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器碑》是我國東漢時期的重要碑刻。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修孔子廟器碑》、《韓明府孔子廟碑》、《韓敕碑》等。東漢永壽二年（公元156年）立，現存山東曲阜孔廟。與《乙瑛碑》、《史晨碑》被後世併成為“孔廟三碑”。此碑高1.5米，寬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陽16行，滿行36字，碑陰3列，列17行；左側3列，列4行，右側4列，列4行。碑文記述的是魯相韓敕修飾孔廟、增置各種禮器、吏民共同捐資立石以頌其德之事。碑側及碑陰刊刻捐資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錢數。碑文字跡清勁秀雅，有一種肅穆而超然的神采。
此碑自宋至今著錄最多，是一件書法藝術性很高的作品，被評價者推為隸書極則。書風細勁而雄健，端嚴而峻逸，方整秀麗兼而有之。尤其是碑之後半部及碑陰部分是其精華所在，藝術價值極高，一向被認為是漢碑中的經典之作。
歷代述評者對《禮器碑》的價值讚不絕口。明郭宗昌在《金石史》中評雲：“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之神功，弗由人造，所謂‘星流電轉，纖逾植髮’尚未足形容也。漢諸碑結體命意，皆可彷彿，獨此碑如河漢，可望不可即也。”在同卷跋《漢曹景完碑》中又說：“以餘平生所見漢隸，當以《孔廟禮器碑》為第一。”清王澍在《虛舟題跋》中評說：“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為奇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說：“唯《韓敕》無美不備，以為清超卻又遒勁，以為遒勁卻又肅括。自有分隸以來，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清楊守敬也說：“漢隸如《開通褒斜道》、《楊君石門頌》之類，以性情勝者也；《景君》、《魯峻》、《封龍山》之類，以形質勝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論之，寓奇險於平正，寓疏秀於嚴密，所以難也。”（《平碑記》）
此碑字口完整，碑側之字鋒芒如新，尤其飄逸多姿，縱橫跌宕，更為書家所激賞。攻漢隸者，多以《禮器》為楷模。
從藝術風格上講，《禮器碑》書法瘦勁寬綽，筆畫剛健，用筆力注筆端，如干將莫邪，鋒利無比。其結體寓欹側於平正中，含疏秀在嚴密內，歷來被奉為隸書圭臬。
《禮器碑》的筆畫瘦硬剛健，收筆轉折多處方折，筆畫較細而刀法及捺粗壯，構成強烈的視覺對比，而且多少帶有一些和居延漢簡書法相似的地方。但是它瘦不露骨，不傷於靡弱，顯得很有力度。尤其是碑陽書法，更是精美絕倫。而碑側和碑陰，因為記載捐助者的姓名和捐助錢數，顯得要隨意得多，大小疏密皆不經意，但反而有一種變化之美。
總之，和其他著名漢碑相比，它不同於《乙瑛碑》的俊美、《史晨碑》的古樸、《孔廟碑》的縱逸、《華山碑》的奇古、《衡方碑》的靈秀、《張遷碑》的方正、《曹全碑》的秀麗。《禮器碑》自有自己的風格在，這也正是它的成功之處。
《禮器碑》的線條質感，與東漢時期的其他隸書砷刻如《張遷碑》、《曹全碑》等有著一定的差異。它屬於平正端莊、俊挺寬博一路。碑文中有的字筆畫細如髮絲，鐵畫銀鉤，堅挺有力；有的粗如刷帚，卻又韻格靈動，不顯呆板。儘管線條起伏變化，但通篇看來又不失和諧，在力量感的表現上非常到位。因此，臨習《禮器碑》可選擇彈性較強的兼毫筆，著重練習筆力。
筆畫要瘦勁而不纖弱，波磔則較其它筆畫稍粗，至收筆前略有停頓，借筆毫彈性迅速挑起，使筆意飛動，清新勁健。“燕尾”捺畫大多呈方形，且比重較大，看上去氣勢沉雄。
另外．此碑分四面，有碑陽、碑陰之分。碑陽部分結字端莊，章法排列也較為規律，堪為《禮器碑》風格的代表，故臨習入手應從碑陽始。但從藝術角度講，碑陰亦有其獨特的價值。其用筆奔放飄逸，自然成趣，字的大小不甚統一，橫列的法則也被打破，抒情性極強，在整個書意上傾注了書家更多的主體精神與氣質，因而碑陰也是臨習中不可忽視的。
《禮器碑》的碑陽部分，章法處理是縱有序，橫有列；字距寬，行距密。這種章法充分展現了和諧、端莊、秀美的整體特徵。而碑陰部分往往是縱有序、橫無列，行與行之間有一定間距，字距參差不齊，富於流動感，通篇自然靈動，富有生氣。
臨習《禮器碑》，在用墨的處理上可講究一點兒變化。一般在書寫方筆時，墨色宜潤澤，不宜枯燥。要注意線條的相互關係：粗線條所佔的地位較為重要，是整個字的主筆，力量也較為集中，用墨較重；而細線條處於輔助地位，用墨也輕。如果我們臨習時要寫一根方筆入紙的線條，而恰在此時筆端乏墨，那麼，不妨可改用圓筆入紙來臨摹這一根線條。雖然作為這一根線條的臨摹，由於用筆變化而遺失了原貌，但從碑刻到墨書，因這一點型的失去而使整個字在力量上得到了補充，也不悖書法中所謂“遺形取神”這一原理。臨習《禮器碑》，應首先著眼於由粗細線條組成的有機整體，保持字的力度不散，這是我的一點臨習體會。
蕭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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