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在中国历史上，19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段相当特殊的事件，史上独一，表现在诸多方面。
而其真正的首脑，东王杨秀清，更是特殊事件中的特殊人物。他在世的时候，太平天国取得了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他被难之后，一切终于难以挽回。这使人们在钦佩他才干的同时，也对他深切同情，为他惋惜。这种双重情感，人们似乎还没有赋予给历史上其他的军事统帅。更奇怪的是，他不识文字。这方面只有成吉思汗能够跟他比一比。
1821年，杨秀清出生于广西省紫荆山区一个贫苦的山民家庭，5岁丧母，9岁丧父，零丁孤苦，困厄难堪。他成为烧炭工，每天进入深山取柴烧火，然后背炭出山贩卖。孤陋寡闻，最多只是看过一些表现古代将帅征战的乡村戏剧，这应该算作他惟一受过的军事教育了。他性格机警，在山民中颇有人缘和威望。1847年前后，洪秀全、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区发展“拜上帝教”，人数不少，杨秀清也加入其中了，作为一个很普通的成员。在“拜上帝教”中，洪秀全自称上帝的次子。不久又去往别处，留下冯云山主持这边的事务。因为一次泄密事件，冯云山被抓，会众们立刻陷入群龙无首之中，甚至各层干部也难以服众，情况十分紧急。
这时身为普通一员的杨秀清开始了他大胆的表演，突然伪装上帝降临己身，发布圣旨，稳住了人心。冯云山回来之后，便承认了杨秀清的降神之能，两人开始共同管理事务。
从此杨秀清的才干开始发挥，筹备行政组织，颁布行政法度，组建严格的军队，创造军事规章，整然有序。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军政人士们还在慨叹不识文字的杨秀清何以能治国建军，席卷天下，称之为不解之谜。于是用天降英才来解释。1851年太平天国建国，太平军出师反清，略经早期弱小时的困难周旋之后，1853年便波及了武汉、南京以南的半个中国，同年西征、北伐，同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天津，1855年西征军全面胜利，1856年9月2日杨秀清在内讧中遇难。此后由他组建、训练、指挥过的太平军仍长期保有强悍的战斗力，为满清八旗和蒙古骑兵所难以匹敌，包括曾彻底压制住南下助清的英法联军。
只是由于缺失战略统帅，太平军才最终功败垂成。后面总共坚持了12年，超出了人们的预想。这样的历程为历史所仅见。
其中独特之处在于：
一，中国汉族自唐末以来，经北宋、南宋、元、明，在民族信心上始终受打击，其间亡国两次，升平时期也仍有外敌威胁，挥之不去。明朝又一次亡国，满清八旗武功显赫，使汉族从上层文武到下层百姓都陷入民族信心上的最低点，连脑后也拖着一条长辫子。满族在自己全族皆兵的同时，对汉族宣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汉族也颇为接受了。但太平军却在这种长期的低迷中异军突起，事前连一点征兆也没有。随后战绩辉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善战的几支军队之一。这番奇迹中，东王杨秀清的建军原则是奥秘所在，后面将要探讨。
汉族的信心自此觉醒，随后办工业，开教育，深介朝政，追赶西方，直到孙中山建立民国，将中国推入近现代的潮流中。而且，孙中山始终是洪秀全、杨秀清的崇拜者和宣传者。
二，杨秀清指挥的战争进程显得十分流畅。这个进程和其中的一些关键战役应予分析。
三，不识字和有才能之间能启示什么？显然并非小问题。这一点关系到对战略思维的深入认识，有可能破除一些常识的条框，一些似是而非的长久观念。
四，太平军中的人才比例似乎是偏高的，而且不同的将领各有不同的特殊指挥风格，最著名的例如石达开善变，陈玉成避虚击实，李秀成严谨，赖文光游走歼敌等。此中的各种风格也有着重要探讨价值。
首先，关于太平军的建军原则。
据《太平军目》记载，“军”是基本单位，设军帅一人，军帅以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师帅，师帅以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旅帅，旅帅以下设壹、贰、叁、肆、伍五个卒长，卒长以下设东、西、南、北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以下设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个伍长，伍长以下为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个圣兵。
这种结构固然简明，但还并不特殊。特殊的规定在于：军帅仅为治军之官，行军作战时另由统帅指派高级将领予以指挥。这倒是前所未有的规定了，可以使全部军队的任何一个部分消除本位主义思想，在最高统帅的统一调度下任意协调，毫无阻力，成为最自由的战略变形的基础。太平军从早期到晚期始终战法灵活，善于大规模机动，为敌方所难以仿效，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所谓“组织决定战法”的最佳例证之一。另外，设立“圣库”制度，规定军人不得私藏财物，日常只应从圣库领取基本开支，上下一律平等。反过来想就可以发现了，上上下下有私财的军队，也是不大服从调度的。仅从这两点便体现出太平军的根本一条建军原则，就是使军队组织符合战略上彻底自由调动的需要，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十分简明。这在此前的历史上比较起来，是非常有创造性的。
1864年天京陷落之后，遵王赖文光以太平军制改编了华北散漫的捻军，仍称太平天国，使捻军面貌一新，行动整齐，然后在大规模的机动中以少胜多，歼灭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部骑兵。可以说，这最后一支太平军仍击败了满清方面的第一悍将强军。杨秀清治军严厉，甚至稍有过严之病，但的确做到了令行禁止，效率充分。清方人士所写《武昌纪事》中评论：“（杨）有事传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所倚赖者，秀清一人而已。”这些都是以组织方法作为基础的，而战略自由则是结果。士气从何而来？士气的根源在于行动自由程度的大小。
最晚的赖文光一军仍有高昂士气，信心充足，也就不奇怪了。太平军从任何方面看都是一支彻底正规化的军队，着装漂亮，器械精良，有充分的训练和战斗素养，行军作战条令清晰，而且纪律严明，保持着高度的理想。在拥有一支优秀军队的基础上，杨秀清的战略指挥确实流畅回还，迅速多变，处处意在敌先，从敌方看来显得深远莫测，富有奸狡之能。其总的特点，按清方评论有如下这些：《贼情汇纂》：“智虑精祥，防维周密。”《贼情汇纂》：“识字无多，奸谲异常。”《贼情汇纂》：“（杨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武昌纪事》：“外似端绪纷乱，内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这第四条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说明了杨秀清的全部特点。而且这一点也正是战略艺术的要点所在。端绪纷乱是给敌人看的，总揽大纲是给自己用的，胜敌之道无过于此。攻克武汉之后，杨秀清进一步的全局筹划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这些特点。后人多有认为杨东进南京和轻师北伐是胜利中的失算，但杨已不在，一旦冤枉，他如何为自己辩解？实际上前一条指责是将太平天国12年后的失败逻辑跳跃式地（连跳了六七关）归因于12年前的状况了，而且忽略了杨遇难导致原有战略中断这个因素。而后一条指责如果成立，便等于说杨犯了一个战略上极为初级的错误，杨有这么低的水平吗？！
武汉和南京时期，太平军总兵力约在十五万左右，清军仅在华北就接近百万，杨秀清以两万人北伐，谁以为他真地要用两万人并吞华北吗？那么他就真地是很低级了。应该回首从头开始分析当时的局面。攻克武汉之前，太平军长期围攻长沙不下（1852年10-11月），南方清军反而尾随而来，于是杨秀清决定撤围，然后突然占领益阳、岳州（12月3日、13日），获得大量船只、弹药和新兵，又不停顿地顺流直下武汉，于1853年1月12日攻占。至2月9日，全军离开武汉，东进南京。这停留武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与太平军此前此后的进军速度比较起来，显然是略有耽搁的味道了。因为武汉居天下之中，下一步该向何方，确实需要考虑。当时南方清军继续尾随，兵力数万，陆续赶来者还有更多。翼王石达开多次在武昌城外与之交战。北方清军向南调动，蒙古诸部也被动员。此时太平军无论继续向北还是回头向南，所遇的阻力都是相似的。后人有主张太平军应该一鼓北进的。实则战略上从无“进攻必须直线到底”这一条。相反克劳塞维茨曾论述过战略进攻有其顶点，不要轻易地用尽这个顶点，应该在顶点到来之前进行某种转向。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而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为后人所难察的一点，在于：杨秀清从广西打到武汉，这般神速，并不是攻坚破锐平推过来的，而是乘隙蹈虚跳跃过来的。例如长沙就并未攻破。这是卓越的战略手法，何以卓越，后面将会谈到。倒是要说，从武汉继续跳到北京去，不仅不再可能，跳到了也没好处。平推过去就更是下下水平了。进攻固然可转向，但半途而废地变为防守却不可。西入四川正是有防守的嫌疑。而如果东进南京，却可以发现有如下好处：
（1）清方的守备重点是在河南方向，大军云集，江浙的阻力则较小。
（2）一旦进入江浙，太平军的作战面就只有西和北两方，比原来四面临战要好得多，同时也容易将江浙以南的福建清军压缩歼灭。
（3）清方的经济基础大半在江浙，而太平军一直还没有经济基础。
（4）速进江浙的过程中，易于使清军的追击脱节，秩序紊乱，太平军在战术上容易反打时 间差，回头歼敌。总之，东进是继续进攻，而非防守。比向北进攻战果要大。夺取清方经济基础比夺取河南，长远价值应是更大。反之北进可能是有灾难的。
1853年2月9日至3月19，太平军攻克南京，迅即横扫江浙，5月8日从扬州北伐，5月19日从安徽和州西征，10月29日北伐军克天津郊外静海、独流镇，1854年6月26日西征军重占武汉。杨秀清是先占领南京再回头西征，相当于又是一次乘隙蹈虚的跳跃式行动，跳跃之时并不歼敌，完成换位了才回头歼敌。什么是换位？换位是战略变形方式的一种。一经换位，太平军就获得了上列的四条好处。而一般，在攻坚破锐之后却往往会丧失很多利益，因为既消耗了力量，又拖延了时间。这一次战略变形甚至不是一次等量变形，而是一次增量变形，很明显。相应清方所被迫接受的这??势兵力脱节。平推式歼敌和换位后歼敌，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因为换位后的双方力量对比会有变化，时间、空间配置也会有变化。所以说战略中并非所有的行动都要用来直接歼敌，有些行动仅仅是用来改变时空配置的，也就是说，用来改变歼敌条件。
更精彩的还在于，北伐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进攻，而仅是一个战略牵制，为了使北方的百万清军不至于全力支援西战场。后来也果然如此：西战场上只有曾国藩、胡林翼这些本地军队加上原南方清军在抵抗。北方清军被两万太平军牢牢地吸引了注意力，为什么？因为这两万人又是乘隙蹈虚，没打硬仗，几乎是偷行到了北京、天津。北伐军最终覆没，但从它所起到的全局战略作用来看，杨秀清是成功了而不是失败了。相当成功。失败的是清方，他虽然解救了腹心之灾，但武汉、南京以南的半个中国已不在其手。更糟的是，一旦太平军尽南方之力开始一场真正的北伐，后果就难以想象了。不能说太平军西征成功和清军剿灭北伐是双方各有胜负，因为在北伐军危难之际，杨秀清并未认真解救，他重视的是北伐军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存亡。如果既要两万人扰乱北方又要两万人如数而归，那就过于拨弄如意算盘了，而清军并不是一堆草料。在清方看来，杨秀清围长沙不克则下武汉，转北上之势忽为东进南京，意外地又回头卷击南半天下，同时北伐矛头百出，确实是“外似端绪纷乱”，至于杨怎样“内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那倒不容易看清了。值得强调的是，西征战事不再是乘隙蹈虚的跳跃，而是扎扎实实的歼灭作战。这说明杨秀清对跳跃和非跳跃的各自不同作用，是分得很清楚的。该用此则用此，该用彼则用彼。
1854年5月西征军曾遇到挫折，1855年2月由石达开扭转局势，此后全面压倒清军，可以说是全胜的结局。南京附近的形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太平军总兵力并不充足，却在两个大战场上大举出击，外加一个小战场：扬州、镇江、苏州方向。但很奇特的是，与各个战场上的飞扬之势相反，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却长期被清方江南、江北大营围困，从1853年3、4月一直到1856年6月。很显然杨秀清不急于解围，而是在坚城自保的前提下尽全力于远方诸战场的胜利，这番全局气魄自古以来不多见。可谓是爱惜兵力，重视效率。当然，这也是总兵力不足才逼出来的气魄，但也难能他竟然如此而为，而且效果良好。连最后破掉江南、江北大营，他也是抽空进行的，却干净利落，摧枯拉朽，这就更值得喝彩了。当中有个场面，体现出他指挥风格的一个侧面。
6月14日，陈玉成、李秀成大军在驰骋中突然接到杨秀清命令，要他们立即改道立即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陈、李认为“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指示“违令者斩”，于是陈、李不得已而展开全力攻击，竟破毁无余，追杀千里。所谓出其不意并胸有成竹，大概就是如此吧。而且，这也是“端绪纷乱”的又一次表演。总结而言，杨秀清注重战略之形的变化，将作战行动和非作战行动（跳跃）区分得很清楚，多以非作战行动（有时还包括半作战行动）来改变作战行动的条件，当战则战，不当战则变形蹈虚，这是他指挥流畅的原因所在。这番战略才干与“识字无多”如何联系得起来？应该说，战略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武装力量的直接运用的普通战略内容，此中天赋可以代替文化，一部分是关于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运用的大战略内容，此中文化不可代替。还应强调，在当代和未来，普通战略内容中文化的重要性也更提高了。但天赋的作用永远不会被排挤成零。特别对于两个文化相同的人，天赋就更是决定性的。
天赋是什么？
就是直接在生活世界中感受万物变化规律（含战略规律）的能力。相反世界上还永远存在着一些假文化（含假战略学）。某些“饱学”的败将，就是受了它的害。败给只剩天赋，没有文化的杨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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