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導演與丈夫，他會如何評價自己的“御用女主角”；《邪不壓正》與《江湖兒女》到底有何關聯；從青年導演到終身成就獎，電影給他帶來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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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中國第六代導演代表人物，1997年他執導的第一部電影長片《小武》就受到了國際影壇的關注。2006年，他執導的《三峽好人》獲得第63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2018年，賈樟柯帶著他的新片《江湖兒女》再戰大銀幕，而他的御用女主角趙濤在片中也有相當驚豔的表現。從2000年合作至今，趙濤已經從一個青澀的舞蹈演員成長為一顆受到國際影壇矚目的明星，而她與賈樟柯也從藝術上的合作者發展為生活中的伴侶，作為導演，賈樟柯又會怎樣評價趙濤這一次的表現呢？
曹可凡：這些年幾乎每一部片子的女主角都是趙濤，作為一個導演，長時間拍同一個演員，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賈樟柯：我覺得我和趙濤合作了整整18年，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我們的合作分為兩個階段，我們大概有5年沒有合作，因為我主要拍紀錄片去了，再合作的時候，我覺得完全刮目相看，我覺得她突然掌握了一個非常屬於她個人的一種表演的方法，我覺得感覺她最好的時間到了，你能看到一朵花每拍一部電影綻放一下，每拍一部電影綻放一下。我也不太明白中間發生了什麼，比如說有些過去我們工作的時候沒有經歷過的她的工作方法。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拍戲的時候，她看完劇本，她會一場一場地問，導演這一場你寫的是日景，這是日景的早上八點，還是中午十二點，還是下午三點，還是下午五點，那都是日景，你究竟是幾點？比如說這一場發生在下午一點半，那是一個午飯後，那她要想象這個人物是不是一個有睡午覺習慣的人。
曹可凡：可能會比較慵懶？
賈樟柯：她是慵懶的還是精神的，我覺得她說得非常棒。包括她人物小傳的那種寫作，對人物的想象。因為我是男性，我在拍電影時有一個非常大的弱點，我對妝發不敏感，服裝、化妝不是太敏感。因為這個影片畢竟要演20多歲，化妝、妝發非常地重要。我後來就乾脆交給她了。趙濤就和攝影指導，她的化妝師，還有燈光指導，他們幾個人是一個非常團結戰鬥的小組，在現場調整角度、光線，有時候我覺得已經很棒了，他們覺得還不行。最後確實是在這種綜合調度的情況下，甚至連皮膚都演得很好，我覺得這個挺難辦到的。所以對我來說，合作這麼多年，還是不停地有這種新鮮感。一開始確實剛剛進入表演行業，從舞蹈過來的，我說什麼就是什麼。現在我覺得她有完整的獨立的自己工作體系，反過來她給我也會有很多這種補充和啟發。她是一個對於角色零保留的人，我們看有些不太有經驗的演員，他們在飾演某種角色的時候，他們其實會保留一些自我，這些自我，比如說哪個角度好看，或者哪一個表情很可愛，留一些大眾比較容易接受的部分。趙濤會完全放棄這些東西，成為那一個人。
除了趙濤“最接近戛納影后的一次表演”，《江湖兒女》中值得關注的還有曾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稱號的男主角廖凡。他飾演的斌哥與趙濤飾演的巧巧本是一對戀人，但卻因為一場街頭爭霸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曹可凡：您跟我們說說廖凡演的這個角色，據說這個角色還有您自己的影子在裡頭？
賈樟柯：廖凡演的角色，他是一個所謂的大哥，在17年前呼風喚雨，可以說是體現了很強的一種力量感。隨著時間的推移，中間他就去追求別的東西，比如說他就開始辦企業，到電影最後的結尾，因為他突然中風了，趙濤把他接回來。兩個人之間，用趙濤的話來說，已經是有義無情了。到最後廖凡剛剛會走路，他就留了一個語音給趙濤說我走了，然後他就離開了她。我寫到那兒的時候，我熱淚盈眶。我想起我每一次，我說我不想拍電影，我再也不拍電影了，過了三個月，揹著包又去看景了。我覺得廖凡演的不是一個失敗者，只是一個迷失者，即使拄了柺杖，當他能走動的時候，他還投奔到他的江湖裡面，尋找他的生活、尋找他的自由和尋找他的尊嚴。
曹可凡：廖凡在戲裡的造型和《邪不壓正》有點相似，神似朱元璋，據說你們汾陽那個地方有很多朱元璋的後裔是嗎？
賈樟柯：對。這個您都瞭解？從小，我們成年的標誌是什麼？就是兩撇鬍子。所以我們小時候拼命地想長兩撇鬍子，就是小鬍子。廖凡正好演完《邪不壓正》來拍《江湖兒女》的，我一看那個鬍子，我說保留，姜導幫我們給廖凡造了這麼好一個型，我們保留，致敬姜文導演。確實汾陽在明代的時候就是一城兩府，什麼叫一城兩府？就是一座小小的縣城有兩座王府，朱元璋的兩個孫子慶成王和永和王，他們分王分到了汾陽。其中一個王，是以生小孩多著稱的。在汾陽，我們朱姓的比如同學、朋友，他們家譜都續得非常嚴謹，互相一說就知道是哪一輩的。我有一個朋友也是朱元璋的後裔，現在在故宮工作，去故宮工作之後，我跟他開玩笑，我說你故地重遊有什麼感想？他說感想頗多。
曹可凡：你從山西汾陽走出來，走向大城市，走向世界，現在又每年抽出一段時間重回故鄉居住，所以今天和過去來看同一個地方，你覺得心中最不同的感慨是什麼？
賈樟柯：最不同的感慨就是我覺得年輕的時候會有一種對人際關係，這種負累的一種反叛。因為你在出生地生活，人際關係是錯綜複雜，哪句話說對了，哪句話失禮了，有點像傳統禮教裡面那種負擔。特別是長輩會老埋怨你說，比如說二伯來了，你怎麼剛才沒站起來？同學之間甚至也有，哪一天突然喝多了點酒，就會有朋友說，你想想你哪一句話說得不對，想不起來，說半天，最後說去年冬天的某一句話，我說天哪，去年冬天，我早忘了，確實有這種問題。但是當你離開故鄉很久，可能每個人情況不一樣，我自己是有一天和我媽聊天，我說媽，我剛看了個電影，是安東尼奧尼的，我媽也不知道安東尼奧尼是誰，說什麼電影？我說電影裡面有句臺詞說我現在在羅馬，熟人越來越多，朋友越來越少。我媽說你是這樣嗎？我說我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但是我在北京，我突然發現我沒有親戚，咱們倆都不走個親戚，北京沒親戚，我媽說是啊，我才意識到我在北京這麼多年，沒有參加過正常的親戚之間的走動，就是這種拜個壽，小孩過個滿月。人和人相處，當然過度的也不行，但是完全沒有，我覺得也是另一種缺失。再加上我覺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覺得確實科技在改變生活，以前我離開汾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喜歡讀書，我買不到書，現在不存在這個問題，網上下訂單就可以了，什麼書都給你寄過來。比如說過去在北京，必須在北京，因為有會議，安排事情，現在我很多會議都用視頻來開，確實科技也在幫助我們回鄉。
曹可凡：剛才你說到DV，你曾經說過DV其實改變了很多東西，特別開創一個業餘電影的時代。你覺得對於電影來講，這種技術的革新，它可以給電影的本質帶來一些什麼樣的不同？
賈樟柯：數碼化本身就是有幾個優勢，一個是操作設置的簡易，再一個就是後期編輯的簡易，再一個就是傳輸的簡易。這些簡易化，讓我們的影像生活變得非常地活躍。舉個例子，比如說過去我們小時候哪有照相機拍東西，過年去照相館拍個照，這就是影像生活了。現在比如說手機既可以拍照片，也可以拍視頻，每個人都變成一個影像的生產者，提供給這個社會，一個豐富影像的記錄。我覺得擁有了這樣一個影像生活，我們的下一代，他們和影像的關係是自然的，就像一個到了大學，老師才帶著他去看畫展，才帶著他去聽音樂會的孩子，和一個從小一睜眼，就在美術館裡爬，就在音樂廳裡面聽音樂的孩子不一樣，影像成為他們基因和血液裡的一部分。就好像我們電影節經常舉斯皮爾伯格的例子，斯皮爾伯格十來歲的時候，父親送給他的禮物是一個超8毫米的攝影機，他從小就拍著長大的，他的影像的這種創造力、敏感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我們的下一代正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數碼時代的到來，他們擁有了這種近距離地接觸影像、操作影像的經驗，所以他們裡面會出現非常多的好的導演。
和許多同齡人一樣，賈樟柯也曾受到中國第五代導演的深刻影響，尤其是1985年陳凱歌導演、張藝謀攝影的《黃土地》，成為了指引賈樟柯走上電影之路的重要作品。而當他開始進行自己的電影創作時，第五代導演們又紛紛開始轉型，走上商業電影之路。作為第六代導演中的代表，賈樟柯又將如何評價他們呢？
曹可凡：現在來看，第六代導演跟第五代導演之間有沒有那種內在的連接，或者說你們之間有些什麼樣的本質的不同？
賈樟柯：我覺得第五代導演首先是我們這一代導演的啟蒙者，從電影史的角度，客觀地來說，我覺得他們是天才的一代。為什麼說是天才的一代？你想他們是1978年接受電影教育， 1982年、1983年開始投入拍攝，1984年、1985年他們就已經綻放了，他們是在幾年的時間裡面，從學習到實踐，迅速地讓中國電影成為當代電影的一部分，我覺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實踐，一群人。比如說我個人看《黃土地》，我覺得也是讓我發現了電影，因為過去我們看的電影，比如說我是兩類型電影，一種就是那時候的院線電影，大部分是比較程式化、比較模式化，帶有很重的戲劇痕跡，另外一部分就是港臺電影、錄像，熱熱鬧鬧，槍戰、武打。但是當我看《黃土地》的時候，我看到了兩個東西，一個是現實生活，它拍得那樣真實，因為山西就在黃土地上，讓我覺得我們的世界原來也可以進入到那個銀幕。更重要的是，原來我們的生活裡面還有詩意，我覺得它是讓我看到了電影的一種豐富的可能性。我覺得就是這種非常重要的一種啟蒙的作用。那時候第五代導演，因為他們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擁有了非常多的資源，所以他們開始嘗試另外的電影創新，比如說嘗試商業電影、嘗試大片。我到今天，我覺得我也非常理解，人都有渴望嘗試別的新的東西的一種可能性。當然這個過程也會有些迷失。
曹可凡：你自己怎麼看待，比如說票房、口碑和藝術水準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
賈樟柯：商業會塑造觀眾，我覺得商業電影的實踐本身，是有它非常難能可貴的地方，但是也有一個非常可惜的地方。這十幾年建立商業電影的過程之中，是帶來了一種對多元選擇破壞的。因為大家當時要吸引觀眾進影院，所以就說買票看，必須要看這種聲光電。比如好萊塢電影，最早的像《真實的謊言》，這種電影才值得在電影院看。實際上當時如果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多元的電影觀念的話，完全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既發展商業電影，又強調多元電影的一種可貴性。作者型導演不意味著要拒絕觀眾和市場。人類社會，目前就是用商業來連接在一起的，各行各業對電影感興趣的都可以來投資電影，才有了年輕導演的機會和機遇，才讓電影的這種類型多元化起來。
在2018年的戛納電影節上，賈樟柯的《江湖兒女》、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與韓國導演李滄東的《燃燒》同時入圍主競賽單元，最終電影《小偷家族》榮獲金棕櫚大獎。這早已不是他們第一次同場競技，這三位幾乎同時出現在國際影壇上的亞洲導演，每年都會在各大影展上會面，見證著彼此的成長，用賈樟柯的話來說，就是用電影在走親戚。
曹可凡：你們這幾位亞洲頂級的導演，大家碰到一起，聊得最多的會是什麼？還有是枝裕和導演的《小偷家族》，特別得到中國觀眾的追捧。作為同行，你是怎麼來看？
賈樟柯：我和是枝認識整整20年了，因為我的第一部影片《小武》拍出來的時候，也正好是他的第三部影片《下一站，天國》推出，所以我們經常在影展見到，那時候就認識了。他看到今年戛納有那麼多年輕的中國導演來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有參加製片人培訓的，有參加創投的，也參加各種各樣的分享會，他就覺得中國真的了不得，傾全社會的力量在推動電影，他非常羨慕。然後他就向日本文化部門發問，我們在做些什麼？但是我經常說，日本同行是非常謙虛，因為日本電影，大的製片廠壟斷那個年代過去了，現在日本電影是獨立電影製片公司的時代，一樣非常活躍，一樣每年都有非常好的作品產生。李滄東導演，我們也是差不多是同時出現在國際影壇的，他剛剛做完後期，一直在和我聊他下面的行程，每個導演可能都是四海為家的人，我們大家一看，彼此都應該有好長時間回不了家，惺惺相惜。
曹可凡：馬丁·斯科塞斯曾經開玩笑說他曾經在年輕的時候差點跟著別人拿著槍去逼債，如果成功的話，他可能是黑幫成員，而不是一個導演。有沒有想過，如果自己當初沒有成為電影導演，你會做什麼？
賈樟柯：我覺得我如果沒有成為一個電影導演，我可能會是一個作者，不一定是一個作家，但我應該是一個靠文字為生的人，因為除了拍電影之外，我會的就是寫文章，我會的東西太少了，我只會拍電影和寫東西，那或者當老師。
曹可凡：馬丁·斯科塞斯今年得到了終身成就獎，其實這個獎，你好幾年前就得到。所以作為一個那麼年輕的電影導演，當你得知自己獲得這樣的一個獎項，會不會有點驚愕？
賈樟柯：我第一次獲得終身成就獎是40歲，那年是洛迦諾電影節，我以為他們搞錯了，然後我就寫了封信，我說你們知道我的年齡嗎？我生於1970年，寫一堆。然後他們回信說，我們知道，我們覺得你可以。我覺得你們如果這麼大膽，那我也大膽一下吧，其實我覺得只能算是一個階段性的鼓勵。已經幹了20年電影，我覺得我進入到了一個長篇小說寫作階段，之所以這麼說，我希望能夠拍一些複雜的、需要體力的、需要資源配合的，能夠潛到人的情感的核心地帶的電影。因為我們過去可能會有很多形式的實驗，有很多這種小品式的拍攝，我覺得這都非常好。但是我們所有的形式，最終是要把我們內心世界裡面最核心、最潛層、最不為自己所知的東西發掘出來，把它們變成電影、變成作品。我覺得我這幾年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曹可凡：好的，我們首先希望這部新片能夠得到更多觀眾的喜愛，也期待你下一部好作品。
賈樟柯：好，謝謝曹老師！
曹可凡：謝謝賈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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