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本來“雙十一”的熱度一時無兩，可還是有這樣一篇文章引爆微博：知名編劇汪海林在微博上分享一篇名為《吳亦凡刷榜造假：一個面子工程的崛起與崩塌》的文章，一夜之間轉發量過四萬，評論過三萬。在“雙十一”這樣一個全民狂歡的背景下，這篇文章竟然依然能引發廣泛的討論和關注，實在難得。
在這樣的文化現象背後，我們不禁開始反思，引發這樣的現象的緣由和起因是什麼？粉絲文化是怎樣形成的？粉絲文化對如今的娛樂市場具有怎樣的作用及影響？
從吳亦凡事件看刷榜現象的產生
內地粉絲文化的形成，可能要追溯到2004年由湖南衛視舉辦的《超級女聲》說起。《超級女聲》的出現，不僅改變了當時大陸市場被港臺歌手佔據主要地位的局面，也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選秀“標杆”。
彷彿是一顆帶著火花的彗星，有人為之驚豔，也有人對這種從未出現過的亞文化現象持反對聲音。自此偶像產業開始漸露苗頭，直至今天，《偶像練習生》、《創造101》等選秀節目的出現也證明了資本仍未放棄偶像產業這塊“肥田”。
由於內地市場的種種限制，加上在日韓偶像文化日益發展的帶動影響下，中國粉絲圈文化不僅漸漸構建了“哈日”“哈韓”的景象，資本更是找準時機，逐漸學習並完善屬於中國的“偶像市場”。在流量與銷量齊飛的今天，偶像們的追隨者漸漸也形成了屬於自己的“飯圈文化”，即有組織、有紀律、甚至有分工的應援場景。
《吳亦凡刷榜造假：一個面子工程的崛起與崩塌》中提到：“蔡徐坤的粉絲集資幫他做了一億的數據。”進而擾亂了市場，讓人彷彿在“趟一趟黑水，看不清內容。”明星的數據是怎麼來的？“刷榜文化”緣何形成？
粉絲文化的出現，也代表著應運而生的相關群體存在。傳統明星制度具有高度專業性、壟斷性和排他性，相比之下，偶像經濟似乎打破了傳統明星制度的封閉格局，更具有親和力，更具養成意識，更有互動感。粉絲願意為了“哥哥”們的前途“買單”，願意為自己喜歡的明星製造宇宙第一紅的假象。其實也正是在這種自我感動中得到了一些情感和身份上的認同，從而達到一種自我滿足感和使命意識。
粉絲集體的形成也促成了一種消費主義現象。由於資源稀缺，各方爭霸，是否具有商業價值成了業內衡量明星價值的標準，粉絲要用這種刷榜的方式讓自己的偶像獲得更好的成績，從而換取更多的商業資源。哪怕背後經由“無形之手”運作，或其他因素推動，也要“不爭饅頭爭口氣”，從而自我消化付出意識和存在意識。
伴隨著粉絲群體的擴大和網絡制度的開放，群體效應日益加深，沉默的螺旋、群體極化這樣的現象也隨著粉絲中的“大大”、“站姐”等有身份及導向作用的粉絲領導者深化開來，當大多數人在做這件事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就會形成羊群效應，“刷榜”甚至也變成了一種“無奈”的制度，甚至必走程序。
刷榜文化下，粉絲現象也在對娛樂市場進行反衝
《吳亦凡刷榜造假：一個面子工程的崛起與崩塌》還提到：“流量們拿著天價片酬，走著陰陽合同，奉獻摳圖式演技。”細細想來，近幾年娛樂圈的生態天平呈現著病態的“一邊倒”現象。老演員沒劇拍，新生代只顧作品的流量回饋而不注重作品本身。
一直以來，明星藝人也少不了扮演著“大眾情人”的角色，而偶像卻將它職業化，並形成一個龐大的體系。粉絲與偶像之間往往是主動與被動的關係，可嚴格意義上來講，卻也不過只是消費者與商品的“供需”關係。
粉絲從偶像身上購買快樂，投射自我；偶像從粉絲那裡獲取名利，實現夢想。二者之間是“互取所需”的。然而卻也在這種供需關係中，粉絲成為了偶像背後娛樂公司宣發的“作案工具”。娛樂公司掐準源頭，找到粉絲中的“相關負責人”，以一起為偶像造勢的旗號，從而掌控了粉絲間的風投和輿論。
粉絲複製粘貼一樣的應援話語達到控制評論即“控評”的效果
無論是“微博轉發量過億”或是“刷榜獲得第一”，除去娛樂公司和團隊之間的博弈，明星之間也在悄然行成自己的粉絲帝國。一些流量明星甚至不必有大動作，或者被所有人熟知，可他的商業價值依然為之矚目。明星身上影響力的體現，不僅是他網絡數據上的數字，更是一大批核心粉絲不斷地推廣資訊、擴散信息，一些幕後“操盤手”也利用這一點，以小博大，換算成與金錢和資本相等的巨大流量。
如果說傳統明星是靠紙媒、電視新聞等渠道曝光的話，那麼新興的網絡發展無疑是為明星曝光量的擴大化又添了一把火，在這個全民娛樂的時代，人人都能成為“爆款”的製造者。娛樂公司和媒體也與粉絲之間形成了某種聯動，達成互利共贏，引導輿論的效果。
在“小鮮肉”佔影視比重較大的今天，粉絲不僅是流量代號背後豪華數據的製造者和支撐者，也是輿論操控下的追隨者和犧牲者。由粉絲主導的數據“真假參半”，構建了娛樂圈的現狀。只是未來的某一天，當現象化升級飽和，由此引發的連鎖效應究竟會如何？或許還要待市場再去檢驗。
閱讀更多 影藝獨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