015年7月28號，他穿著一身休閒運動裝，靠在辦公室的沙發上，抽著雲煙大重九。
“看了你私信給我的那篇文章，本想直接幫你，不過你現在最缺的不是錢，是工作。有什麼理想，暫時先放一放，但不要放棄，永遠記住你來北京的目的。行，明天過來上班吧。”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相比於其他，他真正教會我的是——如何做一個理想主義者。而這條路他至今都走得異常艱辛。
當初離開他後，我曾暗自慶幸，以為自己得到了解放。可是某種價值觀早已被植入思想當中，讓揹負著走了近兩年，最終也是一敗塗地。
如今看來，所謂的解放，更像是一種自我選擇的“流放”。
我們最大的共同點是，明知道世界就是這樣了，還總對其抱有一絲希望。如果命運不再有任何轉機，我們終將被困在其中，成為各自理想的囚徒。
上週五是我27歲生日，沒想到是在失業中度過的，身邊只有女友陪伴，晚上她請我吃海底撈。
到了店裡，她跟服務員說明情況，接著，他們陸續送來果盤、長壽麵、小蛋糕，音箱裡放起生日快樂歌。
女友問我：“你今天要許什麼願望嗎？”
我答：“願北京的這個冬天，下一場大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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