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碑》是我国东汉时期的重要碑刻。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碑》、《韩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与《乙瑛碑》、《史晨碑》被后世并成为“孔庙三碑”。此碑高1.5米，宽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碑阴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碑文记述的是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之事。碑侧及碑阴刊刻捐资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钱数。碑文字迹清劲秀雅，有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
此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被评价者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而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尤其是碑之后半部及碑阴部分是其精华所在，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的经典之作。
历代述评者对《礼器碑》的价值赞不绝口。明郭宗昌在《金石史》中评云：“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在同卷跋《汉曹景完碑》中又说：“以余平生所见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清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评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敕》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清杨守敬也说：“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平碑记》）
此碑字口完整，碑侧之字锋芒如新，尤其飘逸多姿，纵横跌宕，更为书家所激赏。攻汉隶者，多以《礼器》为楷模。
从艺术风格上讲，《礼器碑》书法瘦劲宽绰，笔画刚健，用笔力注笔端，如干将莫邪，锋利无比。其结体寓欹侧于平正中，含疏秀在严密内，历来被奉为隶书圭臬。
《礼器碑》的笔画瘦硬刚健，收笔转折多处方折，笔画较细而刀法及捺粗壮，构成强烈的视觉对比，而且多少带有一些和居延汉简书法相似的地方。但是它瘦不露骨，不伤于靡弱，显得很有力度。尤其是碑阳书法，更是精美绝伦。而碑侧和碑阴，因为记载捐助者的姓名和捐助钱数，显得要随意得多，大小疏密皆不经意，但反而有一种变化之美。
总之，和其他著名汉碑相比，它不同于《乙瑛碑》的俊美、《史晨碑》的古朴、《孔庙碑》的纵逸、《华山碑》的奇古、《衡方碑》的灵秀、《张迁碑》的方正、《曹全碑》的秀丽。《礼器碑》自有自己的风格在，这也正是它的成功之处。
《礼器碑》的线条质感，与东汉时期的其他隶书砷刻如《张迁碑》、《曹全碑》等有着一定的差异。它属于平正端庄、俊挺宽博一路。碑文中有的字笔画细如发丝，铁画银钩，坚挺有力；有的粗如刷帚，却又韵格灵动，不显呆板。尽管线条起伏变化，但通篇看来又不失和谐，在力量感的表现上非常到位。因此，临习《礼器碑》可选择弹性较强的兼毫笔，着重练习笔力。
笔画要瘦劲而不纤弱，波磔则较其它笔画稍粗，至收笔前略有停顿，借笔毫弹性迅速挑起，使笔意飞动，清新劲健。“燕尾”捺画大多呈方形，且比重较大，看上去气势沉雄。
另外．此碑分四面，有碑阳、碑阴之分。碑阳部分结字端庄，章法排列也较为规律，堪为《礼器碑》风格的代表，故临习入手应从碑阳始。但从艺术角度讲，碑阴亦有其独特的价值。其用笔奔放飘逸，自然成趣，字的大小不甚统一，横列的法则也被打破，抒情性极强，在整个书意上倾注了书家更多的主体精神与气质，因而碑阴也是临习中不可忽视的。
《礼器碑》的碑阳部分，章法处理是纵有序，横有列；字距宽，行距密。这种章法充分展现了和谐、端庄、秀美的整体特征。而碑阴部分往往是纵有序、横无列，行与行之间有一定间距，字距参差不齐，富于流动感，通篇自然灵动，富有生气。
临习《礼器碑》，在用墨的处理上可讲究一点儿变化。一般在书写方笔时，墨色宜润泽，不宜枯燥。要注意线条的相互关系：粗线条所占的地位较为重要，是整个字的主笔，力量也较为集中，用墨较重；而细线条处于辅助地位，用墨也轻。如果我们临习时要写一根方笔入纸的线条，而恰在此时笔端乏墨，那么，不妨可改用圆笔入纸来临摹这一根线条。虽然作为这一根线条的临摹，由于用笔变化而遗失了原貌，但从碑刻到墨书，因这一点型的失去而使整个字在力量上得到了补充，也不悖书法中所谓“遗形取神”这一原理。临习《礼器碑》，应首先着眼于由粗细线条组成的有机整体，保持字的力度不散，这是我的一点临习体会。
萧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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