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如其人”

浅析“文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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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文章异于人品


我特别喜欢光风霁月的人,而我识人甚少,对于人性的认识大多还来自书本。

中学时,会不自觉将文章等同人。认为人格一如文品,或如清风朗月,或比汨汨泉流,高山仰止,总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种敬畏。

那时,读不到诗文背后的复杂,察觉不到文过饰非的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地把文学美等同于所有,“美即正义”。

而慢慢地,我开始想去了解作者,了解诗文的产生。在此过程中,作者的故事展开了,必然地,没有按着我臆想的剧本和情节。

友人也会与我谈及诗文背后种种: 徐志摩,诗风飘逸俊秀,深情款款,却对张幼仪视若旁骛。既然不爱,何故要娶,何故为了爱情与自由去误了另一个无辜的女人。李白,在仗剑走天涯的同时,可曾想过他的妻子,成就着他万古诗情的另一默默无闻,芳华渐去秋水望断的凭栏人。他为路人留下“霸陵伤别”的诗行,却没为妻儿留下只言片语,周作人与兄的是是非非... ...这是人的另一面,即使声名远播,也不尽能事事周全。

当然,回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语境,我们可以找到因由:五四时期的“自由沸腾”,注定会把人烫伤;封建时期的男权氛围,对女性的关照很难细致入微;自古家事从难断……

我提这些并不是要求全责备,苛求人格的完美。布封说“风格即人”,而我认为文学风格也只是人的一个侧面。真诚的作家力求“表里必符”,可“文不逮意”的困扰,古今无异,所以,文如其人倒不如说文见其人。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负见古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是元好问诗论绝句中的一首,说的是魏晋诗人潘岳(安仁)。据说他文辞流于华美,要旨意在高雅,而做人却与此迥然千里,逢迎取巧,渴望依附权贵。《晋书·潘岳传》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他可对权臣车马过后扬起的尘土,下拜。

后来,这件事有不小的争议,纪晓岚就说“不必皆确”。孔稚圭则完全相反:“诱我松桂,欺我云壑……抗尘容而走俗状”。潘岳本人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潘杨之好”的美谈可见情笃。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上品,“《翰林》叹其翩翩然徒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嗀”,文章更华美绮蘼,且看《闲居赋》: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樆,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 ... ...

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 ... ...

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风新晴,六合清朗... ...

拙政园之名也得于文中“拙者之为政也”一句。他最后说,人生安乐,退求自省。不管他当时为何“拜路尘”,但我们不能仅凭一件事情就认为他虚伪,或者只看文辞就认定他高情千古。但我相信能够出此语的人,定是才学之流。只是面对现实的打压,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或转向反面,或郁郁寡欢,或“斯人独憔悴”。

于艺术,我们可以力求完美,于别人,我们则不能去苛求一种始终如一的“高洁”。这并不等于要求的降低,只是我们更愿意去关照底线之内,对错是非之外的人性它面,这不就其中一种艺术旨要的追求吗!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中,对安娜无以评判,而将它交予读者;陆川导演在《南京!南京!》设置了“角川”这样一个反思的角色,这并非作者有意要为“坏”留下肆虐的余地和空隙,只想让 “美和善”的光伸向那些容易被忽略寒冷极地。

作为旁观者,我们都难以避免管窥蠡测,如何跳出文章,跳出固有自己,去观世界万千,探生命未知,这才是重点。文可反映人性,可文并不等同与作者,他们也是沧海一栗,于生活于创作难免顾此失彼。从这个层面讲“风格是一种缺陷”。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狷急之人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之人笔性,不能尽变为严谨。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 ...所言之物,实而可徽,言之词气,虚而难拙。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 ...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事遂失初心。

这种偏离,是艺术创作中的“不可控”。

02 不可因文恕人


那回到现实生活中,该如何看待这种“缺陷”,看待“心画心声总失真”呢?

世间,不存在没有瑕疵的人。志定神移,是人的常态,我们能够体谅,可以理解那些不得已的“伪饰”。但各行各业都免不了良莠不齐,当一些娱乐甚至媚俗的作品涌向大众时,我们不能将其看成以上说的文学,更要警惕被其误导。

且说诗文,有时是作者的倾诉和感叹,以抒胸中块垒;有时,也只是一种想引起关注的手段,他们所展现的只是也只是世界的一面。何况,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正其身,再做其文。在这个鱼目混杂的世界,诗文也是一样。我们说被其欺,不如说,不求甚解,被蒙蔽而擅自欺。

而智者也总会透过文章表象,窥探本质!要看到背后的粗砺,甚至不堪,需要慧眼。诗文,绘画,音乐……这一边是甜美的紫葡萄,另一边可以是名利,也可以是高尚。“辞为肤叶,志实骨髓”。不是所有文章皆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者难免困囿于一些局限。况且,没有一种智慧可将“真理”尽揽。

文采卓绝之人,即使他写作之时是真诚的,心向高远的,而谁能够保证这就是不变的事实,一如既往,一片冰心。

黄侃说:“犹谓之采浮华而弃忠信也,焉得谓文胜之世士有夸言,质胜之时人皆笃论哉?”与自我与真理相背离的文章,细细读来,总能分辨。读文还要看当下时兴,要看作者有意夸饰和回避的部分。我们试图窥其真相,也只是想更好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可能作用于自身的一些负面力量,而能够多一些准备。

从自身的角度讲,人为其人,要多一份对自己的要求,对一份对自己的苛责,这是我对美德的界定。因体谅和宽容而对纰漏不以为意,这不对。如果没有这个要求,自身无疑是在倒退的。于创作者,我们要求精进,于鉴赏者,要求审慎。

不论诗文的世界多令人陶醉,也可以接受它的缺憾和失之偏颇,可是不能认为或者让别人惯性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假象也是事实的一种,我们却不可因文恕人。这是体谅之余的另一份要求。

如遇“巧言令色”,可以质疑,但不要抱怨或否定。因为这不是艺术的问题,若果它有机可乘,那自身也有不擅辨识之嫌。不要说真情难留,如果套路能深人心,如果人心被套路占据,那是人的愚昧和损失。

所有的艺术形式,最终还是要回归于人,回归于自身。我们要敬畏,却不可尽信。书里书外,能探知其中差异,或好或坏,甄别珠玉,得其环中,感知生命更细微的脉动和温柔,这是共同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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