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纪念园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桑干河畔九龙湾山阴县河阳堡村西600米处。园内建筑按照明代一品大员墓地规划修复，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内有高6.8米的主墓冢和三座小墓冢，四座用来祭祀和安置石碑的享堂。
史料记载，王家屏出身书香门第，可惜，王家屏出生时王家已家道中落，虽然，仍是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却不得不靠耕作维持生计。王家屏自幼聪颖，智商超乎常人，年仅十三岁便考中了秀才，二十九岁成了一名举人，没过多久，便高中进士入仕。
在踏足官场后，王家屏十分耿直，曾有权臣高拱的兄长贪污受贿，激起江都一带的民愤。很多朝官都不敢与之做对，只有王家屏不顾身边朋友的反对，执意写了一封奏折禀明实情。在那个年代，如此不畏强权的官员是十分少见的。
也正因为王家屏的忠心，万历初年王家屏被提拔为讲官。
明朝初期，皇帝尚看重朝讲，但是，到了明朝中叶后朝讲便不再受重视了，万历皇帝时期朝讲甚至成了一种流于形式的儿戏。即便如此，每逢王家屏轮到开讲，王家屏仍能直言不讳，陈述利弊。神宗颇为赏识这位文采气质绝佳的文人，在百官面前称王家屏为“端人”，意为王家屏言行举止俱佳，仪表端庄，性格正直。
此时的朝廷除了王家屏外，还有张居正这位能臣。当时，张居正在朝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深受万历皇帝器重，权势极大。若哪个官员想要节节攀升，必先得到张居正的赏识，放眼望去朝中尽是讨好张居正的官员。
某次，张居正染病卧床，文武百官纷纷闻讯而至，探望这位高官，只有王家屏不为所动，并未前去。万历十年，张居正离世，朝中文武一改对张居正的态度，对已故的张居正诋毁攻击。神宗也因张居正生前对自己管束太严，加上朝官们的诽谤，不但，撤掉了张居正的官职，还将其家产查抄，族人全部流放。
破鼓万人捶，朝廷上下笼罩在一股“反张”的热潮中，此时的王家屏仍未“随大流”，而是仍给予张居正极高的评价，没有为了迎合圣意而违背初心。两年后，王家屏被提拔为吏部侍郎，辅佐朝政。仅仅一月之后，王家屏又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成为内阁的一员。明史评：“去史官二年即辅政，前此未有也。”
王家屏进入内阁六年，虽然并未执政太久，但仍给后世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家屏从不滥用职权，注重与同僚之间的关系，在保证秉公执法的同时很少得罪人。
万历年间皇帝是出了名的昏庸，明神宗整天沉浸在美酒美色之中，对天下大事不管不问，文武百官一年都很少见到这位贪玩皇帝几面。由于皇帝的放任，致使朝中出现了许多贪赃枉法的家伙，经济处在危机中，军备得不到保障，军队的士气低迷。
此时，正赶上连年战乱，各地灾荒四起，大明王朝由盛转衰摇摇欲坠。虽说，王家屏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贤臣，但是，大明朝多年来埋下的诟病已深。再加上，皇帝又是个昏君，纵使王家屏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能拯救大明于危局之中。
伴君如伴虎，王家屏“斗虎”讲究方式方法，不仅自己成功地躲过了“老虎”的血盆大口，还救了别人。
1589年，大理寺评事于仁向皇帝上疏，说：神宗好酒、好色、贪财、易怒。虽说这四句说得一点没错，切中要害，但是，神宗并不喜欢朝臣批评自己，火冒三丈，执意要将于仁治罪。这时让谁都没想到的是，王家屏站了出来，要替于仁承担罪名。
对此王家屏如此说道：“于仁只是个庶官，对皇帝的错误尚能直言不讳，我身为辅臣，对皇帝的错误做不到直谏，这就是我的失职，所以，这件事不能怪罪于仁。”神宗虽然想置于仁与死地，但是，在王家屏的这番慷慨陈词下也不好意思下手了，只是将于仁免官草草作罢。
王家屏是个聪明人，伴君如伴虎，对待不同的“老虎”要有不同的对策。王家屏根据神宗的脾气秉性制订了这样一条对策：“委婉的开导、尽力的辅导、用一颗诚心去感动，倘若皇帝不听从，便据理力争直谏。”
明神宗不顾民生民情，想方设法从民间敛财，以满足自己穷凶极奢的生活，王家屏如此劝谏道：“国民纵欲败坏纲常的源头在上面。”明神宗不理朝政，荒废政务，王家屏则屡次上疏请求神宗上朝。王家屏觉得“堂陛之交所恃以存礼貌者惟有朝讲，军国之政所恃以集其谋议者惟有章疏”。
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王家屏也是个顽固愚忠封建老臣，他的身心都放在了重振朝纲、维护封建统治者上。然而，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就算是聪明如王家屏，也难免在与皇帝周旋中惹恼皇帝。
万历二十年，王家屏屡次触怒龙颜，不得不告病还乡，离开了自己奋斗一生的官场。但有著作传世：一种是收入《四库全书》的《王文端公集》十四卷；另一种则是《复宿山房文集》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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