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年诸侯分裂的局面，基本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其开创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对我国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秦以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基本都延续秦朝的各项制度，这主要体现在秦朝的四大贡献上。
NO1、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不同于“大统一”，“大统一”是单纯的地域统一，而“大一统”不仅是指地域统一，更多的是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高度集中、政治制度整齐划一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秦国统一六国，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废除分封制及建立郡县制，使秦国成为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NO2、统一文字
秦国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就包括“书同文”。春秋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使用的文字书写方式各不相同，极大的阻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影响中央法令政策的通行。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便令李斯对文字进行整理，从而在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从而实现了文字的统一，从而加强了各地交流，有利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在思想和文化上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NO3、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春秋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货币和度量衡都不统一，对各个地区经济交流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同时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征赋税。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用商鞅时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同时以秦币为基础加以改进，使秦半两（方孔钱）成为全国统一货币，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秦半两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货币初步成熟，并影响了周围国家，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实现了车同轨，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时代货币和度量衡的基础，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中央集权和消除地方割据。
NO4、北击匈奴、征服百越，极大的开拓了疆域
匈奴人广泛分布在蒙古草原上，战国末期以来逐步强盛并经常南侵。为解除匈奴威胁，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蒙恬率军三十万抗击匈奴，公元前215年收复了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个地区设置了34个县，重设九原郡，并迁移人口进行开发。同时，为抵御匈奴的进攻，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对抵御匈奴进攻，保障中原生产和安定，起了重要作用。
越人广泛分布在华东、华南地区，部族众多，史称“百越”。秦灭楚后（前223年），王翦率秦军继续南进，征服了今浙江一带的越人，设置会稽郡。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派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进攻百越，征服闽越，以其地置闽中郡（今福建福州）。征服南越和西瓯，设立南海郡，象郡和桂林郡。为了解决秦军粮饷运输问题，在湘水、漓水间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交通，同时征发五十万人戍边，极大的促进了珠江流域的开发，加速了民族融合。
NO5、称帝 创立立郡县制 为后世制度打下了基础
秦所创设的皇帝制度，把最崇高的名号、最显赫的地位、最根本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标志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它通过朝议和文书、舆服、后宫、陵寝等相关规定，把“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制度化，树立了皇权的绝对统治秩序。
全面推行郡县制，意义同样重大。公元前221年，围绕着如何有效地统治广土众民，在秦廷之上爆发过一场不同观点的争论。秦始皇采纳了廷尉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作为中央政府辖属的地方行政机构，各级长官的任免、考核、奖惩之权，悉操于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与此前的分封制相比较，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
自上而下的专制官僚体制，取代了此前的贵族等级制。中央有以丞相为首的政治中枢机构。丞相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行政首脑。太尉一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是秦官，为武官之长，地位与丞相对等；而据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太尉不见于秦国与秦朝的历史记载，或是当时根本没有这一职官，或是虚而不设。御史大夫一职，在秦及西汉的地位十分显赫。既掌握监察百官的实权，又负责为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书；既是丞相的辅贰和递补者，又对丞相有监视和牵制之实——由此可见是为皇帝的耳目亲信之臣。另有习惯上所称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体政务。在地方上，不仅郡县各自设官分理行政、军事、监察诸事，还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设立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乡一里机构，以及负责治安管理的“亭”、负责教化的“三老"，使当地有威望、有实力的“长者”充任。从而建立起由上到下的官僚统治体系。
此外，秦所设立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以及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统治政策，都对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清末的变法志士谭嗣同才会有“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之言。
结语：秦朝以“酷暴"的形象定位于青史，分外引人注目。，这固然是由它的历史内涵所决定，不可否认的是与汉代的批判性政论也有相当关系。比起这种定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原貌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和秦王朝，作为“暴君”、“暴政”的历史实例和反面教材，不断地被人援引，劝告不同时期的当政眷，如果自恃掌握国家权力而以繁役酷法暴虐百姓、残民以逞，就会重蹈亡秦覆辙，在民众的反抗中土崩瓦解；政权易手。这种劝告，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有效。后世在专制体制之下出现的“开明”政局，往往与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所提供的历史鉴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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