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是全球的增长引擎，但每个经济体的具体表现却千差万别。我们在这项研究中找出了那些经历了强劲而持续增长的经济体，重点关注它们在经济政策上的选择，以及推动其增长的大企业所做的贡献——这是一项经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我们由此得出以下重要发现:
- 我们研究的71个新兴经济体有18个都超过全球基准和同类经济体，其人均GDP在过去50年平均每年增长3.5%， 或者过去20年平均每年增长5%。其中既有中国和马来西 亚这种长期成功的典范，也有印度和越南这种最近实现 高增长的经济体，还有埃塞俄比亚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 不太引人关注的领跑者。自1990年以来，这18个经济体已 经让10亿人脱离赤贫——仅中国就达到7.3亿人——还在 1995至2016年创造了44%的新兴市场消费增长。
- 领跑者在公有和私有领域都制定了旨在提高生产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长计划。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资本积累是 它们的共同特征，包括(有时采取的)强制储蓄。它们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也很深入。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往往都会通过投资构建竞争力，而且对监管实验保持灵活而开放的态 度，它们也愿意对全球各地的宏观经济措施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当地的环境。最关键的在于，它们的竞争政策为提高生产率、增加投资和培养有竞争力的企业创造了动力。
- 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对这些领跑的经济体形成了促进。平均 而言，领跑者经济体中营收超过5亿美元的公司数量达到 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两倍。这些企业相对于GDP的收入从 1995年至1999年的22%，增加到2011至2016年的64%，增幅接近两倍。同期对GDP增加值的贡献也从11%增加到 27%，达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些公司 通过投资资产、研发和职业培训提高了生产率，对小公司形成了溢出效应。结果，大公司反过来借助小企业通过供 应链生态系统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获益。
- 竞争和对私营领域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是这些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关键特征，表现最好的公司会在本土市场面临 激烈的竞争。在经济利润创造能力处于前五分之一的公司中，只有不到一半(45%)能够将这一地位保持10年时 间，而高收入经济体的这一比例达到62%。成功后获得的 回报也更高:在领跑全球的经济体中排名前10%的公司，夺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比率达到发达经济体中同类企业的 4倍多。
- 这种充满竞争的本土环境孕育了有创新能力的全球化企业，它们给股东带来的整体回报较高收入经济体的同类企业高出8至10个百分点。它们的营收有56%来自新产品 和新服务，较发达经济体的同类企业高出8个百分点，优先考虑海外增长的比例也高出27个百分点。
- 如果其他所有新兴经济体都能获得跟领跑全球的经济 体相同的成功，到2030年就可以给全球经济带来11万亿 美元的贡献，增幅大约为10%，相当于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自动化和贸易模式的转变以及其他全球趋势都带来了 新的机遇。服务业(传统的就业引擎)和制造业(可以对 其他领域的需求和生产力形成刺激)都有广泛的增长前 景。尽管有迹象表明，去工业化比预期时间更早到来，但 我们估计，一些新兴经济体到2030年最多可以将其制造 业就业比例提高4个百分点，并将该领域占GDP的比例最多提高3个百分点。
- 成功或失败都是在地区层面驱动的，与其他方式相比，新兴经济体历史上更具有地区共性。尽管如此，每个地区 都有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也都有实现更好结果的潜力。孟加拉国、玻利维亚、菲律宾、卢旺达和斯里兰卡等经济体 自2011年以来的人均GDP增长都超过3.5%。坚实的政策基础和大公司的增长都可以提升这些经济体及其他经济 体的经济，使之跻身未来的领跑者之列。
以下是报告摘要：
过去半个世纪，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强有力的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这些 经济体几乎占到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二，还贡献了过去15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消费。但“新兴经济体”这个包罗万象的词汇却有一定的误导作用，因为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差异极大。有的经济体已经真正“兴起”，实现了强劲而持续的长期增长，使得这些领导者缩小了与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而其他经济体仍然“有待兴起”，有的增长强度和稳定度不及领 导者，有的则仍然落后。
在本报告中，我们关注了71个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经济表现，从中找出领跑者——并确定了它们 领跑全球的方法和原因。我们把重点放在推动其实现不俗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生产率、收入和 需求，同时研究了大企业在推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的突出、但却未获充分认可的角色。这些 公司在蓬勃发展但却往往竞争激烈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脱颖而出，逐渐成长为强大的全球竞争者。如果能有更多的经济体从领跑者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并付诸实践，然后利用不断变化的全球趋势(包括技术的快速变化)，那么，各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机会将大幅增加——而在领导力 争夺战中脱颖而出的顶尖企业则会处在这一增长的最前沿。
最近发生在多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动荡对一些投资者的信心构成考验。在本报告中，我们从长远 的视角来看待发展中经济体，回顾它们过去几十年的真实表现，并对它们在2030年可能达到的状 态进行展望。
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成功进行量化:在我们研究的71个经济体中，有18个表现超过同类经济体和全球基准
我们以1965年为起点，分析了71个经济体近50年来的人均GDP增长情况。我们将其中18个经济体定义为领跑者，占比约四分之一。
有7个经济体在整整50年内的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达到或超过3.5%。这个阈值是世界银行定 义的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经济体在50年时间内，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所需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一增 速较美国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快1.6个百分点。这7个经济体分别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
虽然这些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已经被外界广泛研究(包括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内)，但它们的规模和速度依然举世瞩目。我们的分析发现，第二组包含的11个近期领 跑者不太受人关注，在地理位置上更加分散，跨越多个地区和收入水平。这些经济体在1996至 2016年的20年间实际人均GDP年均增幅至少为5%。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这足以使之上升一个 收入水平——而且比美国的人均GDP增长高出3.5个百分点2。这11个经济体是阿塞拜疆、白俄罗 斯、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印度、哈萨克斯坦、老挝、缅甸、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图表E1)。
这18个经济体不仅展现出非凡的平均经济表现，还证明了自身的连贯性，在过去50年和20年间 分别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超过基准增长率。巴西、加纳和波兰等其他经济体虽然也经历了强劲 的增长期，但却并没有达到标准，原因是它们在繁荣过后出现大幅下滑。图表E2显示了我们对71 个新兴经济体的归类，而且针对领跑者和其他筛选出来的经济体，着重强调了它们在我们所考量 的一系列经济表现维度上取得的进步3。整体来看，我们没有发现太多证据支持“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概念——这个概念认为，依靠低工资和采用高收入经济体的技术实现增长的经济体，等到其步入更加繁荣的阶段，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可能会丧失竞争优势。
领跑者总计让接近10亿人摆脱赤贫状态，有助于实现这一关键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5。事 实上，这些经济体的日益繁荣不仅降低了贫困率，还催生了一批全新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在1990至2013年间(这是可以获取全面数据的最近年份)，这71个新兴经济体的赤贫人口总数从17 亿减少到5.8亿。领跑者大约为这项变化贡献了95%。全世界目前只有不到11%的人口还处于赤贫 状态，低于1990年的35%6。中国和印度处于领导地位，大约让9亿人摆脱赤贫(两国分别约为7.3 亿和1.7亿)，印度尼西亚也让大约8000万人摆脱赤贫状态(图表E3)。
与此同时，这些经济体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进入我们所谓的“消费阶层”——这些人的收入足以使 之成为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消费者8。从全球来看，这些高度城镇化的消费者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我们估计，全球440座城市到2025年可能占到全世界一半的GDP增长，主要源自消费阶层的开支增加9。领跑者几乎占到所有新兴经济体过去20年家庭支出增长的一半。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动荡时期(包括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周期)，尽管一些历史上 取得非凡表现的经济体(包括新加坡)经历了增速放缓，但部分领跑者还是在2011至2016年间实现3.5%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与此同时，其他很多经济体经历了急剧增长，包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加纳、波兰、菲律宾、卢旺达和斯里兰卡。虽然并非全部经济体都出台了促增长的政策，但其中的确有一些经济体也通过促增长政策，加强了经济基本面。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通过政府政策建立了一个立足于生产率、收入和需求的促增长周期
虽然18个领跑者千差万别，收入层次、规模、所在地区(不包括拉美、中东和北非)和要素禀赋各不相同，但我们的分析认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们都处在生产率、收入和需求共同增长的促增长周期中。竞争政策是这些基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可以推动生产率增长，还有助于培育那些能够为GDP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大企业。
为了支持资本积累和确保稳定而制定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促增长计划
促增长周期首先从提升生产率开始，通过积累资本和技术来实现。生产率的提升可以促进就业增加、工资提高，从而，让更多人成为中产阶级，反过来支持更高的消费和储蓄。
企业利润增加，政府也获得更多税收，因而可以用于改善重要基础设施。工资增长可以转换成更 多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个人储蓄——其中一些是通过从工资中强制扣减退休金来实现的—— 以及投资和家庭消费。除此之外，通过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便可提升整体的商品需求。我们研究中的领跑者在多数指标中都脱颖而出，但未来发展潜力及机会仍然存在。
对于所有领跑的经济体而言，GDP的高速增长都源自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力供给的增加10 。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指的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更好地管理来高效地使用各种资源，这其实都是由资本积累和收入增长促成(图表E4)。
事实上，领跑者过去30年的GDP增长有超过三分之二都源于跟工业化相关的生产率快速提升: 年均生产率提升4.1%，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仅为0.8%12 。这种快速发展最初通过创造财富和提振需求推动促增长周期，从而创造更多就业。
在我们样本中的7个长期领跑者中，其资本积累——通过较高的投资率和国内储蓄率来实现——在 1990至2016年期间每年平均贡献大约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在11个短期领跑者中，资本积累在1995至2016年期间每年贡献大约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投资在长期领跑者的GDP中平均占比为30%，在近期领跑者的GDP中平均占比为20%，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高出3至13个百分点。按照本土储蓄在GDP中的占比计算，领跑经济体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高出10至30个百分点。
领跑者可以利用更高的国内储蓄，其中一些是政府运作的养老金储蓄计划所要求的，例如新加坡 公积金(CPF)制度;还有一些则是在政府发展的强大金融机构和便利的数字银行服务的鼓励下 实现的。较高的国内储蓄促成了对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更多投资。领跑者还吸引了最大比例 的外商投资，在2000至2016年，新兴市场的外商投资总额约9000亿美元，其中领跑者所占的外商 投资总额占近七成。
对近期领跑者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在1995至2016年间平均每年贡献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其他 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贡献很有限，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长期 领跑者的全要素生产率造成影响。但在受到那场危机影响较小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至 2016年间每年贡献4.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18个领跑者的强劲生产率增长转化成了非凡的收入增长。7个长期领跑者的工资和福利在1980至 2014年平均每年增长4.6%。作为领头羊，中国在此期间的收入每年增长8.6%。在近期领跑的经济体中，真实工资和福利在1995至2014年期间每年增长6.0%。这大约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3倍。18个领跑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带来的家庭消费支出增速，大约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快3个百分点。
这些经济体的另外一项基本特征是，它们有能力通过调整经济政策来适应国内的实际情况和不 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此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即便是在经历全球动荡时也不例外。例如，政府快速采取行动，确保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动荡时期快速恢复过来。2013年，当各国央行解除量化宽松的预期，从而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出现所谓的“缩减恐慌”时，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几个经济体实施了货币、财政和汇率稳定措施来缓冲市场压力。
领跑者与外国市场联系更紧密，使之得以挖掘全球需求
领跑经济体受益于其通过出口市场挖掘全球需求增长的能力，使之获得了更大的规模经济。 这种更高的出口导向体现在MGI的“连接指数”(Connectedness Index)中。该指数评估了各 个经济体通过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程度。
1980年，领跑者在全球各类商品、服务和金融的流入和流出中占比为7%或更低。到2016年，这 一比例上升到19%或更高。最大的增长来自商品贸易。领跑的经济体到2016年占据近30%的全球 份额——中国占据13个百分点——1980年仅为1%。事实上，共有7个领跑者在连接性上跻身全球 前30，包括新加坡(2)、中国大陆(9)、韩国(15)、马来西亚(20)、泰国(21)、越南(26)和印 度(30)。
竞争政策为生产率增长创造动力
很多领跑全球的经济体意识到有竞争力的私有公司的重要性，还培育了适宜投资和竞争的环境，甚至为提高生产率出台了一些刺激政策。它们并没有挑选优胜领域，也没有在各个领域内挑选优胜公司，而是集中精力提高生产率，在各个领域内促进竞争。结果，大公司占比更高的领域实现了更快 的增长，生产率的增幅也更大，员工薪水更高，还实现了更多的投资。在一些(而非所有)经济体，政府通过对新兴行业的全行业支持帮助其培养出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些政策包括低息贷款、优惠汇率、降低税率和研发补贴。然而，随着这些行业越来越有竞争力，保护措施也逐渐解除，限制市场的失真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支持举措会附带一些条件，以此鼓励企业提高生产率。例如，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进口政策严格限制战略领域之外的商品进口，施加高额关税，但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转向更加开放(但仍未完全开放)的机制。
以外商投资企业(FIE)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者，也成为政府促进生产率增 长的一种方式。例如，中国就使用了合资模式和对FIE有利的FDI政策(包括优惠待遇)。本地企业 可以受益于这些外国公司的技术溢出，而FIE则可以帮助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19。例如，根 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它们为中国贡献了大约一半的出口20。提高政府效能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请 参见附文2，“领跑全球的经济体受益于政府效能的提升”)。
政府还跟私有经济合作，共同在多个行业创造解决方案，包括基础设施、科技和金融服务。例 如，越南就很快从没有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了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私有企业和外商投资的大举流入。中国允许在不同城市和不同省份之间展开竞争，还允许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互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也纳入其中。
高生产率企业扮演的角色是领跑经济体的关键增长特征
发展经济学家过去几十年广泛记录了推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各种政策。但是，在发展中经济体 创办和经营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管理灵活、生产率极高的公司对这种增长所做的贡献，却并没有 吸引太多的研究。在18个领跑全球的经济体中，我们发现这些在宏观经济和其他有利政策支持下 发展起来的公司，不仅对GDP形成促进，还成为本土发展的催化剂。
我们这里定义的大公司是指年营收至少5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从1995至2016年，领跑的发展中 经济体的这些公司相对于GDP的营收几乎扩大到原先的3倍，从GDP的22%增长到64%。这一 比例不仅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远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与此同时，我们估计这些领跑经 济体的公司对GDP增加值的贡献也实现快速增长，从1995年的11%增长到2016年的27%—— 达到非领跑新兴经济体份额的两倍(图表E6)。
大公司往往会关注那些能够挖掘全球需求的领域，这也帮助领跑经济体获得了更大的出口份额。它们在投资资产、研发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力度大于中小企业，以此提升生产率——它们支付的工资也往往更高，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经济体甚至能高出75%以上。除了这些直接影响外，大公司还会间接刺激其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的创造力、增长和生产率——反过来依靠这些中小企业为其生态系统提供中间投入品(图表E7)。
有竞争力的新兴市场公司成为有抱负的全球领导者
在领跑新兴经济体中跻身前列并保持领先地位，绝不是大公司的囊中之物，它们中的很多企业都远非传统意义上那些受到政府保护的寡头。我们的分析发现，很多(但并非全部)领跑经济体的竞争形势都很残酷，只有最强大的企业才能生存。国内竞争促使赢家获得超额的营收和利润，并 且在股东总回报等关键维度上超越发达经济体的同行。因此，对于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发展中世界既带来了增长机会，也带来了严峻的全球竞争。
在领跑经济体成为优胜企业有一定难度
作为衡量企业竞争环境的一项指标，领跑经济体每1万亿美元GDP对应的大公司数量达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两倍，二者2016年分别为160家和80家(高收入经济体为95家)。因此，营收增长 的分享范围更广。例如，在高收入经济体，8%的公司贡献了所有大公司80%的营收增长。而在领跑经济体，则是22%的公司贡献了所有大公司80%的营收增长。
对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也是竞争环境的重要标志。根据我们的分析，在2001至2005年间创造的经济利润跻身前五分之一公司，只有不到一半(45%)能将这一地位保持10年。这一比例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在位企业，它们在同一个10年保持在前五分之一的比例达到62%。我们研究的几乎所有行业，以及有数据可查的几乎所有领跑经济体，都存在这种情况(图表E8)。
保持领先地位的成功企业获得的回报极大:按照价值创造排列，在领跑经济体排名前10%的大 公司获得了所有公司经济净利润总额的454%。这一比例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4倍，那里排名前10%的公司仅获得所有公司经济净利润总额的106%。但失败所带来的惩罚也更大:在领跑新兴经济体中排名后10%的公司遭受的亏损达到所有公司亏损总额的289%，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仅为31%。
新兴经济体最具竞争力的公司正在成为全球参与者，其表现超过发达经济体的同类企业
经过这种激烈竞争洗礼的新兴经济体企业，逐渐成长为全球舞台上强大的竞争者。它们覆盖多种领域，根据经济体经济结构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1995至2016年，领跑经济体的大型上市公司每年的净利润增长较其他新兴经济体快4至5个百分点。从全球来看，它们贡献了2005至2016年所有大型上市公司40%左右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长，尽管它们仅占2016年营收和净利润总额的25%左右。自从2000年以来，有超过120家这类公司跻身“财富全球500强”。
这些表现一流的公司也在一项关键绩效指标上超过发达经济体的公司，那就是股东总回报。2014 至2016年间，领跑新兴经济体前五分之一的公司的股东总回报率平均为23%，高收入经济体为 15%，非领跑新兴经济体为13%。然而，高收入经济体的已投资资本回报率更高，它们通常更关注 利润率最大化，而非营收增长。
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大公司，我们调查了7个经济体和10个行业的2000多家公司。结果发 现三大突出特点:
第一，新兴经济体的顶尖企业更关注创新，它们有56%的营收来自新产品和新服务，比发达经济 体的同类企业高出8个百分点。很多顶尖企业引领其所在行业开展技术和数字颠覆(图表E9)。这也令一些城市(尤其是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城市)成为创新集群。班加罗尔、北京和上海每年授予专利的增长速度都达到全球头号创新集群硅谷的两倍。创造性革新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手机 制造商传音就是其中之一:它已经成为非洲领先的智能手机和功能手机品牌，其产品不仅价格亲民，而且能够容纳4张SIM卡，让非洲经济体的很多用户都可以避免因为没有与对方使用相同的手机运营商而支付高额费用。该公司目前在印度增长迅速。在印度市场推出其4大品牌短短一年后，它目前在印度实现快速增长，还在一些市场挑战领头羊三星。
第二，这些公司的投资战略更加激进，分配资源更加敏捷。它们的投资几乎是发达经济体相 似企业的两倍(按照资本支出与折旧的比率计算)。我们分析的多数行业都存在这种差异。例 如，2016年9月成立的印度移动网络运营商Reliance Jio已经投资300亿美元建设4G VoLTE移 动网络，超越了那些仍在从旧技术逐渐升级的老牌运营商。在不到两年的运营时间里，这家公 司已经成为印度市场份额排名第三的运营商。这些领先的公司分配资源的速度也更快。平均而 言，它们制定重要投资决策的速度比发达经济体的类似企业快6至8个星期。按照比例计算， 大约少花30%至40%的时间。
第三，新兴经济体里最成功的大企业比高收入经济体的同类企业优先考虑海外增长的比例高 出27个百分点——并且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强大的全球竞争者。泰国正大集团就是这样一 个例子。作为一家着眼于农业、房地产、零售和电信业务的公司，正大集团成为1981年首批进入 深圳经济特区的外国投资者。如今，中国业务在其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中占据很大比 例32。在非洲，埃塞俄比亚航空通过收购快速扩张，包括买入马拉维航空(49%)和赞比亚航空( 45 % )的大量股权，并且展开了许多合作，包括与几内亚政府共同成立几内亚航空，并与多哥的A S K Y航空展开合作。
新兴经济体在变革时代的新机遇
全球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似乎比以前更早达到顶峰，而跨境贸易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也失去了一些活力。这些变化不仅给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构成挑战，也给它们带来了新的机遇。
人口特征、贸易和其他流动以及科技领域的全球趋势表明，新兴市场将成为全球增长的主战场 我们强调所有新兴经济体都必须适应全球格局的三大根本变化:人口特征的变化、全球繁荣度提 升和城镇化，这都会对消费产生影响;贸易和其他跨境流动的模式转变;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的 普及率提升，尽管有望提升生产率和GDP增长，但这却会对一些传统发展路径构成挑战。这些趋 势的综合效应会加强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不仅能创造需求，还会引发竞争。
人口特征变化已经在影响全球经济，德国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工作适龄人口减少对增长形成拖累。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兴经济体以提高城镇化率的方式对人口结构趋势形成强有力的对抗: 随着人们进入城市，并加入生机勃勃的消费阶层，消费也会因此受到促进。我们预计新兴经济 体整体将在2015至2030年间贡献62%的消费增长，对应金额达到15.5万亿美元，仅中国就贡献 22%——该国同样在经历人口老龄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长有所放缓，贸易和移民在一些经济体面临政治阻力。与此同时，跨境数字化流动则在快速发展，从2005年到2017年实现了147倍的增长，并且在全球商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MGI最近的研究表明，发展中经济体有史以来首次参与了超过一半的全球商品贸易，而“南南”贸易——这是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贸易活动的简称，尽管这些贸易并非发生在南半球——增速也超过“北南”贸易和“北北”贸易。中国是这些“南南”贸易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中国的发展，它也更加关注研发和资本密集型制造;这在最近为越南、印度和其他低收入新兴经济体创造了机会36。整体而言，包括“南南”贸易和“中南”贸易在内，新兴经济体之间 的商品贸易份额从1995年的8%增长到2016年的20%(图表E10)。
数字革命也在推进。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最近的快速进步可以对生产率和全球人均GDP增长形成 急需的促进，有助于对抗上文提到的人口特征变化。我们估计，在2015至2030年间，自动化有潜 力将发展中经济体每年的生产率提升0.8至1.2个百分点37。数字技术已经促成了新的商业模式，还开启了新的市场。例如，肯尼亚的M-Pesa可以实现手机汇款，而印度尼西亚的Go-Jek摩的应用也利用科技打开了交通领域的新疆界。
虽然很多工作都会被新的职场技术所取代，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可能还会有足够的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以此来抵消这些工作流失。但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工作需要一些新的技能，还需要更高的教育程度，因而在培训和再培训方面给政府、教育机构和企业带来了重大的挑战。
制造业仍有强劲增长机会
过去30年，制造业一直都是推动领跑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强大引擎，而且往往会遵循类 似的模式:它在就业中的份额最终到达顶峰，开始下滑，到那时，服务业开始成为创造就业最多的 领域。研究人员最近也发现，这个顶峰在发展过程中到来的越来越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称之为“早熟的去工业化”。这种现象很复杂，但或许并不会挫败发展 中经济体的野心;我们发现制造业可能仍有增长空间，在低收入经济体尤其如此，而且仍会成为 创造就业的来源，尤其是在较低的工资和战略位置令一个经济体对服装生产商和其他劳动密集型制造商形成吸引力时。
我们的分析显示，有20多个经济体仍然可以提高制造业的就业和增加值在经济中的占比(图表 E11)。例如，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正因为中国减少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而获益。在孟加 拉国，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已经在2005至2016年间从16%增长到22%，其劳动力占比也从11% 增长到14%。越南也获得了类似的利益，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在2009至2016年间从16%增加 到21%4。只要能集中精力创造各种机制帮助企业竞争，经济体(尤其是最开始的制造业份额较 低的经济体)就可以实现制造业引领的增长。
很多机会可能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者因为收入增加而扩大的需求。事实上，根据我们的测 算，中国和印度到2030年的制造商品进口增长会超过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进 口增长。制造业不仅创造了就业，促进了制造业相关领域的增长，还会对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和 就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针对5个新兴经济体(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的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实证分析表明，包括这些诱导效应在内，制造业对就业产生了超过5倍的显著 乘数效应，服务业的就业乘数效应约为3倍。制造业产出的乘数效应为2.3倍，服务业为1.9倍。
通过实例来更加深入地看待这三个行业，就能凸显出一些增长机遇。
· 纺织和服装行业有望将4%的年增速一直保持到2030年，达到1995年以来的两倍41。仅仅孟 加拉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越南5个经济体就占到过去5年全球纺织和服装行业全 球出口增长的51%。
· 电子和电气设备自1995年以来保持每年5%的增速，并且至少可以将这种速度保持到2030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增加值中的占比从2016年的52%，增加到2030年的65%42。这个领 域在促进科技普及和提高生产率方面尤其有效。例如，富士康、英特尔、三星和胜华等跨国企业 自2010年以来已经在越南投资逾150亿美元用于建设生产设施，还与当地的零部件生产商建立 合作关系43。
· 随着全球生产焦点转向新兴经济体，汽车行业代表了另外一个机会。2011年以来，全球约 46%的出口增长来自5大新兴经济体:中国、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墨西哥和斯洛伐克共和 国。
在制造业的相对贡献降低时，服务业可以创造就业，打开生产率增长机会
服务业为新兴经济体贡献了60%以上的GDP和超过一半的就业，但在多数经济体，服务业历来 都不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贡献者。这种情况目前正在改变:从接线员到放射治疗师，各种各样 的服务提供者都可以更加轻松地展开全球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科技进步。服务业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 1 9 9 5 年 的 1 9 % 增加到目前的 24 %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服务业的就业比例也变得更加重要。
新兴经济体应该同步提高建筑和贸易等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和就业，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它们 最能吸纳因为脱离农业而产生的劳动人口。在对19个新兴经济体过去10年的情况进行研究时， 我们发现多数经济体都能提升这些领域的生产率和就业——尽管增长并不平均，也不必然。我 们对几个领域进行的分析发现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新机会。例如，2005至2016年间，商业和 IT服务贸易额翻了一倍，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而全球需求有望保持每年3%的增长，并一直持续到 2 0 2 5 年 ，数字领域的支出将成为主要增长动力。作为主要供应商，印度的 I T 和商业处理收入自 2012年以来以每年9%的速度扩张，而就业增长则超过6%44。2000年以来的生产率每年增长 4%。
在零售业，我们发现新兴经济体的生产率都有超过5%的潜在增长，其中约有60%是通过把更 多销售转向超市和仓储式卖场等现代化零售业态来实现的，这些业态的生产率通常至少能达到 传统商店的3倍。在线零售的生产率更高，在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电子商务渗透率较高的 经济体，零售业生产率自2000年以来保持每年超过5%的增长46。图表E12强调了新兴经济体在 某些领域的生产率机会，既包括制造业，也包括服务业。
如果所有新兴经济体都能达到领跑者的历史生产率提升水平，全球经济将增加11万亿美元生产率增长将决定发展中经济体收入——和消费——将继续保持什么样的增速。作为我们基准 的普遍预期是:53个处于中等水平或落后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在2015至2030年间的生产率增长 将达到平均每年1.3%。
如果这些经济体能够达到18个领跑者的历史生产率增长水平，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就要求它们 将2000至2015年的年均生产率增长从1.4%提升到4.1%，达到领跑者的平均年度增速。为了测算由此产生的影响，包括对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们使用宏观经济模型模拟了这种增长。
由此产生的影响非常显著: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整体的人均GDP增长率将增加到4.6%。这会 推动它们2030年的人均GDP较普遍预期高出50%，并让2亿人成为消费阶层，此外还将再帮助 1.4亿人脱离贫困——按照全球人口占比来看，几乎提升了整整两个百分点。
这种情况实现的可能性有大?将增长速度扩大为目前的3倍显然是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但其实已有 先例:相对于1980至1995年的基准，11个近期领跑者在1995至2015年间就取得这种成就。
全球经济会经历一波反弹，实现平均每年3.5%的增长，而普遍预期为2.8%。到2030年将为全球 GDP直接增加11万亿美元。其中约8万亿美元将直接来自53个迄今为止处于中等或落后水平的新兴经济体。剩余3万亿美元并非直接创造的，因为这53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和收入增加会对发达和领跑经济体的全球需求产生影响。11万亿美元的全球产出提升大约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0%，相当于又增加了一个中国的体量。
相同地理区域拥有一些共同的优势和劣势，而所有地理区域都有潜力强化它们的促增长周期我们分析了样本中的全部71个新兴经济体具备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总共使用了13个经济表现 和潜力指标，领跑者的表现证明这些指标与人均GDP增长高度相关。这些指标会追踪一系列维度的表现，包括前面提到的对促增长计划形成贡献的生产率、收入和需求元素。我们在研究结果中提供的热力图大致展示了这7个地区的优势和挑战(图表E13)。
本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处于相同地理区域内的经济体之间的共同点，多于按照收入层次、增长原型、或最近的增长经历定义的集群内部的共同点。例如，多数领跑者都来自亚洲，而没有一个来自拉美、中东或北非。我们的分析表明，多数经济体仍然需要解决其经济中的很多元素才能强化促增长周期。即便是东亚和东南亚这个表现最好的地区，也要面临如何保持增长这项挑战。包括 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近期领跑者面临增长放缓，部分原因来自这一时期的资源价格下跌。相反地，即便是在很少出现领跑者的地区，仍然有一些表现突出的经济体。
· 中亚经济高度依赖资源，但目前并未陷入“资源诅咒”，这主要得益于储蓄和收入的高速增 长，以及政府效能的提升。例如，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2010至2015年间的 国内投资平均占到GDP的32%，而作为另外一个依赖资源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为16%。虽然该 地区在2016年仅占全部71个新兴经济体1%的GDP，但其中的5个经济体有4个跻身近期领跑 者。虽然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增长放缓，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仍然势头强劲。
· 受到全部7个长期领跑者和4个近期领跑者(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的提振，东亚和东南亚一直是表现最好的地区。这里也是最大的经济区，占到我们研究的所有新兴经济体GDP 的47%。但可持续增长仍然是一大挑战:由于生产率提升速度落后，这一地区的一些长期领跑者(包括新加坡和韩国在内)过去几年经历了GDP增速放缓。柬埔寨和越南等近期领跑者仍然“有序推进”，并在生产率、收入和需求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这一地区的多数经济体都需要确保广泛的收入增长，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均。
· 由于主要由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构成，
南亚需要提升全球联系和出口多样性。目前只有 印度跻身领跑者行列。2010至2015年，出口平均为这里的GDP贡献18%，低于领跑者三分之 一的平均比例，而且这一地区的很多经济体主要出口纺织品和服装。南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部分原因在于有很高比例的劳动者仍在从事农业活动，但这里的经济体正在快速将人们转移 到生产率更高的领域。该地区有机会提升其机构和官僚的质量，并且可以使用自身在IT咨询服 务领域的经验来提高当地的数字经济和企业的科技普及程度。· 中东欧在71个新兴经济体的GDP中占比16%，并以1.26万美元的人均GDP在所有地区中位居首位，但这里的12个经济体只有一个(白俄罗斯)成为近期领跑者。这一地区的资本投资很低，工资增长和家庭消费停滞不前。这里的经济体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储蓄和挖掘教育程度较高但工资并不高的劳动力来构建知识密集型服务(这些服务有可能受益于即将到来的技术 颠覆)，从而降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一些经济体(例如波兰)已经从西欧和美国吸引了包括惠普在内的企业在那里建立后勤和支持业务。该地区目前聘用近30万员工从事外包和离岸工作50。然而，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总就业自2010年以来每年下滑1%甚至更多，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的就业基本不变51。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均GDP倒数第二，约为1750美元，但有几个经济体最近几年取得 了重大进步。卢旺达和科特迪瓦等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在2010年至2015年保持每年2.5%的增长——除亚洲之外的最高增速——而政府效能也大幅改进。目前，这里的15个经济体只有 1个(埃塞俄比亚)跻身近期领跑者。总体来看，这里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较弱，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也缺乏多样性。例如，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超过90%的商品出口都与石油相关。通过改进基础设施和持续提高政府效能来吸引外商投资仍然是该地区的重要机会。
· 拉丁美洲几乎占到71个新兴经济体GDP的20%，但在促增长计划的各个维度中都处于落后 状态。所有经济体的年度生产率增长排名都处于后半部分，我们分析的15个经济体没有一个 跻身领跑者行列。严格的监管、偏低的储蓄和收入增长以及不成体系的法治都是这里的重大 障碍。虽然该地区诞生了一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包括墨西哥的Grupo Alfa、巴西的 Embraer和阿根廷的Tenaris——但企业却受到严格的劳动法规的束缚52。该地区的多数经济体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比较低，收入不均也有改善空间。如果按照平均基尼系数来衡量，平 均而言，拉丁美洲截至2015年的不平等程度位居各地区之首。
· 中东和北非也没有领跑者。事实上，这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负，收入和需求增长有限，而教育开支的提升程度也最低。缺乏经济多样性令这一地区的一些经济体步履蹒跚——例如，阿尔及利亚约有95%的商品出口与石油相关，伊朗的这一比例超过60%。这里 的大型上市公司数量也很少。该地区是最近几年唯一一个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出现下滑 的地区，从2010至2015年每年平均下滑0.6%，而同期的劳动生产率每年仅增长0.9%。MGI 最近的研究发现，该地区2000至2015年的GDP增长有75%归功于劳动力扩张，只有27%源 自劳动生产率提升。这里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在生产中鼓励技术普及、刺激消费和提升 官僚机构的职业化程度来提升商业生产率。
关注今后的领跑者
在这种多样化的全球格局中，我们识别出那些立志跻身领跑者行列的个别经济体。这些经济体 都在按照我们在热力图分析中列出的促增长计划要素，打造和强化各自的经济基础。其中一些已经在2011至2016年间实现了超过3.5%的人均GDP增长。图表E14可以看出许多有望在未来成为领跑者的经济体，我们将其分成3组。第一组包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菲律宾、卢旺达和塞内加 尔，它们在2011至2016年间每年的人均GDP增长超过3.5%，而且跻身我们表现指数的前25%。 第二组包括肯尼亚、莫桑比克、巴拉圭、塞内加尔、坦桑尼亚。按照我们的促增长表现评分，这些经济体移动到前五分之一，反映了在关键的生产率、收入和需求动力上的改进，但尚未实现3.5% 人均GDP连贯性增长。另外两个经济体达到了3.5%的GDP增长基准，但其促增长表现不够优秀，因此将其归入第二组。它们是科特迪瓦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发展中经济体今后可以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继续帮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扩大中产阶级并推动全球GDP增长。我们的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些潜在利益，需要政策制定者坚持为了提升生产率、收入和需求而制定促增长计划，同时还要推动生机勃勃的私有经济，让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公司在本土竞争中充分锻炼，然后参与全球竞争。这种组合的有效性已经被本报告所研究的领跑者的成功所证明，也有可能在变革时代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要素。自动化崛起、贸易模式转变和其他趋势都带来了新的机会，有望给那些能够通过充分的灵活性抓住这些趋势的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回报。18个领跑者已经开辟了道路。现在该轮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学习它们的经验，保持这份发展势头(图表E15)。全球经济将因此而更加繁荣，而仍然生 活在贫困状态的数百万人口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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