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朝廷与党争》
出版：中华书局
“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在中国历史上，明末堪称是党争最高峰，故有“明朝毁于党争”之论。
其实，惩于宋代灭亡教训，明代统治者对朋党问题高度警惕，朱元璋在《大明律》中明确提出：“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宫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
为避免朋党，明廷对官员管理比较严格，除科道监察外，强化了宦官干政，使官僚体系与内官体系相互制约。此外，不设宰相，以避免专权；台谏可风闻言事，强化监督；监察官品秩低，却赋予重权，甚至“与辅臣等”，挑拨大官与小官互斗……种种安排，均不利于结党营私。
既然如此，明末党争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对此，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见解，相关著作汗牛充栋，而《朝廷与党争》的特色在于史料特别丰富，呈现出历史本来的广阔与多元。通过本书精描的一个个细节，不难看出：明末党争是逐渐形成的，它是制度缺陷与管理者缺陷相互激荡的产物。
明代中后期皇帝缺乏实务能力，过度依赖官僚体系，一旦双方意见冲突，官员们常以集体辞职相抗衡，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拉拢首辅以治官。
然而，明代抑相权，首辅也没有自己的合法团队，欲实现有效管理，只能依靠官员，所以首辅的立场摇摆不定。明神宗甚至向首辅王锡爵说出“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这样的软话，可王最终还是倒向了官员们。
冲突给了官员们以存在感，所以他们有动力将意见冲突动辄上升为观念冲突，因此形成观念先行、藐视实务的氛围。在各种社会危机面前，明代官员的注意力反而集中在皇家废长立幼、册立妃嫔之类琐屑小事上，而争这些所谓的“国本”的意义在于：逼皇权不断退后，无法再有效监督官员。
明代中后期皇帝也很关注实务，明神宗曾是：“今内外章奏每日朕自亲览，应行的朕自批拟。”可没有自己的监察团队、执行团队，独立批阅章奏又有什么价值？无非是用自己业余的行政经验，去对抗专业官僚们的欺瞒。
执行力下降，无法“一竿子插到底”，这是体系升级后，管理者必然会面对的困境，只是作为封建皇帝，明代君主无法超越时代限制。
遗憾的是，在制度短板面前，明代中后期皇帝们表现得过于任性。以明神宗为例，既想推翻“嫡长继承”的祖制，又不敢担责任，他反复食言，得过且过，这就将主动权交给了官员们。
终于，经过持续冲突，博弈出了最坏结果——皇帝、首辅、官员均用不负责互相收买，共同开启了权力失序之门。于是，最粗糙、最不公平的组织方式——党争得以上位。以致到后来，无党争，则日常行政亦无法维持。
制度缺陷与管理者缺陷形成共振，结果自然是天崩地解。
当然，《朝廷与党争》中的材料特别丰富，每个读者都能从中得出自己的见解。好在，读史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线索、不断推翻线索的过程，而正式通过一次次寻找与推翻，方能磨砺出见识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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