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博士生
楚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硕士生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一
引言
1938年，武汉初创时期的《新华日报》在王明主持之下，新闻宣传标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具体新闻报道上与党中央的“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路线方针多有摩擦。后周恩来主持新华日报社工作，对报纸的新闻工作和言论方向予以指导，将报社宣传方向置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之下。即便如此，鉴于城市办报的环境与抗战的严峻形势，《新华日报》更多地是一份大众传播意义上的报纸（伍静，2015），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李金铨，2013：16），成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办报范式的代表。但城市办报范式表现出的独立性背离党报标准，面临着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改造的危机。
1942年4月1日，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解放日报》率先改版，吹响了改造党报的号角，其最主要影响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基础；此外，围绕着《解放日报》的改版，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研究的哲学范式”（刘海龙，2013：95）。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因被批评有“独立性”“自由主义”等错误，继《解放日报》后，成为整风运动中在新闻战线上的重点改造对象。1942年7月9日，《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在报社内部开始了整风学习；9月18日，报纸发表《为本报革新警告读者》，开始正式改版。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研究，学界多有涉及，共识为《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相较于《解放日报》轰轰烈烈的改版、众口皆同的意义承认及学界的诸多研究，对《新华日报》改版的背景、材料、过程及结局却缺少较为深入的分析。基于此，本文试着提出一些问题，如《新华日报》为何改版？其改版受到《解放日报》改版何种程度的影响？《新华日报》作为城市办报范式，在中国共产党改造党报的理论之下有何应对或变化？城市办报范式结局如何？
二
城市办报范式理论危机：
重庆《新华日报》的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对党的报刊功用有了基本认识和原则性规定：“一切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不能刊载违背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新闻报刊理当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政党手中，用以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有力的工具”（红旗日报，1930）。一言以蔽之，党的报刊必须在政治上彻底服从党的管理，在内容上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即党报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另外，中国共产党深受马列主义的影响，马列学说中对报刊的认知经验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
尤为重要的是，伴随列宁报刊思想的引介，中国共产党通过新闻实践活动，得以在不断重复中加强和贯彻对党报的原则性规定。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被普遍接受，“几乎成为关于党报性质、地位及功能的标准解释”（黄旦，2008：252）。
具体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早在1920年代就认识到党报宣传的功能。毛泽东深谙马列主义理论，他对列宁报刊思想及无产阶级办报思想有着深刻理解，再参考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解放日报》的改版，毛泽东认可党报的标准应该是：办报思想上，党报是“党组织的喉舌”；实际操作上，强调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把“全党办报”的原则具体制度化，使报纸的报道与党组织联成一起，不许党报表现独立性（李金铨，2013：16）。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大型日报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是“中国革命的‘火星’”（韩辛茹，1990：40）。李金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系统存在着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为标准的两种范式：“《解放日报》是红区的农村派，反对自由主义，确立党报喉舌的原则；《新华日报》在白区，代表都市派，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以作为对抗国民党的策略”（李金铨，2013：16）。《新华日报》受城市办报环境的影响，在周恩来、潘梓年、章汉夫等报社领导者指导下，办报原则、刊载内容、办报队伍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和灵活性。但是武汉初创时期《新华日报》的一些错误表现，是党中央所不认可的（齐辉、王雪驹，2017），虽经周恩来等人的纠正，但迁至重庆后《新华日报》的“独立性”也时有流露。
《新华日报》在新闻报道中流露出独立性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报社处理紧急事务时和党中央沟通不及时，自作主张；为维护统一战线，夸大了国民党的作用和形象。1939年5月3日、4日，日机轰炸重庆，新华日报馆遭到破坏，损失虽不大，“工作还是受到影响”（韩辛茹1990：40）。国民党中宣部用蒋介石直接干预的名义，以疏散各家报馆到市郊重建房屋为由，下令各报停刊，共同出一张《联合版》的报纸。1939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因配合联合出版而停刊。党中央认为《新华日报》停刊“对我们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影响，是一个大的打击”，继而在来电中批评南方局“你们未征求中央书记处意见即同意停版，实属政治上一大疏忽”，因“新华日报是代表共产党的言论机关，与其他报纸不同，坚持新华日报继续单独出版的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89），须尽快恢复出版。此外，党中央还指示《新华日报》应在新闻业务上有所改观，要“充实和扩大群众的内容”。具体做法有“不仅将过去新华专论一类的论文登载，且须有系统的刊载我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各边区情形的通讯和消息，同时，尽量翻印和发行新中华报（从本期起寄新中华报纸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89）。党中央对《新华日报》采取何种方式在国统区宣传边区新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已开始重视研究，并对其表现出的一些宣传错误倾向表示了不满。
其实，中国共产党内部对《新华日报》城市办报范式和具体表现，也存在着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曾任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主编的胡绩伟回忆，他在《边区群众报》写时事述评中，称呼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元首”“中国人民的领袖”，被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责骂，后者骂蒋“什么狗屁领袖”，是“反动头子！”。胡绩伟顿觉委屈，翻出几期《新华日报》，上面写有“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元首”“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蒋委员长万岁”等一些对蒋介石的称呼。胡带着这几期报纸，找到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评理。胡绩伟回忆道，“他（李卓然）没有正面说高岗批评的不对，只是很委婉地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对蒋介石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一般称呼也还是很客气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当然对蒋介石那样称呼。你刚从国民党统治区来，这样称呼惯了，不能怪你。’他又说：‘《边区群众报》是在延安出版，我们可以注意少用这样的称呼就是了’”（胡绩伟，1998：193）。由此可见，《新华日报》所处的城市环境和国共合作政治背景，使得报纸呈现偏向国民党的倾向，为许多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不满。
《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党报存在的诸多问题，逐渐为毛泽东所密切注意，并着手解决，改造党报率先从延安《解放日报》开始。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的文件《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为建设什么样的党报界定下五条标准：“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必须加强编辑的工作”“要有适当的自我批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26－127）。延安《解放日报》于1942年4月1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正式改版。报纸从版面安排和内容都进行了改革，并紧密配合整风运动，为改造党而进行鼓动宣传，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延安范式，即：“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统一（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性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黄旦，2008：279）。
从新华日报社组织结构上来说，武汉初创时期的《新华日报》虽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日报，但更多地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江局的机关报而存在。1937年12月23日，在成立长江局的会议上，王明任书记，会上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新华日报》创刊后，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邓颖超组成董事会，王明为董事长。报社还参照苏联办报模式，建立了编辑委员会，由编辑部人员组成，负责报纸的日常编辑采访等新闻业务活动。报社的日常工作，主要由编辑委员会处理，党报委员会的作用并未凸显，这并不符合党报延安范式的要求。这一切表明，城市办报的范式或传统所表现的探索实践活动，不被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所彻底认可。
三
《新华日报》的改版过程：
改造党报的继续
在武汉《新华日报》时期，王明曾说“我要按照欧洲的经验来抓报纸宣传工作”（闵大洪，1983：475），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大报情结。忽视自身条件，照搬欧洲报纸的经验来抓报纸宣传工作或攀比国内外大报的行为，在整风运动中极易和“教条主义”相挂钩。
《新华日报》迁至重庆后，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唯一公开的舆论阵地”（熊复，1983b：225），在群众中威信极高。但是具体到报纸业务上，仍然自成一套新闻报道、新闻编辑体系，以国际和国内新闻为主，并在报纸社论积极配合党的政策做宣传。
以此衡量，《新华日报》的版面安排、报纸内容与报道思路，与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极为相似。而《解放日报》的改版，其率先被批评的就是报纸版面和内容安排，太过侧重“国际化”，缺少对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和根据地新闻的报道。从版面安排和内容而言，《解放日报》改版的由头“大半也是因此而起”（黄旦，2008：254）。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解放日报》问题时，发言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得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逄先知，2013：362）。《新华日报》长文章过多，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国抗日战争实际和国统区人民实际生活，也是典型表现。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系统主导地位的延安范式。重庆《新华日报》不可能“坐等”命令做被动改造。1942年3月14日，在《解放日报》改版之前，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其中就提到：“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逄先知，2013：368）。其实，据熊复回忆，《新华日报》从1942年1月报纸创刊周年纪念活动时，就开始酝酿改版，并提到了工作议程之上（熊复，1983b：226）。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文件《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给建设党报的标准做了界定后，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在《解放日报》的改版过程中，《新华日报》多次转发《解放日报》的社论。很明显，《新华日报》准备按照《解放日报》的改版范式，嵌入式地为报纸做改造工作。《新华日报》对整风运动的文件做转载报道的同时，5月23日报纸开始为改版做准备，在2版发表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文章谈到作为“团结抗战的号角，人民大众的喉舌”，报社准备改版以配合整风运动：
在我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以来，本报即遵照决定，准备作全面之检讨，以改进本报来响应及执行号召。整顿三风的号召，是要在发挥党内民主集中制，和自我批评的原则，以及发挥民主精神，欢迎党外人士批评之下，来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非辩证的、非科学的、脱离实际的、脱离民众的缺点和错误，俾党内、党与民众间，能更加一心一德，团结一致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
《新华日报》发动读者为报纸提意见、出主意，更多地表现在发挥报纸团结抗战的层面之上，这为后续正式改版做了业务准备，并统一了思想，也表明报纸改版是由外到内的过程。
经过三个月的酝酿之后，在正式改版前，从9月11日起《新华日报》在头版连续一周登载大字的改版预通知。9月18日，报纸在头版大字标出“本报今日起革新内容”，开始正式改版，并在第三版刊登了改版社论《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文中谈到报纸存在的问题可谓“一览无余”：片面反映党的政策，缺少具体的解释和发挥、没有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加以阐明党中央整顿三风的号召、报纸中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残余、对群众生活、情绪和意见反映太少、缺乏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文章所提到的不足，最后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还没有使报纸充分具有中共党报的品质，人民大众的喉舌的作用”（新华日报，1942），对党报应当发挥的作用及改革的方向亦做了明确之规定：
本报为中共机关报，它是团结抗战的号角，人民大众的喉舌。它应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和群众生活，使它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它应据有与群众有联系的广大通讯员和特约撰稿员。它的文字，应通俗简洁。……其主要方向，是要使报纸从各方面贯彻党的政策，从各方面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使新华日报真正做到不仅是中共的机关报，同时，要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
由此可见，《新华日报》回应了毛泽东对党报的批评，在文中列举事实检查报纸的过错：报纸没有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品质”，是“不完全党报”。1942年9月18日改版通知中介绍了改版以后的报纸特色，在头版就对报纸版面和内容安排做了规划，主要有言论、友声、新闻及四版副刊四个板块。言论要加强质量，力求及时反映当前事变；特开“友声”专栏，增多篇幅，邀请各界人士撰稿，以便反映各方意见；新闻上，尽量增加国内外专电及通讯，要着重报道边区敌后情形；四版保留“青年”“妇女”专栏，增加“团结”专栏，余为综合的文化版，力求文字生动活泼。
除栏目的改变外，报纸的新闻报道也做出了相应改进。改版后的《新华日报》，头版为新闻，二版为国内新闻，三版为国际新闻，四版为新华副刊。较改版前报纸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密集报道，改版后更多地集中在国内抗日战场、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报道上，并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报道力度。如《解放日报》改版一般，形式改版的背后，隐寓着报纸眼光、视点和角度的变化：由外向变为内敛（黄旦，2008：269）。经过改版，《新华日报》办报思想、特点、风格基本稳定。一言蔽之，严格按照3月16日中宣部通知要求以改造报纸，配合整风运动以改造党，最终消除城市办报的独立性，打造以《解放日报》为标准的“完全党报”，可称作为“解放日报式的新华日报”。
除党报理论指导下对报纸的业务改造，也需报社制度的维护与日常规范的支撑，以使改版能落实到报纸的整个运作中。如前所说，报社的日常工作其实主要是编辑委员会处理，党报委员会直接领导作用没有凸显。经过改版，组织结构方面，报社成立了新的社务管理委员会，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经理和管党务的人参加，主管报馆的日常行政事务，与编辑委员会平行。党务人员的参与，使得党对报社的领导作用尤为凸显出来，《新华日报》在制度上也在向党报延安范式看齐。
四
城市办报范式的调适：
按照党报理论办报
《新华日报》的城市办报范式，必须厘清其生存的理论根基，就是报纸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党报，“党报”二字是其办报要义、理论来源及归宿。1942年起，在改造党报的浪潮中，《新华日报》依照《解放日报》的改造模版及后者确立的党报延安范式，按图索骥地改版，并配合整风运动，积极地进行党内思想教育的改造。《新华日报》既要消除在城市办报的独立性，向《解放日报》看齐，打造“完全党报”，也要利用报纸配合整风运动进行党员的思想改造。总之，经过改版与整风，“《新华日报》的党性大为加强，战斗力大为提高”“报馆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业务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熊复，1983b：224）。由此，《新华日报》通过改版，完成了改造报纸、服从党、宣传党的任务。
但是，这不代表城市办报范式的彻底消失，在党报理论的指引和延安范式的框架下，《新华日报》会基于城市办报的环境，做出调适应对之举，故也会表现出区别《解放日报》的独特性。因中国共产党党报在国统区拥有特殊的身份印记，在重庆办报的环境也不同于延安，陪都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报社办报条件艰苦，尤其受到国民政府的密切注意。在蒋介石高度关注与秘密指令之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国民党中宣部、重庆新闻检查所采取各种措施对《新华日报》进行新闻检查，扣检之事频频发生。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办报，必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扰，故新华日报社的日常工作和新闻宣传活动受到极大冲击。报社为报纸能够顺利安全地发送到读者手里，便于读者阅读，还根据读者意见调整报纸版面。如，报纸的言论通常在一版，后有许多读者反映，言论在头版，篇幅太长阅读不易，且有醒目报头，易为国民党特务注意。报社听取了读者的意见，把社论、要闻改到二版，“这样拿起报纸刚好报头在背面，读者就可以大胆地读了”（廖永祥，1979：207）。这说明报社为“掩人耳目”，出于顺利发行、便于读者阅读，更是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做出版面调整，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大城市办报受到政治环境制约，也说明了《新华日报》城市办报的独特性。
但毕竟经过改版，《新华日报》得以改造，在整风运动中成为改造包括新华日报社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内的国统区党员的思想武器和阵地，“对党性原则的贯彻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伍静，2015），城市办报的范式和延安范式的冲突得以在理论上消弭。但是，具体到新闻实践活动中，地处国统区城市的特殊环境中，《新华日报》采取灵活适应城市环境、尊重新闻客观规律的调适应对之举，但有一些超出党中央宣传要求的新闻活动，不符合完全党报的办报精神。董必武代表《新华日报》的检讨，也证明了城市办报的复杂性。正如陆定一评价道：“《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陆定一，1979：3）”
五
结语
列宁在《怎么办》中批评机会主义时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86：23），以此强调理论指引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历史学者高华将其引述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高华，2010：207），以此看来，党报理论就是指挥党报行动的最高纲领。无论从被容纳于党报理论的需要，还是在实践中以《解放日报》的延安党报范式为蓝本的现实考量，重庆《新华日报》的改版是不容置疑、迫在眉睫之事。新华日报社除了业务层面的改版之举，也进行了整风运动的思想教育。但是，由于城市办报的特殊性——政治打压、报纸检查、办报条件有限——在国共合作环境下，《新华日报》为求得生存，“灵活适应城市办报、尊重新闻客观规律、倡导专家办报、党性与人民性并重”（伍静，2015），改版前报纸版面上时常流露出“独立性”“自由主义”的倾向。经过整风运动，改版后《新华日报》在党性原则极大贯彻之下，此种情形偶有失误，但已极大改观。“整风后的报纸，可以说做到了与党的领导机关、与实际斗争和群众生活呼吸相关、息息相通。报纸至此才真正成为党宣传政策、指导工作的锐利工具，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宁树藩，2017：35）。至此，城市办报范式与《解放日报》确立的党报理论完成了从冲突到调适的转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报还是选择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办报传统，延安解放日报范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办报的模式样板，“1949年以后，《解放日报》成为中共办报的唯一模式”（李金铨，2013：16）。建国后，《新华日报》“集体的组织者”功能已经过时，而新闻界国统区知识分子也被边缘化（伍静，2015），这一切均说明《新华日报》的城市办报范式也完成了其独特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这种党报的另一种探索从而被收纳入建国后一元化趋向的延安范式之中。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8期。
本期执编 /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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