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图片。风波48小时之后，“科学狂人”贺建奎现身，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致歉。
28日12时50分左右，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的千人大会堂内拥拥攘攘，记者们互相交谈，眼神追逐着一个还未出现的身影。当主持人报出“贺建奎”三个字时，红色扶手椅上人们瞳孔微张、眼神发亮，脖子小幅度微伸，上千双眼睛聚焦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站定，会场里安静异常。荧光闪烁，此起彼伏。随后，贺建奎用英文发言:
“非常感谢，首先我必须要道歉。我的整个实验结果呢，由于实验的保密性不强，所以数据被泄露了。所以我必须要在今天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那在这个会议开始两天之前，这个话题变得很火爆。这个研究，是已经递交了。整个的伦理委员会来进行监管，我非常感谢。我们整个团队做出了努力。以及对整个研究结果的一系列总结。同时，我也想要感谢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完全不知道我的这个实验。我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进行研究。”
随后，贺建奎对试验背景进行了介绍。他表示，HIV依旧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疾病，很多造成很多死亡。前几个月感染HIV的概率比很多其他宝宝也高很多。不能忽略它的严重性，也导致受到歧视
贺建奎说，我们也看到，有10%的欧洲人缺少某种基因，CCR5基因的敲除是显著的预防HIV的方法。首先我们需要看小鼠基因敲除CCR5基因的影响。两个正常行为的评估，显示没有区别。因此我们去评估，在人类上能否设计CCR5基因的敲除。
在演讲过后，贺建奎接受了来自观众和媒体的提问。提到对两个孩子未来的担忧，贺建奎表示——愿意用自己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讨论会提问环节
在贺建奎进入会场演讲之前，Lovell-Badge向在场观众表示：“我们需要给贺建奎一个阐述他实验过程的机会。”
主持人：很明显，你选择了CCR5基因，因为你看到了很多可以证实的报告，但是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它的功能呢？有几百万人有这个基因的缺少，但这不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在中国这更不常见了。也许可以反应出在北欧比较多见，但在中国没有，那会不会导致其他并发症呢？比如流感。
贺建奎：我们选择CCR5有几个原因，首先HIV在很多国家是致死性的疾病，而且HIV会导致未感染的儿童以后有危险，在国外证实，这些HIV的孩子在6-8个月有5.5%的风险。对于CCR5，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也有一些临床试验。首先，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经了解，在其他的一些项目中，进行了一些定期的病毒的筛查，也确保安全性。
主持人：我追问，CCR5肯定在免疫系统中有一些作用。免疫系统是遍布全身的，包括大脑也受到影响，所以你的研究，曾经说，不会影响到，但曾有研究发下出现CCR5缺少的小鼠有认知方面的异常。你真的了解CCR5基因吗？
贺建奎：我反对使用基因编辑来进行任何的提升性试验。我们选择了CCR5基因作为第一个切入口，另一个原因是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单基因，进行第一个模型。
主持人：还有一些与实验数据有关的问题，比如多少对夫妻，多少卵子获取了，多少进行了编辑？
贺建奎：一共有8对父母参与了有这个研究，一对中间退出。志愿者要求，父亲呈HIV阳性，母亲呈HIV阴性，同时也有年龄要求。
主持人：这次研究一共获取多少卵子？
贺建奎：有31个成功成长为囊胚细胞，30个成功成长到胚胎。
贺建奎：
愿意用自己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提到对两个孩子未来的担忧，贺建奎表示——愿意用自己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来自澳洲的伦理学家：是否能说说机构的伦理审查过程？以及未来，你对孩子的责任？希望你慢慢讲一讲，对孩子未来的责任。
贺建奎：很多人问我这方面的问题，说如果你的亲戚看到基因的遗传性疾病你怎么样。我觉得需要帮助有遗传性疾病的家庭，或者有潜在感染的孩子，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
观众：学界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完全可以选择没有感染HIV风险的其他办法。
贺建奎：首先我们任何这不仅是针对这个病例，而且针对很多。目前还没有HIV的疫苗。我曾认识HIV村的人，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给叔叔阿姨去养，来防止。我自己觉得非常骄傲去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个母亲觉得孩子失去了希望。我会用我所有钱和精力去照顾。
我愿意用我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来自剑桥的伦理学家：知情同意书被四个人看过。那个对话中发生了什么，你如何对父母解释风险等问题？他们读得懂知情同意书吗？
贺建奎：在一个1小时10分钟的会议上，父母、我和两个观察者。他们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我一段一段，一行一行的给他们解释，然后他们可以问任何问题。他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当场决定，也可以带回家慢慢考虑。有两轮知情同意，首先是我的同事，非正式的两小时谈话，然后是我1小时10分钟。
实验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
在演讲过后，贺建奎回答了关于实验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
贺建奎：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还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3年前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学校给我薪水。后来我们开始了临床试验，资金和所有支出（包括给志愿者怀孕期间支付的费用）由我个人出。
我会给自己的孩子做这个实验
此次实验中的双胞胎姐妹露露和娜娜只有一个的基因编辑成功，一些与会者担心这会导致两姐妹遭到父母甚至社会的区别待遇，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贺建奎表示无法回应这个问题。
观众：现在科学界有（胚胎编辑不用于妊娠）这样一个共识，你为什么要越过这个红线？你知道大众的感受，你为什么还要去秘密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贺建奎：我一直是科学界的一员，我在伯克利、在哈佛都谈过一些数据方面的问题，获得过一些反馈，我觉得应该进行一些实验。不少美国专家对此进行过科学伦理讨论，那次讨论也有中国人在场。
来自纽约的参会者：我假定她们中的一个有了免疫艾滋病的功能，她是否会得到区别待遇？特别要是另一个感染了艾滋病，这会改变她们的人生，走上不同的轨迹。
贺建奎：我们要谈孩子的自治。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工具控制她们的未来，让她们自然生长，有选择的自由，让自身的潜力得到充分发展 ，去追求幸福。
追问：她们是小孩子，不可能完全自治，父母和环境很重要。父母会不会区别看她们？
贺建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主持人：如果是你（贺建奎）的孩子，你愿意尝试吗？（基因编辑）
贺建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是我的孩子的话，如果也有一个先天的可能缺陷，我会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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