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夏天張維迎回村時與玉平合影
文｜張維迎
不是親兄弟，勝似親兄弟
玉平姓霍，與我同村異姓。他生於 1955 年，長我四歲，比我早一年上學，但從小學到高中，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母親曾說，我倆比親兄弟還親。
玉平家住霍家崖，我家住張家灣，中間隔著一道二三百米深的亂石溝。
雖然隔著一道溝，兩家的窯洞在同一水平面，直線距離也就兩百來米，聽得見聲音瞭得見人。我站在自家的礆畔上喊幾聲「玉平」，他一定從他家的窯洞裡跑出來。我們隔空拉話，只是發聲要比面對面時高一些，晚上能聽到回聲。
左邊是霍家崖，右邊是張家灣
村裡的小學在張家灣，離我家窯洞腦畔只有三四十米。我家有兩孔窯，一正一側。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每天早晨，玉平總是先到我家側窯的腦畔上叫上我，然後一起去學校。課間休息時，我們在一起形影不離，連上廁所也不例外，同學們嬉笑我們倆「好得像穿著一條褲子」。
上初中是在離村五華里遠的棗林峁中學，要爬過一坐山，玉平家的窯洞就坐落在半山腰。冬天去學校上學，我得頂著滿天星星出門，在我走過那低一腳高一腳的亂石溝的時候，玉平總是站在他家的礆畔上等著我，向我喊話，讓我免除了黑暗和寂靜帶來的恐懼。有時候，我會頭天晚上到他家吃晚飯，和他在一個被窩裡睡覺，第二天早晨再一起去學校。他父母待我非常好。
在我上初一那年的暑假，我們倆和同村的幾個小夥伴一起去了 60 華里外的辛家溝水利工程打工。當時我 13 歲，玉平 17 歲。工程是同村一個工頭承包的，任務是炸石砌渠，非常危險，常有工傷事故發生。但有玉平和我在一起，照顧我，父母也就少了一些擔憂，我也沒有感到害怕。工地上，他掄錘打炮眼，是重體力活，我負責打掃炮眼、裝炸藥、送飯，是輕活，但他總是抽時間幫助我幹活，讓我免受了工頭的批評。
我們住在離工地有兩三華里的景家溝村一村民的窯洞裡。我離家時，母親給我了一元錢，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壓在鋪蓋下的一元錢不見了，懷疑是住在一起的一個夥伴偷走了，玉平就直接找這個人問，對方覺得冤枉，就吵了起來。事情鬧到工頭那裡，工頭很惱火，決定把我們幾個小夥伴都打發回家，我們只能灰溜溜地捲鋪蓋走人。
但回家的路走了不到五華里，玉平叫我休息一會，等其他人走遠了，他說「跟我回工地吧！」原來，工頭事前悄悄告訴他，等他姓人離開後，霍姓人可以偷偷返回，並要他把我也帶回來。工頭姓霍，所有姓霍的都是自家人，他得罪不起。我雖姓張，但工頭說我父親對他有恩，他不能忘恩負義。這樣，玉平就帶我回到工地。打工一月，我賺了 52 元，玉平賺了 78 元，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收入。
我上初二的時候，玉平以優異成績考上高中，去任家溝中學讀書了。他那一屆，是那「史無前例的十年」裡，唯一通過考試從初中升高中的一屆。任家溝中學是全縣三所完全中學中最好的，離我們村有 80 華里。從此，學期期間我和玉平只能書信往來。他是第一個給我寫信的人，也是第一個我寫給信的人。
他來信中總會講一些高中生活的新鮮事，讓我對高中生活充滿了憧憬。1974 年春，我被分配到縣城宋家川中學（現吳堡中學）讀高中。第一次遠離父母，剛開始非常孤獨寂寞，我就向玉平寫信敘述我的鄉愁。當時為了照顧住校的同學回家過週末，吳堡的三所中學都實行「大週末」，即連續上 12 天課，把兩個週日調在一起。但由於沒有公共交通，像我們這樣離家太遠的同學，即便「大週末」也不容易回家。第一個「大週末」，我就步行 20 多華里到任家溝中學見玉平，白天陪他出板報，晚上鑽在一個被窩裡，聊到天明才入睡。我倆商量出一個辦法，就是我轉學到任家溝中學讀書，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了。
但轉學的事被在縣城工作的馮德斌老師勸阻了，馮老師曾經在小學教過我們。事後想來，我當時也太幼稚了。即使轉學到任家溝中學，我能和玉平一起上學的時間也不會超過一年。
1974 年年底，部隊從高中畢業生中招新兵。玉平人機靈，說話幽默，接兵的排長一見就看上了。加之他學習成績優異，家庭出身好（貧農），又是年級裡唯一的學生黨員，毫無懸念地成為任家溝中學的五名幸運兒之一。
對當時的農村青年來說，當兵是走出「農門」的惟一途徑，我為他高興，雖然從此之後我們離的更遠了。1978 年春我進入西北大學讀書，玉平所在的部隊本來在西安，但在我入學前不久他被轉入駐紮在耀縣的 47 軍野戰軍 140 師。他曾利用週日請假來西安看我，但第一次，走錯了校門，我在西門等他，他在北門等我，因為他必須按時返回部隊，我們就沒有見上。第二次，我們終於在約定的鐘樓見面了，我們又一起去了大雁塔。那是我上大學後最開心的一天！
1978 年 5 月我與玉平在西安大雁塔合影留念
從「畫家」到「油漆匠」
玉平很有藝術天賦，十三四歲的時候，他就成了村裡文藝宣傳隊的主力，扮演的「老漢」惟妙惟肖，令人稱絕。這應該是遺傳，他父親是遠近有名的秧歌隊傘頭，鑼鼓一響，出口成章。兄弟姐妹六人，個個都是鬧秧歌的高手。
但玉平最擅長的是繪畫。他繪畫是無師自通。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一次課間休息，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隻鳥，栩栩如生，讓走進教室準備上課的馮德斌老師驚訝得目瞪口呆，不忍心擦掉。從此他就成了同學中人人皆知的「小畫家」。他見啥畫啥，畫啥像啥，花草樹木，飛禽走獸，寥寥幾筆，活靈活現。他還給同學們畫人物素描，讓「模特們」受寵若驚。從小學到高中，學校的宣傳板報欄上都有他的傑作。
在玉平當兵的年代，部隊裡像他這樣硬牌的高中畢業生還鳳毛麟角。入伍第一年，他就被抽調到團部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當輔導員，給戰士們授課，兼寫新聞報道稿。有一天中午午休時，他拿起一份《人民日報》閱讀，看到上面有一張喀麥隆總統哈吉·阿赫馬杜·阿希喬的小頭像，就隨手臨摹了一張 16 開紙大的。
他的繪畫才能被團宣傳科幹事發現了，團部專門成立了「美術創作組」，讓他在全團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出盡風頭。他曾被派去戶縣與著名農民畫家李鳳蘭交流畫技，還參觀了上海畫家在西安舉辦的畫展。他雖然只是個普通戰士，但享受著幹部灶上吃飯的待遇，足見他當時是多麼走紅。不幸的是，不久，提攜他的宣傳幹事出事了。這位宣傳幹事談戀愛不成，就拿著手槍逼女方就範，結果被部隊開除。宣傳幹事走了，美術創作組也就解散了，玉平只能返回自己的連隊。但此時他的軍事技術都忘了，不得不重新開始接受像新兵一樣的訓練，最後只熬到副班長的位置。
他沒有能在部隊提幹，也與他實話實說的性格有關。有一次部隊吃憶苦思甜飯，他說好吃，比自己家裡的飯香，結果被人舉報說他思想有問題，受到批評。好在連指導員是綏德人，知道他說的是實話，這件事也就沒有繼續深究。
提幹沒有希望，玉平開始尋思自己的出路。1978 年春，部隊開始準備抗越自衛反擊戰，他是連裡第一個寫請戰書的戰士，他想立功或犧牲。 連隊批准了他的請求，這樣他就被調到第 47 野戰軍。但令他遺憾的是，他所在的 140 師遲遲沒有被派往前線。他心灰意冷。老家的父母也催著他回家結婚，因為按照當時農村的習俗，他已經老大不小了，再不成家就可能打一輩子光棍。為了早日復員回家，他故意不出操，和領導頂牛。他終於如願以償，於 1979 年底復員回到家鄉。
復員回村後不久，玉平就結婚成家，對象是媒人介紹的，他說能過日子就行。他的文化程度高，又能寫會畫，很快被棗林峁中學聘請為民請教師，兩年後又轉到樊家畔學校任教。當民請教師工資每月 30 元，但得按照每天 1 元的「派遣費」交給生產隊，換成每月 260 工分。但苦輕，也體面，他願意。
1980 年正月，我和復員不久的玉平在我家窯洞前的合影
在樊家畔教書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村民得知他會繪畫，就請他畫炕圍子。窯洞裡的炕圍子就像樓房間的壁紙，既防牆土剝落，也是一種裝飾。幹了一天，主人很滿意，送了他兩把掛麵和一瓶一元五角的「即墨酒」，他覺得太值了。
他繪畫的名聲傳開了，請他畫炕圍子和油漆木箱子的人越來越多，他開始收錢。兩個月賺了 3000 多元后，他決定辭去教職，專門幹油漆工這個行當。
開始幾年，他在周圍幾十裡範圍的村子裡畫。我家新窯的炕圍子就是他畫的，但他堅決不收錢，說憑我和他的交情，收錢不合情理。後來他轉到榆林城裡，業務也擴大到房屋裝修。他還被請到銅川市給一座新建的「孟姜女廟」繪壁畫。
1987 年，玉平在銅川為「孟姜女廟」繪壁畫
他拼命幹活，賺了些錢，但也傷了自己的身體。當時的油漆和畫料含有過多的有害物質，讓他染上了氣短的毛病。有一次幹活時，他暈倒在衛生間，幸虧他弟弟有車，及時送他去醫院輸了氧，他才活過來。從此之後，他不得不放慢工作節奏，直到幾年前開始，不再攬活。
最近幾次我回榆林見到他，談話間他總是不時咳嗽。這毛病不好治，他說習慣了。
孩子生多了，門窗沒有了
1983 年，玉平的第一孩子出生了，是個男孩。之後，又有兩個女兒相繼出生，他成為三個孩子的父親。老婆身體不好，看病要花錢，養活三個孩子並供他們上學也要花錢，他不拼命幹活怎麼行？
自包產到戶後，政府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在農村不容易落實，因為口糧不再是問題。在我們老家，即便在縣城工作的機關幹部，超生也是普遍現象。1990 年上面曾下令處理超生的幹部，地委書記一算，如果嚴格執行上面的政策，全地區政府機關就得癱瘓。務實的地區行署領導班子做出一個決定：只要做了絕育手術，超生的幹部就既往不咎，超生的孩子也可以上戶口。這就解救了一批幹部。
從 1991 年開始，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嚴格起來，鄉上成立了專門的計劃生育執法隊伍，超生的男人一律做絕育手術，超生懷孕的女人一律強制人工引產。有些農民不聽話，執法人員就闖入他們家中，將黃豆、穀子、玉米、麵粉等不同的糧食攪拌在一起糟蹋一頓，弄得當事人叫苦不迭。
按照政策，玉平必須做絕育手術。鄉黨委副書記領著執法隊伍來到他家時，玉平在綏德干活，只有老婆和三個孩子在家，其中最大的兒子剛 8 歲，最小的女兒不到 2 歲。黨委副書記說，如果不能把男人找回來，就撬他們的門窗，但玉平的老婆說，她不知道自己的男人在哪裡。於是，在鄉黨委副書記的指揮下，執法人員將一條粗繩拴在門窗的主樑上，「一、二、三」，十幾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一齊用力，整架門窗轟隆倒下，女人和孩子們嚇得哭成一團。
沒有了門窗，就不能遮風擋雨，就等於沒有了臉面，也沒有了隱私，家就不像個家！
初春的陝北，天氣依然很冷，許多人還沒有脫掉棉襖，老婆孩子只能暫借玉平哥哥家的窯洞棲身。
幾天後，玉平回到村裡。看到敞口的窯洞，他沒有悲傷，只有憤怒。但他沒有去鬧事，也不敢去鬧事，而是默默地鋸了幾棵棗樹搭成門窗架，又用向日葵杆紮成窗戶格，再找些舊報紙糊上。這樣，他家的窯洞又可以遮風擋雨了。
玉平繼續出外攬活，老婆和孩子們在這個窯洞裡將就地生活。兒子上中學的時候，他們在綏德縣城租了一間民房安頓下來。兒子轉到綏德二中上學，老婆照顧孩子們，玉平轉到榆林城裡繼續當油漆工。
假如……
玉平今年 64 歲。作為曾經當過五年兵的退伍軍人，他現在享受民政局發放的「60 後老兵優撫補貼」，每月 300 多元。
1990 年代初落實農村復員軍人政策時，許多和他一樣沒有「參戰」的老兵填了「參戰」，都矇混過關。他太老實，沒有填「參戰」，結果他現在拿的補貼比別人少了一半。他老婆的外甥女婿在市民政局工作，後來有人勸他利用這個關係重新申報「參戰人員」。他去民政局試了，工作人員當場打電話到省民政廳，民政廳官員明確告知，他所在的 140 師 1981 年後才開拔前線參戰，1979 年前復員的不可能是參戰兵。工作人員說，如果他覺得不公平，可以把他知道沒有參戰而享受了參戰待遇的人告知民政局，民政局一定嚴肅處理。
他說，我不能這樣做，只能自認倒黴。但玉平很自豪自己曾當過兵。他經常與老戰友們聚會，也通過微信群聊天。兒子考大學時他希望能上軍校，但沒有如願，最後上了延安大學，畢業後考上了公務員，先分在府谷縣公安局工作，後來調在榆林市。
玉平的兩個女兒也都上了大學，畢業後找到了還算滿意的工作。
玉平當「油漆匠」賺了點錢，但幾年前煤炭價格高漲時，經不住高利息的誘惑，他把自己的幾十萬元儲蓄借給開煤礦的人，沒料到煤炭價格下跌後投資人破產了，結果血本無歸。
玉平倆口子現在住在榆林市，和兒子一家在一起，幫助照看孫子，房子是租來的。兒子曾買了單位的集資房，但工程爛杆了，一拖好幾年，房子沒拿到手，30 萬集資款也要不回來。
最近，女兒給他買了一套商品房，有望明年入住。
老家的窯洞後來裝上了新門窗，但他們沒有再住過。他現在回村，只是為了給父母燒紙，當天去，當天走。
2017 年我和玉平在榆林合影
現在每次回榆林見到玉平，我不由得想：假如當年高中畢業時他沒有去當兵，而是回鄉當農民，1977 年恢復高考後，以他的文化水平，很有希望像我一樣考上大學。他們兄弟姐妹六人上學時個個學習成績優異。他姐姐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學，妹妹和一個弟弟都考上了中專。那時候，考上中專比現在考上大學還難。
如果能考上大學，玉平或許能成為一位有名的畫家，或者成為一名公職人員。
但是，如果那樣，他就只能有一個孩子，儘管他的門窗不會被撬。
孰好孰壞？真不好說。
摘自公號經濟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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