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31日傍晚，位於南京黃埔路上的總統官邸火樹銀花，照耀奪目，完全一片節日祥和氣氛。然而，通過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在座的人們大都表情嚴肅，憂心忡忡。
蔣介石最後憤憤說道：“並不是我要離開，是你們黨員要我退職；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系！”
1948年4月21日，剛當選副總統的李宗仁隨總統蔣介石前往中山陵謁陵。身為桂系頭目之一的李宗仁不顧蔣介石反對強行當選副總統，深深刺激了蔣介石，將其視為桂系欲取自己而代之的陰謀深為忌恨。
內外交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南京的初冬，雨水斷斷續續，壞消息接二連三，黃百韜兵團全軍覆滅，黃維、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兵團陷入重圍……1948年12月8日，蔣介石致電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情勢日緊，兵力更見不足，務令第二軍用最快方法先調南京，以濟燃眉之急，萬勿延滯，顧全大局為盼。”之前，圍繞第3兵團的調動，蔣介石、白崇禧針鋒相對，鬧得不可開交，站在華中“剿總”立場，武漢同樣是關係大局的戰略要點，徐蚌戰局如此糟糕，多投入一個兵團就多送一個兵團。蔣介石強調“徐州失利，勢必整個瓦解，武漢得失不要你負責”。白崇禧態度強硬：“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眾所周知，蔣桂矛盾由來已久，甚至可以說貫穿整個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不過大敵當前之際，白崇禧不惜撕破臉面，著實令人大跌眼鏡。
1948年12月，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署長保羅·G·霍夫曼、蔣介石、李宗仁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左至右）在南京某次政府招待晚宴上，於同一張沙發上談笑風生。但當戰局對蔣介石不利時，美國便開始嘗試“棄蔣扶李”，司徒雷登曾私下暗示：“如蔣總統下野，對於和平必有裨益”。（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馬歇爾提醒司徒雷登，“美國不能自居於勸告蔣委員長退休的地位，或推薦任何中國人作中國政府的元首。如果提供了這類意見，就要對由此而產生的新局面擔負責任，自然而然地將使美國政府不顧美國的切身利益如何，必須支持這個繼承的政權”。但在私底下，華盛頓的決策者們並不諱言蔣介石應該下臺的話題，“他們不反對委員長本人，而是反對他的親屬和周圍的人”。此時，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常會已經通過孫科為行政院長，即將組建新的內閣，司徒雷登根據國務院指示精神，通過私人秘書傅涇波轉告孫科：“如蔣總統下野，對於和平必有裨益”。
桂系逼宮，“無論和戰，必須迅速決定”
美國發出“棄蔣扶李”政策信號，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備受鼓舞，聯絡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等人，組織五省聯盟，利用“民意”發起和平運動。與此同時，白崇禧的代表鄧漢翔到達南京，試圖通過張群、吳忠信規勸蔣介石早日下野。12月22日，蔣介石聽取張、吳簡要報告後，表示下野並無不可，提出三個條件：“必須先有安國保民，不受奸匪欺詐之辦法。繼任者，必須有切實準備，並須正式交替。對前方被圍之部隊，必須救援出險。”據吳忠信日記，蔣介石有意試探白崇禧，所以特別交代“需稱此三項原則乃是（張、吳）兩人揣測蔣之意思答之，絕不可以說明此事已經告知”。
1948年，白崇禧（左）和李宗仁（右）在南京。隨著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戰爭中被大部殲滅，還保有相當實力的桂系開始向其地位發起挑戰，白崇禧暗中聯絡各方勢力，試圖逼蔣下野，讓李宗仁出面收拾殘局。
張群、吳忠信、張治中為了確保蔣介石下野“軟著陸”，政權交接順利，協商李宗仁，最終達成部分諒解，“繼承大統”四字改為“代行總統職權”，具體方案亦作較大幅度修正，比如“組織舉國一致之內閣，其人選另行研究”“主動爭取過去不滿政府主張和平之政治團體及人士”等，至少從字面上看溫和很多。
1948年12月13日，面對日益逼近江北的解放軍，南京國民黨守軍加強了巡邏。
“起飛時間未定，你們不必送行”
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顧部分中常委反對，公開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承認自己“領導無方，措施失當，有負國民託付之重”，聲明“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城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只要國體能夠確保，法統能夠賡續，“憲法”能夠得到尊重，“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
此一時，彼一時，中共當然不會接受南京開出的和談條件，新華社連續刊發“評戰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等社論，斥責“蔣介石希望從白崇禧手裡奪回和平攻勢的發言權，並在新的商標下繼續其舊的統治”。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作為和平談判基礎之八項主張：“懲治戰犯；廢除憲法；廢除中華民國法統；依民主原則改編政府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屬政府的一切權力。”
1948年年底，大量國民黨軍士兵正沿著鐵路由南京向上海開拔。
面對中共強硬措辭，蔣介石的抗拒可想而知：“只有行我預定計劃，盡其職責也。”所謂預定計劃，實則就是引退準備。首先，繼續督促中央銀行庫存黃金轉移臺北、廣州、廈門三地。其次，調整人事，安插親信。陳誠兼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湯恩伯調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張群、餘漢謀、朱紹良分任重慶、廣州、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此舉目地再明白不過，為將來再起預留政治空間和經濟基礎。事實亦如蔣之所料，李宗仁對中共的八項條件並不感到驚奇，私下表示“不妨與之談談”。白崇禧仗著華中尚有幾十萬人馬，動作更大，聯絡李濟深等民主人士，想要利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幟，與中共體面議和，搞一個“南北朝”局面。
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討論中共八項條件，決議“派代表飛赴北方與中共談判和平”。很多中常委當場失聲痛哭，高喊：“總裁不應退休，應繼續領導，和共產黨作戰到底。”蔣介石語調低沉：“事實已不能，我已作此決定了，今天就離開南京。”李宗仁問：“總統今天什麼時候動身，我們到機場送行。”蔣介石說：“我下午還有事要處理，起飛時間未定，你們不必送行！”
1949年元旦前後，剛宣佈下野的蔣介石被新聞媒體圍住採訪。
終於，桂系如願以償，雖說蔣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隱居”溪口左右政局，但李宗仁畢竟成為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實現了問鼎中央的夢想。躊躇滿志之餘，南京政府極力營造和平空氣，採取了一系列有助於和談的積極舉措：取消全國戒嚴令；將各地“剿匪”總部改名為“軍政長官公署”；釋放政治犯；停止特務活動。李宗仁、白崇禧心存幻想，“最好共產黨軍隊不要渡江，以長江為界，他們在江北，我們在江南，劃區而治，事情就好辦了。”然而，肩負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共產黨人不會答應，“要我們不過江，這是辦不到的”。
4月20日，國民黨主戰派拒絕在北平和平協議上簽字，中共中央軍委立即命令發起渡江戰役。23日，解放軍佔領南京。毛澤東興奮地揮筆寫下《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的豪邁詩篇：“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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