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有太多的别称。从4000年前的古干国到3000年前的句吴，或者勾吴，再到吴、阖闾大城、吴县、会稽、泰德、吴州、吴郡、平江、隆平、苏州，还有吴城、吴都、吴大城、阖闾、姑苏、吴门、东吴、吴中、吴下、东楚、长洲、茂苑、吴宫、吴苑、苏台、苏郡、中吴、阊门、金阊、苏城，等等等等的，都是。
姑苏是我们亲切的昵称，苏州是我们至今用着的学名。
关于“姑苏”源于“姑胥”的版本坊间流传甚广。《越绝书》称：吴王“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称“丁亥入吴，焚姑胥台”；而跟《越绝书》、《吴越春秋》年代相仿的许多书上，“姑胥之台”、“姑胥台”都写作“姑苏台”，证明两者其实是一码事。
早先战国初期的典籍《国语·吴语》篇记载:“入其郛，焚其姑苏”，说的是越国攻入吴国，焚烧了姑苏台；而其《越语》篇应证此事也提到了“姑苏”一词。
隋文帝开皇九年亦即公元589年废的吴郡，改吴州为苏州，以姑苏山为名。当年苏州刺史白居易离开时，刘禹锡赠诗：“姑苏十万户，皆作婴儿啼。”
唐朝张继《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宋朝范成大的《吴郡志》云：“姑苏山，一名姑胥，又名姑馀。连横山之北，古台在其上。”山不在高，出名在于山上有座姑苏台，拨乱反正了隋时的谬误。
南宋绍兴十四年的1144年，胥门城墙下建造了“姑苏馆”，体势宏丽豪华，为浙西之最，堪称伟观，户部尚书孙觌盛赞道：“姑苏馆宏丽雄深，为三吴之冠，承平时亦未尝见之。”并且还在馆驿旁边的城上筑了一座“姑苏台”。
元朝初，在胥门姑苏馆旧址上建造了“姑苏驿”。明初“姑苏驿”移至盘门外，成化九年即1473年移至胥门外，“背城面河，气势宏敞”。明代归有光曾“登姑苏（台），望五湖。”
唐伯虎《姑苏八咏》中写道：“高台近筑姑苏城，千年不改姑苏名。”明初起就复称的苏州，但在正德元年即1506年编就的府志竟然取名为《姑苏志》，王鏊在“序”中称：“姑苏，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
清朝，“姑苏驿”曾多次修复重建，直至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才裁革。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很多时候说到“胥”，许多人必然联想到伍子胥，总以为这个“胥”是伍子胥的“胥”，但根据清代《红兰逸乘》记载，胥的年代其实更早，是舜时的大臣，精通天文地理，曾辅佐大禹治水立下汗马功劳，舜把苏州一带册封给了胥，因此此地被称为“胥”。
“胥”字古音有二，一是“须”，其意为全、都；二是“苏”，含义也跟“苏”相同，也就是说，“胥”即是“苏”，“胥”就等于“苏”。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姑胥”一词渐而衍变为“姑苏”。
看起来，苏州人好像对“姑苏”情有独钟，亦为世人所熟悉，不是一个平白无故，也不是一个无中生有，而是自有其深刻寓意，“姑苏”是一个承载千年悠久历史、内涵丰富的名字。但其实，苏州人喜欢“姑苏”之名，乃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于“姑”而在于“苏”，“姑”只是个语助词，“苏”却意味无穷。
苏州的苏，原来一直是鱼米之乡的“蘇”，明朝初年卢熊的《苏州府志》记载:“或又谓吴中鱼禾所自出，苏字兼之，故曰苏。”也就是说，当时普遍认为，“苏”的繁体字“蘇”是由草、鱼、米组成的，说明“姑苏”的名字与这里盛产的鱼、米等有关。所以，简化汉字，说起来是件好事，让书写和记录更加便捷；但是，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模糊了文字的面目本意，难以辨解。
苏州的“蘇”，原是青山绿水，鱼米之乡；不仅丰衣足食，还秀色可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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