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19年1月5日在北京大学博雅画廊举办的“一带一路、文化自信、产融创新”专题会上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刚才范周教授说他先做个铺垫性的发言，我接着再铺垫一下，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许局长和其他专家，都是重头戏。我注意到我们这次讨论的“一带一路”，后面跟着的主题词叫“文化自信和产业融合”，我试着从这个视角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还是得讲讲我理解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被称为重大倡议的实际发展规划，正在推进过程中，它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中，我认为代表着一种新阶段。在我们自己有了改革开放一系列的进展之后“走出去”这个概念之下，现在是成体系地有了叫“一带一路”、实际上网状的向西为主的这样一个和外部世界更多更紧密更深入交流的进程。这个重大倡议内含的“走出去”，为什么向西为主呢？我的理解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国际社会虽然有合作，也必然有竞争，中国现不可能向东为主——太平洋方向那是更敏感的、美国作为头号强国高度关注的区域。和美国之间，现在因为有了中国的追赶，已经进入了在双边关系上一个美国要“打压遏制老二”的新阶段，大家都关注的美中贸易摩擦升级，带来中美之间博弈的新局面。但是往西为主，是相对容易在合作这个方面进一步更多利用潜在空间、取得进展的主要方向。陆上，就是有现在规划中间的一些沿线经济体合作，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打开合作局面的纵深和空间；海上，当然也是通过水运可形成的一些主要的联通路线，然后使各个节点进一步发展，取得和陆上的发展同样的合作而互利互惠的经济活动为主的交流，进而带出更综合的中国和平发展中间与其他经济体追求共赢的局面。
在表述上，我也注意到早已有“五通”这样的概括，总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政策沟通之后，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我的理解，政策沟通当然是一个在追求和平和共荣这种取向之下最容易取得共识的切入点，是一个出发的原点，不同的经济体什么样的发展政策，沟通起来当然都会形成一些共同点，就好像中国以西的这样一些经济体，一般都是欠发达经济体，人家迫切需要在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一定经验之后，也通过一些基础设施、产业集聚的区域和增长点这方面的培育，来推进它的升级发展。这方面，我们又已经看到中国确实在基础设施的架桥、修路、开发区建设等等方面，可以给人家提供所需要的一些经验和相关的投入要素。这种政策取得沟通以后，后面跟着的自然就是设施联通，在陆地上各种大通道、交通设施建设以及上面的节点，一些枢纽、产业园区、物流中心，还有相关的宜居城市建设。水路、海运上当然也要有港口，要有相关的后勤补给的中心，有各种各样相匹配的通讯设施等等，都是自然而然由设施建设带出来的。跟着的，首先还是经济生活里的互通有无，贸易的畅通自然而然又跟上来了。在经济学研究里“比较优势”早就说清楚了这个道理：无论经济体发达还是欠发达，总有一些可贸易的物品。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跟美国的贸易不断扩大，是一个高端一个低端各有各自的比较优势。所以，前些年在没有贸易摩擦升级之前，成了双方共荣为主基调的发展过程，到了一定的时候情况变了，也并不否定中美之间以后仍然会互通有无，仍有互惠互利贸易的空间，中美的贸易绝对不可能归零。跟其他经济体更是这样，没有这种紧张局势，更多的还是大家如何做生意的问题。这个比较优势之下的互通有无，带来的是货畅其流，各地的土特产更好地卖出去，卖出去往往还带来它的增值，比过去就地做些交易，那可能一下子就是“卖了个好价钱”，价钱上去以后，老百姓收入上升，跟着的就是发展的潜力会进一步释放。货畅其流后面，跟着的是地尽其利，首先从初级产品来说，和农业，和土地资源发挥作用有关的这些潜力打开了，那么在货畅其流、地尽其利之后，跟着的就是人尽其才，人力资本的培育跟着要上来——教育的发展、医疗的发展中，整个人民生活更丰富、更有质量。这样的一种经贸往来是经济学原理早已经揭示的生产力发展概念之下提供有效供给来适应人类社会的需要，会产生一种综合的效应，从经济而推及社会，推及文化，推及综合的发展。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匹配，就是第四句话：资金融通。金融无非就是把钱比较多的这部分人的可用资金，怎么样更好地做理财，调节出去，去帮助那些急于用钱而自己钱不够的主体，使之得到融资的支持，又是一个互惠互利。这个资金的融通在现代社会里，已经被邓小平评价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概念，又加上了新经济、高新技术产业支持的科技金融这个翅膀，在互联网+和+互联网的融合里，当然它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需要防控风险，防止它自己“核心变空心”的偏颇。金融要坚定贯彻中央的精神纠正脱实向虚的偏差，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高质量发展，而这种资金融通一定是全球化的。在全球范围之内我们看到金融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最主要的银行都已经有外资所持的股份，我们也“走出去”，“一带一路”上有了亚投行，有了丝路基金，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以后进一步发展的融资机制。带出来的最后一个民心相通，那还是回到了总书记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之下。老百姓解决了温饱以后要发展，发展以后还要享受，享受里少不了文化交流，文化的因素，就越来越体现出来它的可接受性和大家对它的需要。精神生活即民心的互融互动，在“一带一路”这个概念下，以后一定越来越有它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力。
我想接着谈一下我理解的中国定位的文化自信。既然是“五通”，最后落到民心相通里的文化生活，不可缺少。中国天然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人们所说的五千年文明史。有的学者有不同意见，我知道易中天先生说可证明的是3700年，但不要忘了现在有良渚的发现——浙江的良渚我去现场看过，已经有博物馆，它的文明就可能不是四千年、五千年了，可能要提到六千年，这都是学术上可以进一步讨论的。3700年也好，6000年也好，这样的文明现在被一般人承认是没有中断的。现在所称的中国大地上往前追溯这几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在人类的古文明里是唯一的。我们知道伊拉克那边的两河文明中断了；现在如果去埃及看到金字塔，当年建设金字塔的那个社会群体现在已找不到，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们中国被评价为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它的积淀自然带来的是不可否定的对我们文化自信这方面的支撑——使我们自信的有深厚的几千年文明史的积淀，有相当充足的底蕴。当然我们不否定这方面也有的争议，我们这些积淀的东西，是不是里面也有糟粕？不可否认，甚至在工业革命使中国落伍以后，五四前后有的学者激愤地提出要做颠覆性、否定性的对以往中华文明的批判，但现在公允的说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弘扬精华里，我们也不否定在某些方面的争议，在一些挑战性的关头，有的学者会激愤地说“中国的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意在必须好好做反思以后，去学习更先进的文明，这也是一个侧面。然而我觉得又不能走到极端，另外一个侧面是中国古老文明里确实有它的精华，有以后和其他民族、经济体做充分交流的很好的支撑力。
我自己体会，从文化说到自信，它给予的吸引力至少是以下几个维度。这种中国古老文明的吸引力，第一个维度就是哲理上站得住的东西——在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西方人所推崇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有我们中国的儒家的代表人物出现，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哲理思想。其中有一句话很精辟，只有8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反复思考，这是绝对站得住脚的，王阳明的心学无非也说的是这个，人的内心里所感受到的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你不要施加到别人那里，将心比心，这就是善。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涵的哲理，和西方工业革命时代之后在文艺复兴基础上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难道不是相通的吗？我认为就是相通的，在交流的中间一定会产生共鸣，产生它的吸引力。钱钟书先生有过16个字的评价，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共性”：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精华的部分有它的吸引力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它给我们带来的自信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一个哲理的维度。
第二个，我想提到的是器物的维度。我也跑过不少地方，很感兴趣去看各种博物馆、陈列馆，当然也有感受：到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艺术馆，等等，还有哈佛的，耶鲁的等等这些大学的艺术馆里，很吸引人的很多古典、经典的文物，是来自东方中国的我们的一些文物。这些器物是不是非常有吸引力？我感觉确实如此。现代生活中我们“一带一路”的交流里，这种古代艺术和现代文化生活中形成的潜移默化的互动，当然非常值得我们看重，它可以在有一定教育基础的人士之间交流起来，形成一种使人津津乐道的氛围，这也是毫无异议的，这不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客观现实基础吗？
还有第三个角度，就是在创新的视角上，中国人现在提出的一些核心理念在世界上完全可以引出共鸣，比如说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最后形成的《共同宣言》里的核心概念，是结构性改革。我理解，其实就是中国在此之前已经确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种具体表述。结构性的改革一定是发生在供给侧的，在供给侧才有结构问题（需求侧则是总量问题），这是一个在中国已经确立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上的概念。和世界上20国代表性的经济体的领导人在一起，成为大家都认同的一个带有创新的、引领意义的概念，它当然也具有文化的内涵。
三个视角上，哲理的，器物的，创新引领的这样的三个维度上，我们都有这样应该有的自信。有了这种自信，那就应具体说到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怎样再施加上我们今天会议已经提炼出的主题，就是“创意的管理和产业的融合”。这方面我有一些粗糙的想法，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感觉在实际生活中间，中国本土上地方层面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一带一路”这盘大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对地位，需要进一步由各地来形成自己概念的提炼和形象的树立。比如连云港，欧亚大陆桥的最东端，是说了多少年的概念，这次真的“一带一路”和欧亚大陆桥连在一起，连云港怎么样乘势而上？乘势而上过程里自己特定的文化创意能够形成什么样的Logo，形成什么让人家记起来以后就不忘记的那种意象，这就是各个地方政府要打主意的一个切入点。西安更是有文章可做了，古老的长安，魅力无穷，它这样的“一带一路”节点，可能其他很多地方是难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但是需要在已经有的基础上，在有这么多给世人留下印象的临潼兵马俑等等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提升影响。实际上也已临着其他地方的竞争——西安是前一段时间“抢人大战”里的一个热点，可体会西安的决策层意识到了要赶快乘机把各种要素里能争到的人力资本要素，如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更多吸引到西安来。从西安再往河西走廊那边，到了敦煌，是不是又一个重要节点？当然是，而且敦煌的文化意象可能是各个地区里超一流的，但是这个文章怎么做好，这对甘肃当地的创意管理当然也是一个考验。此外，关于丝绸之路，历史上就说还有南方丝绸之路，在成都，在重庆，在昆明，在一系列的地方，丽江也好，瑞丽也好，西双版纳也好，都有可做文章之处。创意管理这方面，从地方视角上怎么样给出高水平的规划设计，然后文化搭台引出产业唱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只要把这个台搭好以后，产业唱戏实际上也就是以中国人这些年已经致力的招商引资，综合开发，形成文化创意带出的在特定区域之内、产业集群方面的打造和发展。应该讲各地是会各有千秋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说到企业，说到市场人士，也包括现在中央给了空间，知识分子加入产学研结合中，大家能推动什么样和“一带一路”文化创意管理相对接的切入点。
我举一个小例子，这是我身边发生的：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在万丰路上有一个办公区，那里叫做银座和谐广场——实际上是个综合体，“广场”是沿用前些年大家已经接受的广场不大、楼宇为主这么一个综合体概念。这里面我指导过的一位博士后学生，他联络了很多收藏界人士，在里面已经办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历代金银器的展览区，请了国家博物馆等处的专家论证过，认为这个涉及丝绸之路金银器文物的展览，使国内公立的其他博物馆，已都不能望其项背了，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我去看了，里面有不少令人感受到震撼的展品。他想做什么呢？这些金银器很多都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他想以这个形成为一个平台，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做巡展，在“一带一路”节点上做它的分馆、做与之相关的园区，然后还可切入论坛、招商会、产业集群的建设，也加上金融科技等等的支持。这是他的一个粗线条的思路。而我马上想到了又可以对接到PPP，这些园区的发展，这些园区以后在境内外能够引起共鸣的一些节点。要建的那些项目，可以打包：一个展览馆，一个文化园区，结合着产业园区，用PPP的方式开发。我们国内这些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的积累，从英国、阿联酋、澳大利亚等等那里，也可借鉴国际经验。把这些融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创意管理再加上产融结合、加上以后产业的发展？还是会落到五通上——PPP是个典型的五通机制。以后要想，PPP在“一带一路”上发展，政策的沟通是大前提，跟着有设施联通，建出设施了以后做什么呢？要有生产——生产出产品要有贸易的畅通，进而这个过程要有资金的支持即资金的融通。所带来的，是更多文化要素合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民心相通。我觉得这些都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进一步研究。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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