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美人
京房（前77—前37年），西漢學者，本姓李，字君明，推律自定為京氏，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他受學於梁人焦延壽，焦延壽自稱學《易》於孟喜。焦延壽常說：“
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京房及其老師焦延壽都是精通周易、占卜的高手，但是焦延壽對弟子的優缺點看得非常通透，直接了當的說京房必將因為自己的占卜推算能力而遭遇殺生之禍。這其實是洞察人性的智慧之言，就跟孔子預言自己的得意弟子子路“不得其死”一樣，焦延壽和孔子都看到了京房、子路性格中的缺點，並知道他們的缺點會在政治鬥爭中讓自己深陷漩渦，最終以此身亡。
京房之禍，罪不在《周易》
孔子在《周易》的經傳中就曾經說過一番極有見地的言論：“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這段話是歷朝歷代的最頂級政治家都必須恪守的格言，凡是做不到的，不是掉了腦袋就是族滅，沒有例外。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禍亂’之所以發生，其根源往往是由不當的言語引發的。君主說話不慎密則失信於臣，臣子說話不慎密則災殃及身，重要的事情不慎密則引發禍害。所以，君子處事說話謹守慎密，不亂出去，也就不會亂說話。
跟這段話有關的還有個《錐舌誡子》的故事，後周武帝時，大將賀若弼父親賀敦被宇文護殺害，臨死前叮囑：我因為管不住自己的舌頭，亂髮議論丟了性命，你一定要引以為戒，又拿起錐子把賀若弼的舌頭刺出血，誡以謹口。
大臣烏丸軌向皇帝說：現在的太子沒有做帝王的能力，我曾經和賀若弼談論過此事，皇帝叫來賀若弼詢問，賀若弼知道太子不可動搖，怕惹禍上身，詭辯說：太子的品德學問日新月異，我沒發現有什麼缺點。後來烏丸軌責怪他出而反爾，賀若弼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妄說。”等周宣帝即位，烏丸軌被誅，而賀若弼得以倖免。
但賀若弼最後還是死在亂說話上，時間到了隋朝，隋煬帝楊廣命人制造了一個可容納數千人的大帳篷，用來接待突厥啟民可汗及其部眾。賀若弼認為這太過奢侈，與高熲、宇文弼等人私下議論，被人所奏。楊廣認為他這是誹謗朝政，於二十九日（公元607年8月27日）將賀若弼與高熲、宇文弼等人一起誅殺，時年六十四歲。
京房的遭遇，和賀若弼相比並不令人驚訝，都是同樣因言獲罪，最後死於非命。
京房論災，另有所指
來看京房，京房把他的全部希望寄託在漢元帝（就是把王昭君送到匈奴和親的那位）對自己信任和欣賞的基礎上，以為只要有元帝的大力支持，就能順利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他憑藉一腔熱血，一顆忠心，義正詞嚴參了中書令石顯（宦官）、尚書令五鹿充宗一本。
請看他與元帝的對話：
......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這是典型的儒家式恐嚇的套路，先誇大其詞把國政說的一無是處，到處生靈塗炭，到處奸佞當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然，漢元帝也是比較簡單的，一聽之後大為驚恐，當然也跟著京房的思路往下走了。
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很顯然，京房是希望通過自己的一番披肝瀝膽、災變警示之語，使元帝遠離奸佞的石顯等人，晉用賢德君子。他說得痛快，可並沒有拿出任何真憑實據，還是停留在“譭譽取人”的層面上，元帝怎麼會真的相信他？
這就是沒真憑實據、不辨時機、沒有計劃，最後單純的將“誅殺國賊”的機密和盤托出，元帝轉眼間就把話轉述給了石顯，君房幾句話就跟最大的政治敵人結下了不死不休的仇恨，又怎麼能獨善其身，逃脫對方的反擊呢？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
是不是就是他最好的寫照？！
“君子不黨 ，其禍無援也。小人利交 ，其利人助也”
這段話引自馮道寫的《榮枯鑑》。用現代文翻譯如下：君子不愛拉幫結夥，一旦遭遇災禍往往無人救援。小人愛鑽營愛結交朋友，反而往往得到別人的幫助。
後面還有一句話“道義失之無懲，禍無解處必困”：道義一旦失去了並不會有什麼實際的懲罰，但災禍一旦降臨如果沒有解救但方法一定會遭遇巨大的困難。
得罪君子通常是得罪一個人，得罪小人往往容易得罪一群人。原因就是“君子不群”，小人常常“朋比為奸”，不講道義、不守規矩，一頓群毆或者趁機誣告、落井下石，弄死你再說。
君子和小人鬥爭，往往是君子越鬥越少，小人越鬥越多，越鬥勢力越大。原因就在於君子往往不屑於團結力量，自以為道義傍身，最後在現實中碰壁，被小人打得暈頭轉向、一敗塗地。
我們往往欣賞堅持道義的君子，但是也要客觀的知道遭遇災禍的往往也是這些君子，君子是很難做的，而小人卻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最終逃脫災禍。
京房有道義嗎，有的。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清）。”京房趁此機會，“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漢書·京房傳》）通過講災變的方法，京房獲得了元帝的信任。
但京房的錯誤也正是如此，以為身懷神技，無所不能，到最後直接向皇帝呈上類似於後世張居正的“考成法”，《京房傳》說元帝“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讓官員上下級互相監督，不允許推諉扯皮，意圖提高行政效率。出發點好嗎？大大的好啊，但是對不起，你動了眾人的奶酪，原本別人可以混飯混日子，可以摸魚可以貪汙，你這麼一來，誰還能繼續過安生日子呢？
一個小人擋道不可怕，但一百個一千個小人團結一心跟你對著幹的時候，你還能有好日子嗎？
京房的悲劇，證明他沒有學通《周易》
石顯的反擊是相當有套路的。
京房不是建議皇帝實行“績效考核制”嗎？那好，“石顯、五鹿充宗不露聲色建言，以京房為魏郡太守，拿他實驗“考功課吏法”。表面上不反對“績效考核制”，讓京房當地方官自己考核自己，實際上更陰險的目的是把京房從元帝身邊支開，因為這樣一來，才可以進讒言肆無忌憚的詆譭！
果然，京房離開京城僅一個多月，就被召回京師抓進監獄。但為什麼被抓，確實怨不得別人，正是因為京房自己沒有踐行“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的《周易》寶貴原則。
京房的岳父張博跟京房學易。京房與之很親近，每次與元帝談話，都將談話內容告訴張博 。
張博為京房出主意，請淮南王入朝，可幫助他實行“考功法” 。京房也天真地以為通過淮南憲王遊說元帝，把反對“考功法”的丞相、中書令扒開，換上支持的賢良大臣，就可以實行了。併為淮南王起草請求入朝的奏章。
還有，那次與元帝的著名對話內容，京房出來後也跟御史大夫鄭弘講了。等等這些，石顯均暗中悄悄摸得一清二楚。當京房跟元帝正在“蜜月期”時，他還不敢說。等到京房一出京城，他就肆無忌憚上告，《資治通鑑》上說：“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 。”並且拿出了真憑實據，讓元帝相信罪名成立。再加上牽連到淮南王，成功把握到了漢元帝擔心諸侯造反的脆弱心理。僅此一招棋，石顯就置京房於死地！結果不言而喻：公元前37年，“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
對於一個學過《周易》的人來說，預言吉凶，先知禍福，趨利避害，完性全生，這是最基本的事情。但京房卻沒有做到，其原因正是出於他沒有學通《周易》！因為他把周易當成了進身的工具，當成了以災異警戒天子的工具，當成了政治的工具，術過於道，這才是京房真正的死因！
京房的學生姚平說：“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我相信九泉之下的京房，應該欣慰並理解這番話吧。
談者無語
京房是西漢一位著名的學者，師從著名的易學大師焦延壽，學問精深。當時，宦官石顯權傾朝野，陷害忠良，而皇帝卻每每被矇在鼓裡。京房悲憤交加，決定為皇帝撥開雲霧，看清石顯奸佞本色。於是有了京房與漢元帝的一段對話。
京房：“周幽王與周厲王使國家陷於危亂，他們都任用什麼人呢？”
漢元帝：“兩位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奸佞之人。”
京房：“是明知奸佞仍要任用呢，還是認為他們是賢能之輩？”
漢元帝：“當然認為他們是賢能之輩。”
京房：“為什麼我們說這些人是奸佞之臣呢？”
漢元帝：“他們將局勢搞得一片混亂，陷國君於危險之中。我們事後來看，可以看出他們的真面目。”
京房：“周幽王、周厲王為什麼發現不了？”
漢元帝：“他們相信所任用的都是賢能，要是能察覺到自己的錯誤，豈不都成為明君了。”
京房：“齊桓公、秦二世曾經譏諷周幽王與周厲王，可齊桓公還是用了奸臣豎刁，秦二世用了奸臣趙高。他們都知道前世君主犯下的錯誤，為何自己還會犯同樣的錯誤呢？”
漢元帝：“只有聖明的君主才能以古鑑今啊。”
京房：“陛下任用的是什麼人呢？”
漢元帝：“幸好，我用的人比起上述幾個君王要好。”
京房：“古代帝王跟陛下的想法一樣。後世的人看現在的我們，就像我們看待前人一樣。”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京房苦口婆心，就是要向皇帝說明，奸臣就在身邊。漢元帝抓耳撓腮，沒想出誰身邊有奸臣，只好說：“我確實不知道誰是奸臣，否則怎麼還會任用他呢？”
這個皇帝確實夠糊塗的。京房不得不提醒說：“就是皇上最信任的、與他在帷幄之內計議大事、擁有任免大權的那個人。”皇帝聽明白了，京房說的是石顯。他只是輕聲說：“我已經知道你說的意思了。”
京房煞費苦心布了一個局，從古代說到當代，剖析相當深刻。有沒有起到效果呢？沒有！漢元帝與古代昏君一樣，對身邊的奸佞小人不知不覺，對石顯的信任依然如故。
在石顯眼中，京房成為最危險的敵人，他千方百計要將京房逐出京城。石顯夥同親信五鹿充宗等人，聯合向漢元帝建議，由京房出任地方太守。漢元帝同意了，下詔派京房出任魏郡太守。京房心裡明白，這些奸佞之人，想盡辦法讓他無法親近皇帝。在出任太守前，京房向漢元帝提出一個請求，懇請皇帝准許他在年末時，可以直接入京城面奏。
漢元帝起初答應了京房的請求，但是在石顯等人的挑拔之下，又收回承諾。這下子京房急了，他連上兩道奏章，再次要求可以直接面聖的特權，以免受到石顯等人的阻撓。
然而，石顯的目的決不僅是將京房趕出京城，而是要置他於死地。經過多方收羅，石顯找到了京房的罪證。
原來京房每次與漢元帝談話後，總是將談話的內容告訴岳父張博，張博就將這些談話內容都記了下來。張博同時也是淮南憲王劉欣的舅舅，經常向自己的外甥要錢，作為回報，他答應為淮南憲王爭取入朝面聖的機會，其實他什麼事也沒做。為了欺騙淮南憲王，張博就讓京房代寫了一份請求入朝的奏章，他就拿著這份奏章給淮南王過目，表示自己盡力了。
張博的這些事讓石顯知道了，他馬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給京房扣了三大罪狀：第一，與張博合謀，誹謗政治；第二，讓皇帝背黑鍋，他那份為淮南憲王而寫的奏章，根本沒有交到皇帝手裡；第三，欺騙諸侯王。
欺君乃是大罪，這本來與京房無關，可是石顯硬是把他牽扯進來了。漢元帝大怒，下令將京房與張博兩人抓起來，投入監獄。得罪了石顯，京房難逃一死，最後他與張博兩人全部被判處死刑。
石顯又贏得了一場勝利。這件事，也證明了漢元帝不過與周幽王、周厲王一樣，都是昏庸帝王罷了，無可救藥。事實上，大漢帝國的衰敗，也是從漢元帝開始的。
君山話史
京房氏的來國在下面或上面數位答案中己寫出就不用再費墨水了。
表而上京房氏是死於宦官之手，實際或微觀的說是死於逆行而行，自作孽。
為什麼要這麼說法，因為天道是陰陽互環的，任何時候都存在兇與吉，好事不做盡，壞事不做絕。而京房氏剛正還偷竊天機，眼中存不得吵，違背《易經》中陰陽正循的道理，招來橫禍。
京房氏是焦延壽的學生，那時代頂尖級的易學高手。
《易經》是抑陽圧陰，但並不是滅絕陰儀，進一步是多說正道的表而，而少說事物的黑暗。
而京房氏好論災異妖邪說，相當於好多算命師先生見人就說你有“血光之災”，大家看這樣的說法都被人噴出翔，京房氏在廟堂之上也大行其道的妖邪說法能得好下場嗎！
《易》有云：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能說的就說，不能符合當時勢的就默言，明咎保身最要緊。也沒必要時時盡力，比如你某知名論壇上說話，用盡真心說出真言，那又如何，還不是招來封口。看客也不會感謝你的知識貢獻。
儘管京房氏聰明絕頂，但廟堂上是諸眾人的利益。但《易》提倡的是抑陽壓陰，就是7：3分成，不行就退而保其身。
塵緣術數
京房是在董仲舒學說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因而在他一生的著述中,都深受其影響,處處表現出董仲舒的那種天人相應的原則精神。
但也有與董仲舒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天人關係上。董仲舒認為人世的一切是“法天”的,因而天像大神一樣控制著人間的一切。
但京房並不將天或宇宙當作天神,更不將宇宙或天地與方士系統的“太一”天帝等聯繫起來。他認為董仲舒的陰陽五行是宇宙或天地自身的結構或組織,因而以陰陽五行機制為基礎的天人關係,不是一種神壇與眾生的關係,也不是種天神與其統治下的萬民的關係。
人天關係只是宇宙或天地結構的外在表現,即宇宙或天地深層結構中的某種變化在宇宙或天地中的萬物,也就有著相應的變化。所以他認為各種現象本質上是相互聯繫的。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變化也反映了宇宙和天地間深層結構的變化。
如果天地間陰陽調和,五行有節,則萬物繁榮,人丁興旺,社會安定;反之,天地風雨錯謬,災異頻繁,人民貧苦,社會動盪,政教不立。這種陰陽不協,五行乖亂只要帝王在政治上進行有效的調節,就可以消除或改善。比如對於符應,京房就認為“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譭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
即認為人主只要任用賢人,去佞人就會有符瑞之應。符應只不過是宇宙或天地深層結構變化的各種反映,他認為宇宙或天地間的陰陽五行機制是可以被王掌握而加以調節的。
他更進一步認為宇宙或天地的深層結構可以用《易》學中的八卦系統來表示,或者他認為八卦系統就是一種天地宇宙結構的符號統。
京房一生就是針對這一課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由於他把攤子鋪得太大,而且死得又早,最後似乎只留下了一大堆零散的資料，實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