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得就剩钱了，这是一种极端。《驴得水》呢，是另一种极端，糟得就剩下意义。立意高远，讽喻历史，鞭笞人性，它算是配得上这些大词，可也就这些大词和它比较搭。
从高空落到地面，别逼人抬头仰望意义了先，也别在上头俯视蝼蚁众生了，搭建寓言的台子和刻画人物的线条，又狠又粗，不把驴当驴，也不把人当人。驴和人只是道具，只是符号，牵完故事，扯完意义，就没它们什么事儿了。
《驴得水》讲了一个好故事？不，它只是讲了一个好故事的胚子。它的故事一点也不好看，作为被观看的电影故事，它就是场令人如坐针毡的视频灾难。听这故事，一定比看这故事，不那么难受一些。说它没有电影感，其实是比较轻的指责——在现成的批评话语里，选个最轻易的。尽管所谓的电影感，并无绝对制式，但《驴得水》的影像之糙，让它实在没有资格反驳“没有电影感”之类批评。摄影是给李安《推手》、《喜宴》、《饮食男女》掌镜过的林良忠，不过这也没改善它的面子问题。林良忠不是风格派，镜头辨识度较低，所以还得看导演是谁。至于剪辑顾问找的是廖庆松，侯孝贤的御用剪刀手，这可以给节奏救场，但根本无法拯救木已成舟的电影素材。
几位知识分子，胸怀理想，跑到山区教书。后来，他们忘了初衷，理想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大框架可以对应到近现代史，非现实化的寓言调子加强了这种讽喻效果。而寓言里的人，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裴魁山，在张一曼那里受挫，怂货变成心狠嘴辣、报复心强的大恶人；周铁男，一个喜欢打抱不平的愤青，被枪子教训后，就变成了温顺妥协的怂逼；铜匠，一个天真无辜的群众，在被经验与知识教育洗礼后，变成了个流氓；张一曼，观念开化，撩起了群众的火，却把自己给折进去了，舍了身取不了义；校长，做大事不拘小恶，他是他们的成熟结合体；特派员人格倒很稳定，就是个体制内的混蛋。每个嘴脸，都不讨人喜欢，包括校长女儿。
人物当然没有讨人喜欢的义务，但有“变”服人的责任。而裴魁山他们的转变，都是转脸就不是人了。这样的性格转变、三观进化，简直反人类。它以概念至上，历史观和人性观定调后，所有人物皆化身道具，服务于概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让观念成立，人可以不是人，只是被线牵引着的木偶。俩导演对描画人物缺乏足够耐心，人性悲剧的力量因此被大大削弱，主要就剩下荒诞的意义所指。
以荒诞悲剧反思历史，揭示人性之恶，尤其是知识分子之恶。常识性的历史观和人性观，当然没啥问题，在我们这国度，常识还是稀缺性的，普及常识当然有其意义。但电影是电影，电影有电影的常识，《驴得水》的粗劣劲儿，是在反电影的常识。
对观念操之过急，导致对人物操之过急，做电影不拘小节，这就像片中的人性恶一样，是创作之恶。放纵人性之恶，会一发不可收拾，酿成悲剧。所以，就算再有意义，也不能原谅《驴得水》的创作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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