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朝廷與黨爭》
出版：中華書局
“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尋，冰炭互角。”在中國歷史上，明末堪稱是黨爭最高峰，故有“明朝毀於黨爭”之論。
其實，懲於宋代滅亡教訓，明代統治者對朋黨問題高度警惕，朱元璋在《大明律》中明確提出：“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宮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洩事情，夤緣作弊而符同奏啟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
為避免朋黨，明廷對官員管理比較嚴格，除科道監察外，強化了宦官干政，使官僚體系與內官體系相互制約。此外，不設宰相，以避免專權；臺諫可風聞言事，強化監督；監察官品秩低，卻賦予重權，甚至“與輔臣等”，挑撥大官與小官互鬥……種種安排，均不利於結黨營私。
既然如此，明末黨爭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對此，不同人會有不同的見解，相關著作汗牛充棟，而《朝廷與黨爭》的特色在於史料特別豐富，呈現出歷史本來的廣闊與多元。通過本書精描的一個個細節，不難看出：明末黨爭是逐漸形成的，它是制度缺陷與管理者缺陷相互激盪的產物。
明代中後期皇帝缺乏實務能力，過度依賴官僚體系，一旦雙方意見衝突，官員們常以集體辭職相抗衡，皇帝無可奈何，只好拉攏首輔以治官。
然而，明代抑相權，首輔也沒有自己的合法團隊，欲實現有效管理，只能依靠官員，所以首輔的立場搖擺不定。明神宗甚至向首輔王錫爵說出“朕為人君，恥為臣下挾制”這樣的軟話，可王最終還是倒向了官員們。
衝突給了官員們以存在感，所以他們有動力將意見衝突動輒上升為觀念衝突，因此形成觀念先行、藐視實務的氛圍。在各種社會危機面前，明代官員的注意力反而集中在皇家廢長立幼、冊立妃嬪之類瑣屑小事上，而爭這些所謂的“國本”的意義在於：逼皇權不斷退後，無法再有效監督官員。
明代中後期皇帝也很關注實務，明神宗曾是：“今內外章奏每日朕自親覽，應行的朕自批擬。”可沒有自己的監察團隊、執行團隊，獨立批閱章奏又有什麼價值？無非是用自己業餘的行政經驗，去對抗專業官僚們的欺瞞。
執行力下降，無法“一竿子插到底”，這是體系升級後，管理者必然會面對的困境，只是作為封建皇帝，明代君主無法超越時代限制。
遺憾的是，在制度短板面前，明代中後期皇帝們表現得過於任性。以明神宗為例，既想推翻“嫡長繼承”的祖制，又不敢擔責任，他反覆食言，得過且過，這就將主動權交給了官員們。
終於，經過持續衝突，博弈出了最壞結果——皇帝、首輔、官員均用不負責互相收買，共同開啟了權力失序之門。於是，最粗糙、最不公平的組織方式——黨爭得以上位。以致到後來，無黨爭，則日常行政亦無法維持。
制度缺陷與管理者缺陷形成共振，結果自然是天崩地解。
當然，《朝廷與黨爭》中的材料特別豐富，每個讀者都能從中得出自己的見解。好在，讀史就是一個不斷尋找線索、不斷推翻線索的過程，而正式通過一次次尋找與推翻，方能磨礪出見識與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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