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科學家“走後門”想要2億,不料收到100多億,打響了中國的命運決戰

4位科學家“走後門”想要2億,不料收到100多億,打響了中國的命運決戰

863計劃四位倡議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

改革開放40年,那些不為人知的瞬間。

“中國不能再沉寂下去了!目前面臨的是一個關乎國家興廢的歷史挑戰,何去何從,將決定中國在新的世紀能否站穩腳跟,而不被淘汰出局。”

1983年美國率先推出戰略防禦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緊隨其後,法國及西歐的“尤里卡計劃”,前蘇聯、東歐的“科技進步綜合綱要”,日本的“振興科技政策大綱”等高科技發展計劃相繼出臺,引起人們對高新科學技術的進一步重視。


4位科學家“走後門”想要2億,不料收到100多億,打響了中國的命運決戰

中國科學家一直在密切觀察著世界科技領域的發展動向,思考著中國的對策。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基礎差,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很不發達,經濟、科技等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這種國情下,面對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中國必須從長遠的戰略出發,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為下個世紀中國的全面發展搶佔戰略制高點。

32年前,一個面向21世紀的中國戰略性高科技發展計劃正式公之於世,這就是開啟新中國科技騰飛歷程的863計劃。今天,863計劃不僅使中國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動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術領域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一些方面可以與世界技術前沿直接對話,這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自主發展高技術、參與國際競爭的信心。

那麼,當年863計劃是怎樣出臺的?其中飽含著科技工作者與國家領導人怎樣的奉獻與求索、使命與擔當?它給社會發展、人民生活又帶來了哪些改變?

01

4位科學家平生第一次“走後門”


1986年3月5日,82歲高齡的鄧小平久久凝視著案頭一份題為“關於跟蹤世界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的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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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書由“中國光學之父”王大珩執筆,核物理學家王淦昌、無線電電子學家陳芳允、航天技術及自動控制專家楊嘉墀聯合簽名。

建議書提出:“我們四位科學院學部委員關注到美國‘戰略防禦倡議’,即星球大戰計劃,對世界各國引起的反應和採取的對策,認為我國也應採取適當的對策。”

“星球大戰計劃”是美國總統里根在1983年為改善美國同蘇聯的軍備競賽中的守勢,強力推動出臺的計劃,其實質是以軍備發展帶動高新技術和國民經濟的全面振興,進而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搶佔戰略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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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個極富野心的大動作一出籠,立即在全世界掀起了狂瀾。當時的蘇聯和東歐集團迅速制定了“科技進步綜合綱領”與之針鋒相對;日本也提出了“今後十年科學技術振興基本政策”;西歐17國聯合簽訂了“尤里卡計劃”,提出建立“技術歐洲”的口號。還有其他許多國家,也都制定了相應的政策規劃。如印度發表了“新技術政策聲明”,韓國推出了“國家長遠發展構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聯邦科技發展戰略”……

各個國家諸多“計劃”的背後,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技術的全面升級,一個新的全球科技藍圖在召喚。

而此時的中國科技界,卻依舊令人不安地悄無聲息。

1986年年初,國防科工委召開國防科技計劃會議,就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以及中國如何應對這一輪新的科技挑戰展開了討論。在這個問題上,專家學者們始終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我們也應該搞高科技。理由是,在科學技術飛躍發展的今天,誰能把握住高科技領域發展的方向,誰就有可能在國際競爭中佔據優勢。

另一種意見則截然不同:中國的國力,目前還不具備全面發展高科技的經濟實力。

因為意見無法統一,每一次都沒有形成實質性的方案,所以每參加一次會議,王大珩心中都會平添幾分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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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學之父”王大珩

與王大珩一樣焦灼於共和國科技前途的,還有同為“兩彈一星”元勳的陳芳允。在一次會議結束後的寒冷夜晚,陳芳允來到中關村中科院的宿舍樓,敲響了王大珩家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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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彈一星”元勳陳芳允

兩人經過長談之後,達成了讓人振奮的共識:中國不能再沉寂下去了!目前面臨的是一個關乎國家興廢的歷史挑戰,何去何從,將決定中國在新的世紀能否站穩腳跟,而不被淘汰出局。

如何促成高層決策,啟動中國的高科技進程?王大珩激動地說:“乾脆直接給鄧小平同志寫封信吧!”

1986年2月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王大珩拿起了筆。經過反覆地修改,一個多月後,一份《關於跟蹤世界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終於完成。

在對建議書進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後,4位科學家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

為了讓建議書儘快進入領導人視線,王大珩等人沒有通過正式渠道,按部就班地一級一級往上呈報,而是走了生平難得的一個“後門”:請鄧小平的女婿,當時在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工作的張宏,將信直接呈交給了鄧小平同志。

02

根本想不到中央能批100億專款

兩天之後,即3月5日,鄧小平就在建議上作出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找些專家和有關負責同志討論,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3月8日,國務院便召集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對建議信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會議最後決定,由國家科委和國防科工委牽頭組織討論我國高技術發展計劃的具體事宜。

人們敏感地意識到,一個科學的春天馬上就要在中國降臨了。但持保守意見者也不少。一位在海外進修的學者還專門寫信回來,深表憂慮與關切:“中國現在要搞高科技,我擔心會遭到騎虎難下的結局……”

擔憂不是沒有來由的。畢竟高科技就是高投資,而高投資卻不能保證高回報。

經費問題,無疑是最棘手的問題。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天,國務委員張勁夫在約談王大珩等4位科學家後,終於問到了這個最關鍵又最敏感的問題。

4位科學家“走後門”想要2億,不料收到100多億,打響了中國的命運決戰

著名核物理學家王淦昌

4位科學家“走後門”想要2億,不料收到100多億,打響了中國的命運決戰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航天技術及自動控制專家楊嘉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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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計劃四位倡導人合影:左起陳芳允、王淦昌、楊嘉墀、王大珩。

4位科學家誰都沒先作回答。

沉默了許久後,王淦昌才艱難地說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一年能給2個億就行。”

儘管他們都心知肚明,用2個億去發展高科技,實在杯水車薪,但一想到當時國內的經濟條件,再多也難於啟齒了。

此時的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後來鄧小平和中央批的專款竟是100個億!而中國當年全國財政總支出約2000億元。

為了把經費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從1986年3月到8月,國務院先後召開7次會議,組織124位專家分成12個小組,進行了反覆的探討與論證。最後,通過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下文簡稱《綱要》)。《綱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鄧小平手裡。10月6日,鄧小平審閱該計劃有關報告和文件,作出批示:“我建議,可以這樣定下來,並立即組織實施(如有缺點或不足,在實施中可以修改和補充)。耀邦、先念、陳雲同志審核後,提政治局討論、批准。”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擴大會議,批准了《綱要》,這是當時中國唯一一個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的科技計劃。

1986年11月18日,一個面向21世紀的中國戰略性高科技發展計劃正式公之於世。中國宏偉的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就這樣堅定地開始實施了。因為4位科學家上書的時間和鄧小平指示的時間都是1986年3月,所以該計劃簡稱“863計劃”。

該計劃選擇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化、能源、材料等7個技術領域的15個主題項目來開始高科技的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在計劃執行時,鄧小平又提出了“軍民結合,以民為主”的指導思想。

03

專家組“腦袋在863,屁股在原單位”

863計劃15年投放約110億元人民幣,這在當時糧票尚未完全取消的中國不啻為天文數字。於是,國內有人質疑:糧食都不夠吃,還拿出這麼多錢搞什麼高科技?還有人說:美國一家大企業1年的科技投入就是30多億美金,相當於100多億人民幣,中國拿這點錢15年投入8個領域數千項技術,不是開玩笑嗎?

然而,中國並不想開這個玩笑。863計劃是中國的命運決戰,堪稱新時代的“兩彈一星”。


4位科學家“走後門”想要2億,不料收到100多億,打響了中國的命運決戰

但863計劃又不同於“兩彈一星”。863計劃專家組的專家不是封閉的,更不是固定的,他們來自不同的單位、部門,“腦袋在863,屁股在原單位”,而且,為注入新觀念和保持創新能力,專家組成員每3年要換掉1/3左右。

同時863計劃與“兩彈一星”的精神卻是相通的。專家組專家經常集中,在那個通訊和交通並不發達的年代,許多北京以外的專家往往接到通知就是開會在即,他們常常是買張站臺票就登上火車,而且一站就是十幾個、幾十個小時。數年間,專家組專家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從無人抱怨。

有人說,863計劃專家組一直進行著“精神接力”。儘管從未有文字形式的正式記錄,但對每個863專家來說,“863精神”已稔熟於心:公正、創新、求實、協作、獻身。

4位科學家“走後門”想要2億,不料收到100多億,打響了中國的命運決戰

863計劃專家組趟過了許多體制的“盲區”,許多科學家甘做改革的鋪路石。比如專家組每3年換一部分人,在很多中國人眼裡,似乎永遠是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更何況都是頗具知名度的專家。但專家們默默地、甚至愉快地接受了,許多人退出了專家組又投入到863計劃項目的競爭中。

因為在科學家看來,863計劃無疑是共和國最偉大的科學工程之一。然而,說“863”是工程,不僅因其氣勢宏偉,重要的是,它衝破了中國科研課題“實驗室循環”的怪圈,迅速實現了產業化。

有人將863計劃形象地比喻成“沿途揀蛋,沿途下蛋”。“沿途揀蛋”即發現好的項目就立刻把它“孵成小雞”,而“小雞”一旦成長成“母雞”,就趕緊將其產的“蛋”往外拋。這個“拋蛋”的過程就是產業化的過程。863計劃培育出了高技術產業生長點,不僅極大地帶動了中國高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也為傳統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高技術支撐。

成果的大量轉化,讓“高科技”這個概念如同陽光、空氣和水,滲透進了每一個尋常百姓家庭的生活。如今,我們開著搭載智能技術的汽車,藉著導航去到每一個想去的地方;我們足不出戶,通過電腦電視對天下大事瞭然於心;我們隨時用手機查看一週甚至半個月的天氣預報,安排工作和生活;我們利用互聯網購買車票預訂酒店,出行信息一手掌握;我們在電影院悠然自得地觀看3D影片,感受視覺衝擊帶來的愉悅……雖然已經習以為常,但我們的生活已確實都被這些曾經的先進技術改變了。隨著產業化的加快,一方面是升級換代的浪潮,另一方面又是價格不斷降低的風暴。高科技從未像近幾十年這樣恩澤過中國人,高科技的概念也從未像今天這樣深入人心。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863計劃承載了中國幾代科學家的激情與夢想,也讓曾經輝煌的古老中國在21世紀終於再次在世界科技領域獲得了矚目與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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