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辦報範式與黨報理念的衝突與調適——對整風運動中重慶《新華日報》改版的考察

王雪駒,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17級博士生

楚航,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17級碩士生

王潤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引言

1938年,武漢初創時期的《新華日報》在王明主持之下,新聞宣傳標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方針,在具體新聞報道上與黨中央的“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路線方針多有摩擦。後周恩來主持新華日報社工作,對報紙的新聞工作和言論方向予以指導,將報社宣傳方向置於黨中央的路線方針之下。即便如此,鑑於城市辦報的環境與抗戰的嚴峻形勢,《新華日報》更多地是一份大眾傳播意義上的報紙(伍靜,2015),表現出一定的“獨立性”(李金銓,2013:16),成為中國共產黨城市辦報範式的代表。但城市辦報範式表現出的獨立性背離黨報標準,面臨著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改造的危機。

1942年4月1日,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解放日報》率先改版,吹響了改造黨報的號角,其最主要影響是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的基礎;此外,圍繞著《解放日報》的改版,也“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新聞理論研究的哲學範式”(劉海龍,2013:95)。而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因被批評有“獨立性”“自由主義”等錯誤,繼《解放日報》後,成為整風運動中在新聞戰線上的重點改造對象。1942年7月9日,《新華日報》全文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在報社內部開始了整風學習;9月18日,報紙發表《為本報革新警告讀者》,開始正式改版。

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研究,學界多有涉及,共識為《解放日報》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相較於《解放日報》轟轟烈烈的改版、眾口皆同的意義承認及學界的諸多研究,對《新華日報》改版的背景、材料、過程及結局卻缺少較為深入的分析。基於此,本文試著提出一些問題,如《新華日報》為何改版?其改版受到《解放日報》改版何種程度的影響?《新華日報》作為城市辦報範式,在中國共產黨改造黨報的理論之下有何應對或變化?城市辦報範式結局如何?

城市辦報範式理論危機:

重慶《新華日報》的特殊性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就對黨的報刊功用有了基本認識和原則性規定:“一切雜誌、日刊、書籍和小冊子須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經辦”“無論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應由黨員直接經辦和編輯”“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不能刊載違背的方針、政策和決定的文章”(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a:1);“新聞報刊理當是掌握在統治階級政黨手中,用以進行階級鬥爭的一種有力的工具”(紅旗日報,1930)。一言以蔽之,黨的報刊必須在政治上徹底服從黨的管理,在內容上傳達黨的方針政策,即黨報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另外,中國共產黨深受馬列主義的影響,馬列學說中對報刊的認知經驗也影響了中國共產黨。

尤為重要的是,伴隨列寧報刊思想的引介,中國共產黨通過新聞實踐活動,得以在不斷重複中加強和貫徹對黨報的原則性規定。列寧的“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的說法被普遍接受,“幾乎成為關於黨報性質、地位及功能的標準解釋”(黃旦,2008:252)。

具體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早在1920年代就認識到黨報宣傳的功能。毛澤東深諳馬列主義理論,他對列寧報刊思想及無產階級辦報思想有著深刻理解,再參考延安整風運動時期《解放日報》的改版,毛澤東認可黨報的標準應該是:辦報思想上,黨報是“黨組織的喉舌”;實際操作上,強調黨性、階級性和政治性,把“全黨辦報”的原則具體制度化,使報紙的報道與黨組織聯成一起,不許黨報表現獨立性(李金銓,2013:16)。

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的唯一大型日報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向全國公開發行的機關報,是“中國革命的‘火星’”(韓辛茹,1990:40)。李金銓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報系統存在著以《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為標準的兩種範式:“《解放日報》是紅區的農村派,反對自由主義,確立黨報喉舌的原則;《新華日報》在白區,代表都市派,高舉自由主義的旗幟,以作為對抗國民黨的策略”(李金銓,2013:16)。《新華日報》受城市辦報環境的影響,在周恩來、潘梓年、章漢夫等報社領導者指導下,辦報原則、刊載內容、辦報隊伍方面,具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和靈活性。但是武漢初創時期《新華日報》的一些錯誤表現,是黨中央所不認可的(齊輝、王雪駒,2017),雖經周恩來等人的糾正,但遷至重慶後《新華日報》的“獨立性”也時有流露。

《新華日報》在新聞報道中流露出獨立性的傾向,主要表現在報社處理緊急事務時和黨中央溝通不及時,自作主張;為維護統一戰線,誇大了國民黨的作用和形象。1939年5月3日、4日,日機轟炸重慶,新華日報館遭到破壞,損失雖不大,“工作還是受到影響”(韓辛茹1990:40)。國民黨中宣部用蔣介石直接干預的名義,以疏散各家報館到市郊重建房屋為由,下令各報停刊,共同出一張《聯合版》的報紙。1939年5月17日,《新華日報》因配合聯合出版而停刊。黨中央認為《新華日報》停刊“對我們黨的政治宣傳和政治影響,是一個大的打擊”,繼而在來電中批評南方局“你們未徵求中央書記處意見即同意停版,實屬政治上一大疏忽”,因“新華日報是代表共產黨的言論機關,與其他報紙不同,堅持新華日報繼續單獨出版的權利”(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a:89),須儘快恢復出版。此外,黨中央還指示《新華日報》應在新聞業務上有所改觀,要“充實和擴大群眾的內容”。具體做法有“不僅將過去新華專論一類的論文登載,且須有系統的刊載我黨及八路軍新四軍各邊區情形的通訊和消息,同時,儘量翻印和發行新中華報(從本期起寄新中華報紙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a:89)。黨中央對《新華日報》採取何種方式在國統區宣傳邊區新聞、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已開始重視研究,並對其表現出的一些宣傳錯誤傾向表示了不滿。

其實,中國共產黨內部對《新華日報》城市辦報範式和具體表現,也存在著一種不以為然的態度。曾任陝甘寧邊區《邊區群眾報》主編的胡績偉回憶,他在《邊區群眾報》寫時事述評中,稱呼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的元首”“中國人民的領袖”,被時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責罵,後者罵蔣“什麼狗屁領袖”,是“反動頭子!”。胡績偉頓覺委屈,翻出幾期《新華日報》,上面寫有“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總裁”“中華民國元首”“中國人民偉大領袖”“蔣委員長萬歲”等一些對蔣介石的稱呼。胡帶著這幾期報紙,找到西北局宣傳部部長李卓然評理。胡績偉回憶道,“他(李卓然)沒有正面說高崗批評的不對,只是很委婉地說:‘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我們對蔣介石的態度是又團結又鬥爭,一般稱呼也還是很客氣的。《新華日報》在重慶出版,當然對蔣介石那樣稱呼。你剛從國民黨統治區來,這樣稱呼慣了,不能怪你。’他又說:‘《邊區群眾報》是在延安出版,我們可以注意少用這樣的稱呼就是了’”(胡績偉,1998:193)。由此可見,《新華日報》所處的城市環境和國共合作政治背景,使得報紙呈現偏向國民黨的傾向,為許多在陝甘寧邊區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不滿。

《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黨報存在的諸多問題,逐漸為毛澤東所密切注意,並著手解決,改造黨報率先從延安《解放日報》開始。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的文件《為改造黨報的通知》,為建設什麼樣的黨報界定下五條標準:“報紙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有力的工具”“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生活”“必須加強編輯的工作”“要有適當的自我批評”“文字應力求通俗簡潔”(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a:126-127)。延安《解放日報》於1942年4月1日發表改版社論《致讀者》,正式改版。報紙從版面安排和內容都進行了改革,並緊密配合整風運動,為改造黨而進行鼓動宣傳,最終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黨報的延安範式,即:“以組織喉舌為性質,以黨的一元化領導為體制,以四性統一(黨性、群眾性、戰鬥性、指導性,統一性在黨性之下)為理論框架”(黃旦,2008:279)。

從新華日報社組織結構上來說,武漢初創時期的《新華日報》雖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第一份公開出版的日報,但更多地作為中國共產黨長江局的機關報而存在。1937年12月23日,在成立長江局的會議上,王明任書記,會上決定成立黨報委員會,王明任主席;《新華日報》創刊後,王明、博古、吳玉章、董必武、凱豐、鄧穎超組成董事會,王明為董事長。報社還參照蘇聯辦報模式,建立了編輯委員會,由編輯部人員組成,負責報紙的日常編輯採訪等新聞業務活動。報社的日常工作,主要由編輯委員會處理,黨報委員會的作用並未凸顯,這並不符合黨報延安範式的要求。這一切表明,城市辦報的範式或傳統所表現的探索實踐活動,不被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所徹底認可。

《新華日報》的改版過程:

改造黨報的繼續

在武漢《新華日報》時期,王明曾說“我要按照歐洲的經驗來抓報紙宣傳工作”(閔大洪,1983:475),明顯地流露出一種大報情結。忽視自身條件,照搬歐洲報紙的經驗來抓報紙宣傳工作或攀比國內外大報的行為,在整風運動中極易和“教條主義”相掛鉤。

《新華日報》遷至重慶後,成為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唯一公開的輿論陣地”(熊復,1983b:225),在群眾中威信極高。但是具體到報紙業務上,仍然自成一套新聞報道、新聞編輯體系,以國際和國內新聞為主,並在報紙社論積極配合黨的政策做宣傳。

以此衡量,《新華日報》的版面安排、報紙內容與報道思路,與改版前的《解放日報》極為相似。而《解放日報》的改版,其率先被批評的就是報紙版面和內容安排,太過側重“國際化”,缺少對中國共產黨政策方針和根據地新聞的報道。從版面安排和內容而言,《解放日報》改版的由頭“大半也是因此而起”(黃旦,2008:254)。1942年2月1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解放日報》問題時,發言指出:報紙要以自己國家的事為中心,這正是表現得一種黨性。現在《解放日報》還沒有充分表現我們的黨性(逄先知,2013:362)。《新華日報》長文章過多,一定程度上脫離中國抗日戰爭實際和國統區人民實際生活,也是典型表現。

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黨報系統主導地位的延安範式。重慶《新華日報》不可能“坐等”命令做被動改造。1942年3月14日,在《解放日報》改版之前,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其中就提到:“關於改進《解放日報》已有討論,使之增強黨性與反映群眾,《新華日報》亦宜有所改進”(逄先知,2013:368)。其實,據熊復回憶,《新華日報》從1942年1月報紙創刊週年紀念活動時,就開始醞釀改版,並提到了工作議程之上(熊復,1983b:226)。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文件《為改造黨報的通知 》給建設黨報的標準做了界定後,4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正式改版。在《解放日報》的改版過程中,《新華日報》多次轉發《解放日報》的社論。很明顯,《新華日報》準備按照《解放日報》的改版範式,嵌入式地為報紙做改造工作。《新華日報》對整風運動的文件做轉載報道的同時,5月23日報紙開始為改版做準備,在2版發表社論《敬告本報讀者——請予本報以全面的批評》。文章談到作為“團結抗戰的號角,人民大眾的喉舌”,報社準備改版以配合整風運動:

在我黨中央及毛澤東同志號召整頓三風以來,本報即遵照決定,準備作全面之檢討,以改進本報來響應及執行號召。整頓三風的號召,是要在發揮黨內民主集中制,和自我批評的原則,以及發揮民主精神,歡迎黨外人士批評之下,來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非辯證的、非科學的、脫離實際的、脫離民眾的缺點和錯誤,俾黨內、黨與民眾間,能更加一心一德,團結一致為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而努力。

《新華日報》發動讀者為報紙提意見、出主意,更多地表現在發揮報紙團結抗戰的層面之上,這為後續正式改版做了業務準備,並統一了思想,也表明報紙改版是由外到內的過程。

經過三個月的醞釀之後,在正式改版前,從9月11日起《新華日報》在頭版連續一週登載大字的改版預通知。9月18日,報紙在頭版大字標出“本報今日起革新內容”,開始正式改版,並在第三版刊登了改版社論《為本報革新敬告讀者》。文中談到報紙存在的問題可謂“一覽無餘”:片面反映黨的政策,缺少具體的解釋和發揮、沒有適應當時當地的情況,加以闡明黨中央整頓三風的號召、報紙中存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殘餘、對群眾生活、情緒和意見反映太少、缺乏與群眾的密切聯繫。文章所提到的不足,最後歸結為一句話,“我們還沒有使報紙充分具有中共黨報的品質,人民大眾的喉舌的作用”(新華日報,1942),對黨報應當發揮的作用及改革的方向亦做了明確之規定:

本報為中共機關報,它是團結抗戰的號角,人民大眾的喉舌。它應宣傳和解釋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和群眾生活,使它成為集體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它應據有與群眾有聯繫的廣大通訊員和特約撰稿員。它的文字,應通俗簡潔。……其主要方向,是要使報紙從各方面貫徹黨的政策,從各方面反映人民的呼聲和要求,使新華日報真正做到不僅是中共的機關報,同時,要成為人民自己的報紙。

由此可見,《新華日報》回應了毛澤東對黨報的批評,在文中列舉事實檢查報紙的過錯:報紙沒有充分發揮“中共黨報的品質”,是“不完全黨報”。1942年9月18日改版通知中介紹了改版以後的報紙特色,在頭版就對報紙版面和內容安排做了規劃,主要有言論、友聲、新聞及四版副刊四個板塊。言論要加強質量,力求及時反映當前事變;特開“友聲”專欄,增多篇幅,邀請各界人士撰稿,以便反映各方意見;新聞上,儘量增加國內外專電及通訊,要著重報道邊區敵後情形;四版保留“青年”“婦女”專欄,增加“團結”專欄,餘為綜合的文化版,力求文字生動活潑。

除欄目的改變外,報紙的新聞報道也做出了相應改進。改版後的《新華日報》,頭版為新聞,二版為國內新聞,三版為國際新聞,四版為新華副刊。較改版前報紙對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密集報道,改版後更多地集中在國內抗日戰場、陝甘寧邊區及抗日根據地的報道上,並加大了對整風運動的報道力度。如《解放日報》改版一般,形式改版的背後,隱寓著報紙眼光、視點和角度的變化:由外向變為內斂(黃旦,2008:269)。經過改版,《新華日報》辦報思想、特點、風格基本穩定。一言蔽之,嚴格按照3月16日中宣部通知要求以改造報紙,配合整風運動以改造黨,最終消除城市辦報的獨立性,打造以《解放日報》為標準的“完全黨報”,可稱作為“解放日報式的新華日報”。

除黨報理論指導下對報紙的業務改造,也需報社制度的維護與日常規範的支撐,以使改版能落實到報紙的整個運作中。如前所說,報社的日常工作其實主要是編輯委員會處理,黨報委員會直接領導作用沒有凸顯。經過改版,組織結構方面,報社成立了新的社務管理委員會,社長、總編輯、副總編輯、經理和管黨務的人參加,主管報館的日常行政事務,與編輯委員會平行。黨務人員的參與,使得黨對報社的領導作用尤為凸顯出來,《新華日報》在制度上也在向黨報延安範式看齊。

城市辦報範式的調適:

按照黨報理論辦報

《新華日報》的城市辦報範式,必須釐清其生存的理論根基,就是報紙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黨報,“黨報”二字是其辦報要義、理論來源及歸宿。1942年起,在改造黨報的浪潮中,《新華日報》依照《解放日報》的改造模版及後者確立的黨報延安範式,按圖索驥地改版,並配合整風運動,積極地進行黨內思想教育的改造。《新華日報》既要消除在城市辦報的獨立性,向《解放日報》看齊,打造“完全黨報”,也要利用報紙配合整風運動進行黨員的思想改造。總之,經過改版與整風,“《新華日報》的黨性大為加強,戰鬥力大為提高”“報館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業務上都有了顯著的進步”(熊復,1983b:224)。由此,《新華日報》通過改版,完成了改造報紙、服從黨、宣傳黨的任務。

但是,這不代表城市辦報範式的徹底消失,在黨報理論的指引和延安範式的框架下,《新華日報》會基於城市辦報的環境,做出調適應對之舉,故也會表現出區別《解放日報》的獨特性。因中國共產黨黨報在國統區擁有特殊的身份印記,在重慶辦報的環境也不同於延安,陪都政治關係錯綜複雜,報社辦報條件艱苦,尤其受到國民政府的密切注意。在蔣介石高度關注與秘密指令之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國民黨中宣部、重慶新聞檢查所採取各種措施對《新華日報》進行新聞檢查,扣檢之事頻頻發生。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辦報,必然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阻擾,故新華日報社的日常工作和新聞宣傳活動受到極大衝擊。報社為報紙能夠順利安全地發送到讀者手裡,便於讀者閱讀,還根據讀者意見調整報紙版面。如,報紙的言論通常在一版,後有許多讀者反映,言論在頭版,篇幅太長閱讀不易,且有醒目報頭,易為國民黨特務注意。報社聽取了讀者的意見,把社論、要聞改到二版,“這樣拿起報紙剛好報頭在背面,讀者就可以大膽地讀了”(廖永祥,1979:207)。這說明報社為“掩人耳目”,出於順利發行、便於讀者閱讀,更是基於政治安全的考慮,做出版面調整,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大城市辦報受到政治環境制約,也說明了《新華日報》城市辦報的獨特性。

但畢竟經過改版,《新華日報》得以改造,在整風運動中成為改造包括新華日報社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內的國統區黨員的思想武器和陣地,“對黨性原則的貫徹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伍靜,2015),城市辦報的範式和延安範式的衝突得以在理論上消弭。但是,具體到新聞實踐活動中,地處國統區城市的特殊環境中,《新華日報》採取靈活適應城市環境、尊重新聞客觀規律的調適應對之舉,但有一些超出黨中央宣傳要求的新聞活動,不符合完全黨報的辦報精神。董必武代表《新華日報》的檢討,也證明了城市辦報的複雜性。正如陸定一評價道:“《新華日報》八年的歷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歷史。這些說不盡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價的,是有重大代價的。(陸定一,1979:3)”

結語

列寧在《怎麼辦》中批評機會主義時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86:23),以此強調理論指引革命運動的重大意義。歷史學者高華將其引述為“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高華,2010:207),以此看來,黨報理論就是指揮黨報行動的最高綱領。無論從被容納於黨報理論的需要,還是在實踐中以《解放日報》的延安黨報範式為藍本的現實考量,重慶《新華日報》的改版是不容置疑、迫在眉睫之事。新華日報社除了業務層面的改版之舉,也進行了整風運動的思想教育。但是,由於城市辦報的特殊性——政治打壓、報紙檢查、辦報條件有限——在國共合作環境下,《新華日報》為求得生存,“靈活適應城市辦報、尊重新聞客觀規律、倡導專家辦報、黨性與人民性並重”(伍靜,2015),改版前報紙版面上時常流露出“獨立性”“自由主義”的傾向。經過整風運動,改版後《新華日報》在黨性原則極大貫徹之下,此種情形偶有失誤,但已極大改觀。“整風後的報紙,可以說做到了與黨的領導機關、與實際鬥爭和群眾生活呼吸相關、息息相通。報紙至此才真正成為黨宣傳政策、指導工作的銳利工具,成為黨聯繫群眾的重要紐帶”(寧樹藩,2017:35)。至此,城市辦報範式與《解放日報》確立的黨報理論完成了從衝突到調適的轉變過程。新中國成立後,黨報還是選擇了在農村革命根據地辦報傳統,延安解放日報範式成為中國共產黨辦報的模式樣板,“1949年以後,《解放日報》成為中共辦報的唯一模式”(李金銓,2013:16)。建國後,《新華日報》“集體的組織者”功能已經過時,而新聞界國統區知識分子也被邊緣化(伍靜,2015),這一切均說明《新華日報》的城市辦報範式也完成了其獨特而又艱鉅的歷史使命,這種黨報的另一種探索從而被收納入建國後一元化趨向的延安範式之中。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8期。

本期執編 / 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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