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那一年。这一年，对中国电影来说意义非凡，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因为同一个梦想跨进了这个校门。作为1978年改革开放后北京电影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为首的第五代导演，紧跟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在多元文化“碰撞”下学习与吸收，引领中国电影走上了国际舞台。此时此刻，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江海洋、张建亚，以及第四代电影导演代表人物谢飞，共同回首往昔。追溯1978，对于有着艺术梦想的他们来说，人生的重要转折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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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谢导我想问一下，您身边的这两位学生，张建亚和江海洋，当年在你眼里算好学生吗？
王冠：都在这儿，方便说吗？
曹可凡：谢飞导演的笑有点神秘。
谢飞：真是一晃40年，他们是1978年入学，而且到今年40年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40年。
谢飞，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中最有成就和国际影响力的导演之一，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代表作品有《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等影片。在北京电影学院，他历任过导演系系主任、学院副院长等职，教师职业让谢飞不同于其他第四代导演，这也是他的作品贯穿着严肃的哲理思考与人文精神的重要原因。
谢飞：当时是我们文化革命中，电影学院停办了十年，然后才招了生，很多年轻人，做电影梦的年轻人跑到电影学院来。他们都是幸运儿，大概他们导演系是29个人？28个人，加上摄影张艺谋他们，总共我们招了156个人。我印象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学生，因为十年没有得到机会学习，终于进到了电影学院，所以非常刻苦。一人一个样，张建亚是年纪最大的，而且他有过从艺经验，人家10岁就演电影了。
曹可凡：年轻的老艺术家。
谢飞：海洋那时候很帅，小鲜肉一样的。
曹可凡：没想到江海洋同志居然也有小鲜肉的时候？
谢飞：那个时候我也很年轻，因为也刚刚是30多岁。而且我们也是碰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急着要教书、急着要当导演。他们上学的头两年，我还没有在学校待多长时间，我出去拍戏了。后两年，我开始管他们的毕业实习。
江海洋：谢飞老师当年是副院长。
谢飞：我1980年当的副院长，38岁，当时很年轻。
王冠：谢导，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也说到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顾长卫，都是在一块儿的，对他们是什么样的印象？
谢飞：各个系，我还给他们像摄影、录音专业上过导演课，很多学生挤在一个教室。我对张艺谋印象很深，他也是年纪比较大，但是太认真，记的笔记，字也干净、也漂亮。后来也了解到他为了学摄影，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他借不到学摄影的书，图书馆借到一本20万字的书，他一笔一笔抄下来的，抄了一本书。所以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都碰到了一个好时代。1978年开始到1980年电影就出现了繁荣，而电影的繁荣，不光是他们第五代，因为后来全世界最有影响的是第五代，其实是三代、四代、五代共同创造的。
谢飞导演的电影很少有商业化的倾向，保持着一贯的严肃风格。他擅长用电影语言表现，在自然环境慰藉下的人性复苏和生命重振。电影中浓郁的民族意味和东方气质，引起了欧美电影界广泛的关注。他执导的《湘女萧萧》获1988年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1989年执导的《本命年》，获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个人成就“银熊奖”。1992年执导的《香魂女》获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谢飞：其实我们（北电78班）年纪相差并不多，我虽然是老师又是副院长，但是我和学生之间互教互学。其实我当看了别人的电影，包括谢晋导演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拍了反思三部曲，《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整个社会都在议论，都很受震动。于是我觉得艺术应该从生活中来，所以当时他们同班同学有一个叫潘渊亮，他在黑龙江农场当知青七年，写了一个短篇剧本，非常真实。我先是带着他们去拍了黑白的一个实习作业，后来我就决定跟他一块儿把它拍成了《我们的田野》，这样一个表现知识分子青年在农村的生活经历。所以我经常讲，我的第一部真正作品是《我们的田野》，然后就拍了《湘女萧萧》，因为《湘女萧萧》是沈从文老作家的一个作品，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反思。所以中国第四代、第三代，甚至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是跟中国文学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很多作品都改编自小说。所以我改编了《湘女萧萧》，一直到《本命年》是刘恒的一个现实主义小说。所以我个人真是觉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给了我们中国文学界、电影界，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们在这十年中边学习边创作，所以最后达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艺术电影的最高峰，为什么是最高峰？有了这些实践以后，你的电影拍得越来越好。于是在1992年8月份，威尼斯电影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得了金狮奖大奖。没过半年，1993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我的《香魂女》和李安的《喜宴》得了大奖，金熊奖。又隔了几个月，5月份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得了戛纳的大奖。三大电影节在一年内，全部被华语电影得了最佳影片，我认为这实际是不可重复的一个高峰。
王冠：骄傲！
谢飞：它就证明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成绩。那是从1978年开始，十几年的努力几代电影人的成果。
王冠：谢导，你刚才特别说到了《香魂女》，其实还有一部电影叫《本命年》，柏林电影节和您之间应该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谢飞：那个时候由于开始很封闭，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只知道莫斯科有个电影节。所以慢慢我就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家知道了，电影有一个主流商业市场放娱乐片为主，同时全世界有上千个电影节，各种电影节是放文化艺术电影，这是一个并行的伙伴。于是我明白了这一条以后，我在1986年到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我因为是个副院长，我当时刚拍完两部电影，我觉得还能看，我就提着两个大拷贝箱子，一个《我们的田野》、一个《湘女萧萧》，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做了一年（讲学）。我提着这两个箱子，到美国各个学校去放，同时做一些讲座。我就觉得我的《湘女萧萧》还不错，挺有民族特点的。有一次到巴黎开会，我就直接自己（把电影拷贝）提到了戛纳电影节的办公楼里，我说我希望这个电影参加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人家说中国电影都是政府送来的，你怎么一个人就送来了？我说这个电影是通过的，我们政府，我有通过的文件。后来他们看完以后就觉得不错，就参加了戛纳电影节“某种观点”单元的一个展映。这是我第一次到戛纳电影节，当时我也一个人去，幸亏中国有电影公司在巴黎有办事处，说法语的，还陪着我，一块儿要走红地毯，没有领带、没有领结。
曹可凡：礼服？
谢飞：要去租，结果我还弄错了，他给了我一张票，我走了半天，最后就没进到开幕式会场。后来人家告诉我，你的票不是开幕式的票，是开幕式后的晚餐票、晚宴票。
谢飞：结果呢，开幕式我就没看成，晚宴的时候就碰到了刚刚到中国来拍了《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因为他的助手用了一个我们78班的宁瀛导演，她是考上78班，后来由于外语好就被选到意大利去学电影，所以她给他当助手。又碰到了宁瀛，见到了贝托鲁奇，我就问他，你的电影什么时候演？他就很惊讶地看着我，说开幕式刚放了我的片花，你怎么都不知道？我也很尴尬，因为他以为我也参加了开幕式。所以我们那时候去电影节是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不太知道，但是后来明白了，在好莱坞商业电影控制世界市场的时候，只有通过电影节，各国的电影才能够被世界见到。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改革开放，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变，然后又了解了艺术的真谛，又把你自己民族的生活、情感、文化很好地放进去，这些作品一定会引起世界上的认同和共鸣。
谢飞导演曾说，自己到了七十几岁才真正“尽孝”。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谢飞年轻时因忙于教书、拍戏，并未真正了解过与他年龄相差五十八岁的年老的父亲。而今当自己也步入了古稀之年，他常常静下心来重读父亲留下的日记和书信。那一个曾经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令他感慨万千。
曹可凡：谢飞导演一直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院派的艺术家，温文尔雅、斯斯文文。可是也许大家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先生。我特别想知道，因为谢觉哉老人生谢飞老师的时候已经50多岁？
谢飞：58岁。
曹可凡：58岁，我不知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给你一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而且谢飞导演真的是很福气，他的老母亲还健在，已经百岁过了？
谢飞：105岁。
曹可凡：王定国老人。所以家庭对你的环境，对你的影响带来什么？
谢飞：我等于是高干子弟，因为我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我父亲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所以当时学校也挺（慎重），还专门在录取前把我叫去一趟，我说什么事？你考我们学校，你跟你父亲说过没有？我说我父亲说了不管我，你爱考什么考什么。因为我母亲和父亲有五男二女，我们七个孩子，所以对我们比较尊重我们个人的选择。大多数在我们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里面都是学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学文的人很少。可是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戏剧和电影，学文，所以我就考电影学院、考戏剧学院。当时我父亲没有意见，其实我父亲也是个文人，他作诗词，对看戏什么都非常喜欢。
曹可凡：他给你们孩子写的那些顺口溜特别好。
谢飞：对。所以我最近前几年，我把我父亲的家书整了一本叫《谢觉哉家书》，已经出版了，2015年出版。我整理以后，我写了一篇序叫《读懂父亲》。虽然我和我父亲是忘年，在我父亲健在的时候，我们都是学龄的儿童或者青年，所以接触也并不那么深入。但是读了他的信，我现在还继续在整我父亲的日记，我对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怎么从一个旧文人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建国后的这种艰辛创业就有了很多的了解。里面对我们的家教，我自己觉得我父亲大概最强调一条就是要学好真本事，做有益的人，做有意义的工作，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在我们中小学时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他认为你们怎么连中文都学不好？文字不通，文字不生动，特别字写得不清楚。所以他后来就有一段（时间），星期天请了一个北京老太太写小楷非常有名的，因为在学校没有毛笔字的课程，他就觉得你们的字太难看，于是我们就开始被老太太训练。第二周又来了，（我们）一进门看见老头写了一封致所有孩子们的信，你们要尊重这个樊老太太，因为她来教你们写字。同时你们毛笔每次用完以后，要用水洗干净，再插到笔帽里，不然下次就坏了。第三，中午学完了要留樊老太太在家吃饭。我觉得我的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大大小小，用这些方法，你们要学一些真正的本事。他觉得文字没有学好，中文没有学好，你就不能够继续学习和做有价值的工作。
王冠：就是这当中我都能够感受到父子之间的那种浓浓的爱，包括您父亲给您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其实今天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的代表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知道现在电影技术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但是作为电影人来说，你们觉得什么是亘古不变的？
江海洋：中国有一句古诗叫“问情为何物，却教人生死相许”。想想这一辈子，我真的在想，问电影是何物，却教我们这些人一辈子生死相许。我女儿问我，她说爸爸，你为什么经常很开心？我就说为什么不开心？因为一个人一生最开心的事是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我喜欢电影，我一辈子都在做电影，因为喜欢，我百折不挠；因为喜欢，我矢志不渝。在这份喜欢中，我不一定要成名成家，陈凯歌、张艺谋，他们是旗手，我是这个船上一个水手。不管电影风波浪险，我们始终在这个船上。我们跟谢飞老师、建亚，我们在电影的这条船上，我们喜欢。
张建亚：我非常庆幸这一生我能活在这个电影里，制作电影。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我拍电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想去通过电影，我就知道了。很庆幸这一生能够拍电影，能够当上电影导演。
曹可凡：谢飞导演。
谢飞：电影有一个属性就是人的精神文化财富，它另外的属性是娱乐商品，是一个技术产品，三种属性是无法分开的。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讲，非常享受，希望我们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就像我们的老一代谢晋导演天天在讲要拍留得下去的电影，这样的电影一定是在技术上、娱乐上和精神上，是都能完美结合的东西。最近这十几年，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我觉得应该总结一句，40年的成绩是改革带来的，未来的30年、40年还必须坚持改革。
曹可凡：谢谢三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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