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實丨康成學術講座第二講 “高宗諒陰”考教育頭條網

2018-12-20 21:49:42 章黃國學

康成學術講座第二講

“高宗諒陰”考

陳鴻森教授

2018年11月19日，由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二次“康成學術講座”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月光廳舉行。本次講座，北大禮學中心邀請了蘇州大學文學講座教授、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陳鴻森先生作了題為“‘高宗諒陰’考”的精彩報告。本次講座由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吳飛教授主持。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陳壁生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孟琢副教授與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華喆副教授擔任報告評議人。出席本次講座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劉豐研究員、北京大學中文系吳國武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陸胤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曉璇博士、中央民族大學安文研博士、中央民族大學顧超一博士等學者以及三聯書店出版社的鐘韻老師。

吳飛教授

報告正式開始前，吳飛教授對康成學術講座的基本情況和設立這一講座的用意做了簡要說明。吳飛教授指出，經學作為一門學問，是在鄭康成先生的努力下才真正成為體系的，故以“康成”命名講座，首先是為了向鄭康成先生致敬，設立康成學術講座的目的，並非清人所謂的“佞鄭”，而是意在發揚康成先生對待經典的態度，並推動學術界教學相長。為了保證講座的質量，康成學術講座一年只舉辦一次，所邀請的都是海內外最重要的學者，在講座上給出的是尚未正式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當前各種學術會議、講座紛繁乃至氾濫的背景下，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希望通過舉辦高質量的講座來推動更為嚴肅認真的經學、禮學研究。

隨後，報告正式開始。陳鴻森教授先對“高宗諒陰”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加以說明。他指出，從孔子以降，由“高宗諒陰”所涉及的對“三年之喪”的理解對古代的喪服制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由此關聯到丁憂制度，影響了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陳教授認為，傳統上產生重大影響的理解，很可能是對於“高宗諒陰”含義的誤解，而自己報告將從三個方面對這一問題加以考察：第一，從先秦語料考證“高宗諒陰”的“諒”字；第二，從西漢新君即位的歷史來推測“高宗諒陰”的歷史含義，由此看到口傳歷史時代史事傳訛的樣態；第三，說明“高宗諒陰”和“三年之喪”的衍生關係以及儒家“三年之喪”之說形成的痕跡。

劉豐研究員（右）陸胤副教授（左）

陳鴻森教授引述了涉及“高宗諒陰”的秦漢文獻做了簡要說明並相互參照。他指出，《論語·子張》與《禮記·檀弓下》的相關條目，文字不同但文意基本相同，兩者互證，表明子張問“高宗諒陰”應為孔門實事。檢索先秦與西漢的文獻，凡言“諒陰”，所載皆為殷高宗，並沒有其他君王服喪稱“諒陰”的情況。子張所問“高宗諒陰”一事，本於《尚書·無逸》，《無逸》文本恐怕為成王創業之初安於逸樂，周公作以告誡，其中列舉了殷代三位明君，武丁在即位之後，“乃或諒陰，三年不言”。陳先生認為，“諒陰”應該是一個特意的行為，所以才在先秦兩漢的學者中頻頻引以為話題。參看《呂氏春秋》與《淮南子》中的相關部分，兩條材料皆強調“高宗諒陰”的“不言”，未涉及“居喪”。而在《史記·殷本紀》中，涉及武丁相關的歷史沒有提到“諒陰”二字，“三年不言”主要的目的是武丁為了復興殷卻“未得其佐”。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相關部分直接引用了《尚書》文本，對於“諒陰”也沒有解釋。陳教授認為，從文本提供的信息看，高宗諒陰的實質在孔門與司馬遷時代並不是特別清楚。

講座現場

陳教授接著梳理了前人對於“諒陰”二字的解釋。他提出，“諒”字應訓為勉強的“強”，“諒陰”即強迫自己不說話。“高宗諒陰”表示武丁“久勞於外”後即位，強迫、剋制自己不說話，思考復興之道。陳教授又結合西漢新君即位的史事理解其意涵。如王吉在昌邑王正式入主前就曾奏書，以“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言加以告誡，暗示霍光把持朝政，入主後當以隱忍為要，對霍光應敬順聽從，“慎毋有所發”。據此，回看《尚書·無逸》中的“高宗諒陰”，就可以大致還原出其所傳達的歷史信息。冢宰迎回“久勞於外”、長期遠離權力中心的武丁，本就是為了能夠繼續把持朝政，所以才有武丁思欲復興，卻“未得其佐”的說法。武丁諒陰（即強默不言），聽命於冢宰，並非因為服喪哀痛，而是應對權臣、等待時機的策略。從《史記》、《漢書》的史實參看《尚書》，關於“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的含義，就可以得到彷彿。

陳教授認為，孔子以居喪三年釋高宗諒陰，實際上大為失實。由於孔門對此的誤解和戰國儒家的演繹，“高宗諒陰”成為他們推動三年之喪的重要依據。通過分析《孟子·滕文公》中滕文公欲行三年喪而遭群臣反對、漢代服喪而至毀瘠滅性的史實以及《論語》中孔子與宰予關於三年喪的爭論，陳教授指出，三年之喪並不是向來有之，而應當是基於一般的喪禮與服喪期限逐漸累增的至隆之禮。

鍾韻老師

報告結束後，講座進入評議環節。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陳壁生教授從兩個角度談論了自己的感受：一是從經典解釋的角度看，《論語》中的“高宗諒陰”，涉及到大量經典文獻。但這些文獻也無法為“諒陰”提供確切而令人滿意的解釋。可以說，《論語》的歷代註解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往往語焉不明。就算是較為古老的漢人註解，也沒有明確一致的理解方式，馬融以為“信默”，這麼理解與下文的“三年不言”語意重複。鄭玄不贊同這一解釋，對文意上無法理解的問題，則從其他文獻中尋找證據，因此根據伏生《尚書大傳》，說諒陰之意是“謂兇盧也”。杜預則認為這裡只是心喪三年，並以此為據宣揚短喪。博學如朱子者，在注《論語》時直接說：“未詳其義”。由於字義和制度的不確定，為這句話的提供了極大的解釋空間。陳先生解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論語》中孔子明確說是居喪，而《尚書》從文意上看未必是居喪，故而，居兇盧和強默不言就導向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向。也就是說，《尚書》和《論語》是不一樣的，如果認為孔子引《尚書》教弟子，那麼可能孔子誤解了《尚書》的意思。陳先生從兩個經典的敘述差別引出了經學中的這一大問題，並且給出一個自圓其說的解釋。二是從方法上看，陳先生以“強默”訓解“諒陰”採用的實際上是高郵二王以來以文字求經義的方法，而以漢人引經之文理解經義，則與劉寶楠《論語正義》中的導向更為接近。據此，陳壁生教授指出，陳鴻森教授今天的報告，展示的基本上是民國老派學者的學問進路，這在今天是特別少見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深入學習和體會的。最後，陳壁生教授強調，這場講座給自己帶來了很大的啟發，雖名為評議，實際上更多是學習的體會。

陳壁生教授

接著是來自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孟琢副教授進行評議。孟琢副教授指出，近年來，漢語史路徑成為了訓詁學的一個基本方向，從漢語史的角度看，經典文獻與偏僻文獻的問題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而，學界針對經典中核心的訓詁問題進行的討論是越來越少了。陳先生直接面對前人聚訟不明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論述，體現了明確而集中的問題意識，非常值得學習；從方法上看，陳先生從語音和文字的角度進行訓詁，徵引大量文獻進行語理和事理進行互證，文史貫通，功力雄厚，恰如陳壁生教授所言，是老派學者的風範在當下的一次展現，令人心生敬意。

吳國武副教授

關於具體的訓詁問題，陳先生以“強”來訓“諒”，孟琢副教授表示對這一點自己有些許疑問。首先從聲音上看，鯨、姜、強等字都可以表示“強大”的語義，但並不是所有的京聲都與“強”有關，比如“涼薄”的“涼”。此外，章太炎在《文始》中對與“諒”有關的字的系連，還是指向“信”，如明亮的“亮”、明朗的“朗”、善良的“良”。即便是同“強”相系連，因為“強”和“梁”音聲上相近，鄭玄的說法也是能夠解釋的通的。針對聲音上這樣一些不同的材料，應當如何看待？其二，“諒”訓為“信”是有大量的語例和訓詁傳統的，如何回應這個訓詁傳統？在陳先生徵引的文獻中，有幾條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例如《詩經》中的“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及《論語》中“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傳統的解釋未必能一定是錯的，我們還是期待有文獻上的鐵證——即只有諒解釋為“強”才能通，解釋為其他不通——從而使陳先生的觀點得到確證，成為千古不易之說。此外，“諒”訓為“強”，實際上有兩個義項的——強迫、強悍，這兩個義項之間的溝通，也希望能稍加說明。希望陳先生有以指教。

孟琢副教授

孟琢副教授發言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華喆副教授進行了評議。華喆副教授表示，早在2007年在清華上陳先生的課的時候，在同陳先生的交流中獲知了陳先生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大致結論，但是對於具體的論述過程並不瞭解，今天的報告可謂是滿足了自己多年以來的期待。華喆副教授先是補充了鄭玄關於居廬的說法。他指出，鄭玄之所以要以梁和楣來訓釋，是因為三年喪並不只是喪服與喪期，而是圍繞生活方方面面展開的具體的制度。鄭玄在此的訓釋體現的其實是他對於喪服制度性的思考：喪服是一種自天子達於庶人的禮節，不能僅僅用信默的方式去概括。陳先生的新解，考慮高宗諒陰的歷史情境、子張問孔子的歷史情境指出，在孔子和周公的時代，三年喪並沒有成為定製，據此來看《儀禮·喪服》一篇，存在一個基本的問題——此篇作者顯然就不可能是周公。傳統經學建立的經學史圖景，關於《儀禮·喪服》的作者是誰、乃至《儀禮》的作者是誰，這些問題實際上被陳先生的研究撬動了一角。因此，陳先生的討論並不僅僅限於對“高宗諒陰”這個問題的解釋，而是關係到如何理解傳統觀念中經書纂述以及傳承的基本構圖。陳先生的研究，不僅是對聚訟紛擾的問題提出的新解，而且會成為未來經學史中很多重要問題的研究起點。

華喆副教授

針對三位評議的人的發言，陳鴻森教授進行了響應。陳鴻森教授表示，就訓詁的問題而言，關於“諒”和“強”的聲音、言語的訛變研究音韻的不會覺得有太大的問題，這裡面有複輔音的現象。對於先秦的音聲假借，我們是有很多未知的。參看《廣雅》和《爾雅》，一音而多義同時存在，這個都是有所支持的。從強梁到勉強，本身有一個意義的發展，並不能說沒有連帶。聲音語義的發展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要關注的更多可能應該是自己引述的材料能否支持“強”的訓釋，而不是三者在“強”之上的細微語義差別，因為從《爾雅》、《廣雅》上看，不同語義並存是常見的現象，重要是訓為“強”通還是故訓文意更能疏通。相關的問題，自己關注了將近四十年。訓詁要關注兩個方面，一個文脈上的語境，另一個是文脈中過程的情境。陳先生表示，自己研究並不是只是一個訓詁的問題，參看漢代史事、結合文本情境加以理解是自己更重要的思路。對於訓詁具體的問題，自己會在將來發表的文章中做出詳細的說明。

安文研博士（左）李曉璇博士（右）

陳鴻森教授的響應後，講座進入提問環節。針對回到《無逸》文本語境如何考慮新解，一位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他表示，按照陳先生的解釋，“高宗諒陰”應理解為殷高宗面對權臣冢宰強默不言、等待時機的策略，回到《無逸》文本的語境，周公對成王說出這段話加以告誡的時候，其實恰恰與冢宰的角色相近，那麼不就相當於周公教成王如何反對自己了嗎？陳鴻森教授認為，從文本中看，周公告誡成王，這只是舉例的史實典故中的幾個例子，周公自己是否曉得真正含義也未必清楚，只是將其作為受傳頌的典故加以使用，這裡面可能會有口傳歷史造成的錯誤。對於這個文本的解釋，還需要從事理的角度加以考慮，畢竟服喪期間冢宰全權執政三年，服喪後能夠完全權力的歸還交接，這需要高度文明的制度，而在上古這是難以想象的。孔子的解釋是孔子的解釋，經文本意是經文本意。孔子的解釋並不代表絕對權威。對孔子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單純訓詁傳經的問題，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現實考慮的，談的都未必是真正的文意。陳鴻森教授指出，經學史固然需要以孔子為起點，但是孔子有沒有刪詩、有沒有做易傳，這些不是自明的，如果這些都不成立，我們如何理解尚書這段話？這個是本次報告的用意。

聽眾提問

一位來自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碩士研究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即，周公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否考慮武丁當時的政治情境，是否一定把高宗諒陰當做商代的歷史事實，還是一種宣教式的言辭；而師丹、王吉這些服膺等儒學的學者，又是怎麼跳出孔子的解釋，回到了陳先生所主張的《尚書》文本的原意？陳鴻森教授回應道，五經傳統本質上都是漢代興起的，因而漢代之前的情況我們並不清楚。依照常理，學術的傳承不會都是單傳的，所謂傳承脈絡，多為後人追溯性的反向建構。存在孔子這樣的解釋，也可能存在著其他的不同的解釋流傳，自己基於王吉、師丹等人的理解給出的解釋也可能是被掩蓋在後人架構下的其他的傳經傳統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