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的寒冬让人重回10年前，当年依靠凯恩斯主义走出困境的我们仿佛又陷入了轮回。如果经济进入萧条循环，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主义投资刺激帮助经济回到正轨。但长远来看，缺乏开放和创新的环境可能导致经济长时间处于半萧条状态，而帮助企业和个人稳定预期，保持开放和允许试错的环境，是未来数年的最大期待。
一、十年一轮回，年年难过年年过？
对大部分人而言，2019年的春节恐怕是10年来最难过的年，没有之一。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如此难忘，预期从天堂到地狱，这种落差也只有2008年可比。只是那时的危机源于外部：当美国风暴渐起之时，国内还在努力对抗飙升的油价、猪肉和房价；真正等到国内经济急速坠落后，4万亿又应运而生。谨慎的人担忧危机是否会深度发酵，乐观者则频加杠杆。伤痛的时间太短，狂欢又来得太早。于是10年后，前者依旧谨慎而悲观地贫穷着，后者则沾沾自喜等着下一次危机，再来一次加杠杆。
然而时过境迁。这些年一直让人将信将疑的风险，诸如高房价、人口老龄化、地方政府债务沉重等等说烂了的灰犀牛，突然开始动了；中美G2的甜蜜期没几年，又突然被贸易战的黑天鹅戳破。可以说，10年前的问题，至今还在；而10年前用过的办法，已经无法再用。当年的三板斧“财政货币双宽松”、“四万亿”基建投资和“7折利率快买房“，如今都难重现。中美的利差已经消失，降息空间逼仄；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再来一次“四万亿”也是有心无力。更何况信用经济已经普及，而人口出生率却在下滑，刺激消费也恐怕是无源之水，难起波澜。
房地产迟迟等不到松动，眼睁睁看着股票楼盘月月缩水，人心自然开始浮动。论坛上到处充斥担心经济的声音；搜索引擎上“裁员“”求职“的频数激增；实体店铺纷纷关门；就连路边高谈阔论的地产中介小哥，那句”上海永远涨“都说得有点没底气。偶有一次出于礼貌拿了传单，陡然发现其工作服的袖口已经裂了口子，他也露出尴尬的微笑。我猜是怕被扣钱不得不穿，而又没时间也舍不得去缝补吧。
所有人心里其实都是一个疑问：眼看着冬天就要过了，怎么天却越来越冷了呢？
二、捡起凯恩斯，我们还有救吗？
10年前的我还在象牙塔，最讨厌的经济学家恐怕就是凯恩斯，《通论》的中译本晦涩难懂，原版的行文和用词当时看起来更是天书。但偏偏2009年凯恩斯主义的确见效飞快，在短短的一年里，股市又开始红红火火，房价再创新高，让人们很快遗忘了仅仅几个月前的恐慌、彷徨和焦虑，那些关于去哪找工作，会不会断供的担忧，转眼已成云烟。
在这种情况下，被封为圭臬和圣经的《通论》我当然也只好硬着头皮啃下去。至少比跟随大众啃《货币战争》有意思多了。
以我对《通论》的浅薄理解，如果忽略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那么现在和2009年的情况几乎没有区别。我们面临三大问题：1）总需求不足；2）距离充分就业仍有距离；3）边际投资回报率太低。而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三者是同一个问题。
在大萧条后名声鹊起的凯恩斯，突破性的贡献在于推翻了古典经济学经济总会自然平衡的假设，认为萧条会陷入自我循环。萧条的原因在于社会的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凯恩斯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把有效需求拆分，基本等于消费+投资，因为消费往往难以在短期里刺激，而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也不是几句话就能喊回来的，那么
重点在于让政府补足供需缺口部分的投资，就可以帮助经济再平衡并走出萧条。这种做法见效快，几乎药到病除，就像两针肾上腺素打完后休克的病人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至于如何帮助私人部门恢复投资意愿，如何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急救科觉得自己已经尽到应尽的义务了，后续养病是患者自己的事。这个框架基本是陷入危机时各国政府本能反应了，其实也用了很多次。2013年和2015年，我们曾多次濒临危机边缘，又用凯恩斯的鼓励投资拉了回来。从最简单角度考虑，我们再降息一次就好了。继续放松房地产好了，反正长期贷款利率还高达4.9%，日本近乎零利率，香港房地产按揭利率也不过2个百分点，考虑到房地产产业链极长，20-30%的上涨足以帮助GDP完成0.5个百分点的增长，让地方政府获得财政收入解燃眉之急，让投资者获得收益，让大量中小企业因为房屋和土地升值获得新的融资。一眼望去基本没人受损，我们为什么不继续降息呢？
同样，就业不振，可以继续新建高铁，继续新兴行业的投资，帮助员工恢复就业并实现工资增长。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储蓄，更多的消费，买下更大的房子，带动更多产业的发展和财政收入。
如此有效的凯恩斯，我们为什么不用了？
三、再来一次刺激会如何？
我的理解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激素打多了恐怕就长不高了。看似多方受益的事，不过是一种代际转移。这一代人在透支未来30年的收入，地方政府在透支未来几年的财政收入，企业家在赌上多年的储蓄和未来的保证，集中力量去投资。让每个人从中获得受益，的确让生活过的越来越好；但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我们还有多少人口可以复制这样的模式？财政收入是会永续增长的吗？还是我们会研究出一种新药，帮助中国人延长30年寿命，把按揭拉到60年？
一个都不能。透支的信用本质是透支了未来的消费和储蓄，而不考虑国际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储蓄和投资是相等的。这意味着未来投资的资金来源会日渐枯竭，而现在巨资投入的基建、设备和房屋，随着十年二十年过去，会风化，会陈旧，会让你不敢相信当年居然沉淀了如此多的劳动和货币。这绝非危言耸听，任何去过日本的人，都会敬佩于其精确的管理能力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但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国家没有生气，东京和大阪偏远地区的部分住房诉说着已多年没有修缮的事实；那些垂垂老矣却还在旅馆为我们端茶倒水铺床的女将（高级服务员），诉说着总需求崩塌后的生活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如果我们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走到尽头，恐怕就是这样。当然，日本做的很好，东京和大阪依旧繁荣，经济在沉沦30年后也逐步开始复苏。但代价是，平成一代被称为平成豚，年轻人再努力也无法达到父辈一半成就的痛苦无处诉说，工作到凌晨下班没时间没财力恋爱结婚的辛酸，却被斥责还不够努力不为社会尽责，我们是不是愿意付出甚至成为这种代价？
当然，有大把的毒鸡汤会告诉你，自助者天助，“我哥“”我朋友““我同学“依旧逆流而上，开着BBA住着大别墅，人生会很好；但他们也不告诉你，经济上升时改善生活好比在北京上海高考，进一个一本并不会太难；而经济下降时，则是从江苏考清华北大，这种万中取一的幸运恐怕也不会比彩票高多少。更何况，如果生在一个泡沫破裂后负债累累的家庭，连高考都要成为一种奢侈了。
凯恩斯本人的《通论》其实也是被故意曲解了，《通论》的政府投资和降息，只是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正如伯南克在2008年祭出零利率和QE的大招，实乃不得不为而非一意图之。在经济回到正常轨道后，凯恩斯本人是坚持政府和市场各行其责，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的。但由于萧条对所有个体带来痛苦，而西方民主选举制度让政府无法承受萧条带来的选票损失，凯恩斯才被频频拉出来，用以解释为什么又开始投资拉动经济了。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进赌场前不也有很多人拜拜财神么，反正财神也不能说话。
另外，长时间使用身上激素，身体的潜力也会被透支完。短期大规模投资也一样。完全由政府部门投资的弊病在于和创新的背离，又不想造成效率损失，后果就是：因循守旧，路径依赖。只做做过的事，做对的事，别去创新别去承担风险，不然就是效率损失。而一旦这种氛围持续，创新的思想和尝试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当冒着巨大的政治和金钱风险又无法得到对称回报时，也就没有商业秩序的挑战者，没有创新也没有变化，经济体陷入长期超稳态结构。
这种结构不喜欢萧条，因为萧条意味着效率损失；但也不喜欢繁荣，因为繁荣会造成不可控，所以经济就陷入长时间的半萧条状态，即永远没有真正的萧条，但也看不到明天繁荣的希望。消除繁荣甚至比消除萧条更重要，因为不经历繁荣，也就没有大起大落；管理通胀比管理就业更重要，因为通胀具有全局性又容易突变，但就业往往稳定而可控。
这样的结构会长久地维持，正如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但天敌就是当外部环境变化时，一个超稳态的结构已经失去了应变的能力，只有随波逐流；而创新的思想已经在经济体的肌体内湮灭，私人部门失去了投资的意愿，也就没有了面对变化的勇气。外敌的入侵会改变经济和部分地区的政治结构，而对于这种变化，所有人都没有应对的经验；技术的进步也会让原来的经济关系变得扭曲，正如明朝面对大量白银的输入变得不知所措，索性闭关锁国了之。这一做法让中国在未来的300年里都丢失了竞争力，等被英国的洋枪利炮轰开国门时，成了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又仿佛是三体中被降维打击的地球人，满怀绝望，又无处可逃。
四、我眼中的《通论》和未来
《通论》第二十二章的很多话，其实是被忽略了。
“对经济周期的正确治疗方法并不在于把繁荣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萧条状态中；而在于把萧条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接近繁荣的状态“；
“（危机）真正的治疗方法，是通过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抑或用其他方法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从而使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量所需要的当期投资量，处于较小的数值“。
对于前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在经济陷入萧条时必须加以干预，以防止社会长时间处于再平衡的状态。年轻时我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忠实粉丝，但年岁渐长后意识到，经济问题从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萧条的经济足以改变一代人的命运，可以延缓科技的进步也可以导致产业的没落；可以诱发政府的行为改变，甚至足以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 20世纪20-30年代的人们见证过这一切，近代的日本乡村，近10年的底特律，无不诉说着萧条带来的伤痛。针对萧条的恶性循环和自我实现，政府应当也具有显著的正当性进行干预，帮助经济恢复平衡；正如感冒吃药也是一周好，不吃药也是一周好，但说这话的人却不告诉你后半句“不吃药可能引发其他并发症”。
如果说前者治标，那么后者就是治本。在凯恩斯的假设中，对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与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进行了一定的关联。假定当期社会上所有供应的成本=企业家利润+工人工资收入+其他生产要素（机械、土地、技术等折旧和费用），而当期总需求=消费+当期投资，而消费主要来源于普罗大众的收入，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推论，即在投资能保持效率的情况下，更多的投资将带来更多企业家利润，企业家扩大产能和雇佣，带来更多的就业。而员工获得了更多的工资，他们又会扩大消费，扩张总需求。这个循环的重要前提，就是投资和就业挂钩；不仅是就业量（人数or小时数），还有劳动回报率的扩张（工资水平）。另一个潜在前提，就是劳动不能是负效应的，即劳动者辛苦劳动了半天，工资却低于必须的生存成本，那索性也不劳动了。这恰恰又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基于这种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进行了改革，推出了社会保障制度，让劳动的负效应尽可能变小；增加了财产税和遗产税，通过政府进行再分配以保证社会公平；鼓励消费而非储蓄，让危机可以在短时间内用最小的代价解决。
而我们也正走向这样的道路。计划推出房地产税来补充财政收入，维护社会公平；扩大内需+减税，帮助提高消费倾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村得到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等等。这是拐点也是必然，这一天也终将到来。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承认，正如成长必然伴随着伤痛，社会的进步必然要扬弃过往的弊病，而开启新的远航。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我们需要创新，也需要开放。在AI技术和自动驾驶面临突破的今天，放弃开放、放弃创新，相当于与最新的技术隔绝。一旦外部技术成熟，可能会改写经济理论。例如AI没有消费，而AI可以取代劳动量并压低单位劳动价值，在凯恩斯的模型下，经济体会陷入长时间的有效需求不足，难道AI越进化，需要越多的政府投资去平衡？掌握AI的技术方，又是否愿意高额纳税来补贴失去劳动价值的劳动力呢？我们都不知道答案。
而开放与创新的意义在于，试错。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需要去尝试应对时代的变革。允许尝试也允许变化，甚至拥抱变化，是中国应该有的自信，也是改革开放后三代人走出封闭和贫穷后应有的继往开来之意。愿我们的企业和人民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去应对变化；愿他们拥有面对变化有足够的勇气，冷静果敢而非陷入退缩的保守主义；愿他们有宽广的胸襟，容下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地球也不小，容得下不同肤色、不同政治观点、不同生活方式的零零总总。
五、开放是否帮助我们变得更好？
正值改革开放40年，我们解放思想继往开来，彻底改变了经济结构，也改变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对此，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心怀感恩，对每一位曾经为此付出过的人致以敬意。如果没有过去很多年的艰苦奋斗和农村反哺城市，在加入WTO前中国会遇到更多的苦难，可能在90年代遭遇通胀冲击时更为狼狈，也可能在98年经济加社会灾害面前踌躇不前。开放的确让中国有了贸易顺差，这些顺差补充了中国最稀缺的资本要素，让中国有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重要动力；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产业腾飞插上了翅膀。但如果没有人，再多的动力和翅膀也没法起飞。开放的价值，在于盘活了中国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让中国诞生了更多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帮助更多中国人，找到自己最能发挥价值的领域。
如果经济体中只有最基础的农业和工业部门，恐怕很多艺术天赋极高的孩子长达后只能去做农田规划，一辈子都无缘设计一座伟大的建筑，并告诉父母“这是我设计的楼”；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电商的几位巨头企业家未必有今天如此大的成就，虽然金子到哪里都能发光。随着技术的全球化和演进，还会有更多的新兴产业涌现，无论是AI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亦或是5G，自动驾驶，都帮助人从简单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价值。而当人口红利衰退时，我们要考虑的，并不是让我们下一代重复陷入无用的劳动，正如我们上一代和祖父母辈，让我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只是为了获得比他们更好的生活，和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教育我更愿意理解为希望，而开放意味着可能性。
只是时过境迁，在2018年，我们又再一次站在了开放与否的节点上。的确，在贸易顺差上，中国遭遇了瓶颈，如果按照过去10年的顺差扩张速度，我们将把许多中等体量的发达国家挤出竞争行列，我们早晚会面对的外交和政治压力，只是恰好在这一刻到来了。这可能是东亚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宿命，但我们有机会哀之，鉴之，超越之。
如果拒绝开放，中国的选择应该是自力更生培育内需，韬光养晦20年，通过一代人的积累，用10-20年的时间化解近10年带来的泡沫，并开启新一轮的产能投资。同时，央行转变货币的发行方式，用创新的金融工具来弥补外汇储备的流失。不仅仅是货币的发行量，更重要是风险承受能力，通过对商业银行债权方式发行的货币具有极低的风险承受能力，这部分高能货币通过银行渠道放出，必然造成信用传导不畅的问题；考虑到原先外汇储备发行由于不存在挤兑压力，银行的运作压力相对较小，在货币方式转变的这几年，银行经营面对了更多的风险和难处，不再能随意放贷；未来银行会遭遇更多的挑战，如何避免同质化，又如何对没有抵押品的新兴行业予以估值和授信。
另外，国内需要开放部分的行业管制，帮助吸收原先沉淀在外贸中的就业，以维持就业市场的基本平衡，并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调节，维持社会的基本公平。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方式有多重目标，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贫富差距缩小、货币流动顺畅、杠杆有序化解外加新增投资有效。非不能，但实有难度。
而另一个出发点在于开放金融市场，逐步以资本项的放开来补充经常项的损失。我们近期看到标普获准进入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外资金融机构有望在中国成立独资公司等，都暗示着这种可能性。当外资以资本项开放的形式进入，将极大的稳定市场的风险偏好和优胜劣汰机制，如果这部分资本的投资范围得到有效地扩大，会根据外资的偏好去选择被低估的大类资产和核心企业资产，帮助其获得稳定的融资渠道和更多并购机会。而这部分资本也可以丰富中国目前匮乏的直接融资市场，逐步改变间接融资模式下必然导致的高杠杆率悖论。而此时，政策目标会相对较少，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贫富差距缩小，而无需考虑手把手帮助市场梳理货币流动和杠杆高低。
当然，以上只是简单的推演，市场从未有过一帆风顺之事，只是要相信市场中各个主体的判断和能力，会在线性约束下，做出最好的判断和结果。正如上文所言的自信，不同政治体系并不改变可以共同合作的基础，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剩的储蓄中国当然可以吸纳，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允许也鼓励海外资本推动、帮助并和中国人民一起分享这种成长，同样是一种博大的胸襟。
允许海外的优秀人才来中国，鼓励东亚和东南亚勤劳而勇敢的个体，来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样是可行之举。与其焦虑房价高低和二胎多少，不如拥有更开阔的眼界。当然，面对移民和开放，恐惧是一种必然，这是人性的本能；但克服这种恐惧和对贫乏的记忆，是中国真正崛起的关键。如果一遇到变化就尝试封闭，遇到和自己有差异的就标为异类，那意味着又一次陷入了历史的轮回，无法超脱。
在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已经走了很远，远到再也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也意味着我们在摸索完道路后，要坚定向前走。为这个民族注入勇气，开放而包容地接受其他，可能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最坚实的一步。
六、2019，预期的力量与个体的努力
还在学校时问过一个导致被扔出课堂的问题，就是“你又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有这种偏好，又为什么教材上假定大家都有一样的偏好”，结果并没有得到回答。
事实上，人并非完全理性，人和人的禀赋和偏好也颇有差异，但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才让市场经济得以存在，让世界有所进步。
在小农经济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无非是力量、寿命和运气，对艺术的理解、对生活的感知，都无关紧要。而在战争年代，运气和力量更是决定一切的存在。这使得人和人之间的交换变得非常单一，丰年大家都有剩余，于是粮价颇低；灾年大家没的吃，粮价奇高甚至饿死人。基于运气和储蓄的变动，有些人就成了地主，而有些人成了佃户，世世代代都难以翻身。佃户往往收入低，无论医疗还是食物都很匮乏，子嗣稀薄，经济的活力就逐渐消失了。反正有钱的地主一日两餐也就吃的更饱，多几片肉，多点宅子；他们对佃户拥有的鸡鸭鱼肉毫无兴趣，自然也无法形成经济循环。
随着工业化的进步和物流交通的改善，人们获得了很多交换的自由和能力。个体自己造房子造车，织布狩猎耕种并非完全不能，但肯定不具备经济性。国家也一样。这种生产和交换的能力本质是人与人的合作，国与国的互补。基于互利，全球化开始推进；而基于核威慑的互爆，和平成了必然的选项，两者共同带来了稳定的预期，并帮助利率实现了30年的下降。当企业家不用再担心今天的投入明天毁于炮火，个人也不用担心今天多吃了一碗饭会导致下星期饿死，人们的消费倾向自然得到了提高，而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让他们拥有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用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国严重受益于这样的全球化，而每一个中国人比40年前的同龄人，都要幸福得多。
另外，法治和全球统一的贸易规则是第三道核心关键。由法律规定的边界，也带来了安全感；贸易规则让国与国之间有了约束，也少了不必要的猜忌。降低关税，加强贸易同样成了重要选项。
维持开放、和平并构建环境对预期有举足轻重的价值，而预期恰恰是利率重要的组成部分。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利率或是对时间的补偿，或是对风险的补偿。如果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未来悲观，那么要求更高的利率无可厚非；如果今天的投入明天就会损失，那就放弃投资静观其变。 这种不作为或者极端作为对其自身都是伤害，而人又是非理性的动物，一旦形成预期和趋势性的群体情绪，也会压低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并提高自然利率。短期内，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压制利率，甚至继续祭出QE等大招帮助经济恢复短期增长；但我们并没有根本解决企业家投资的不安，居民部门消费的不安，自然利率在名义利率下降而短暂被压低后，又会因为对通缩的预期而导致自然利率回升（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预期通胀率），让经济周周转转轮回于通缩之中。
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安定企业家的不安，使其敢于投资，对利润有正常的期待，明确税负的界限而不必因担忧而导致资本外逃；如何稳定居民部门的不安，使其敢于消费，不用担心明天会失业，明年会没钱让子女上学。我们正在路上，而这条路，怕还有很长。
至于个体，我坚持觉得贩卖焦虑的N套房和从小到大都是名校未必是每个人的追求，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本就不同，如果一个医生在理论和技术上有所突破，并从市场得到应得的回报来满足自己对住房和物质消费的愿望，而非放弃对主业的追求去炒房；如果教师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市场的优胜劣汰给予应得的回报，自然也无需烦恼没有课外补课的收入如何生存。每一个个体不同的生产曲线和效用曲线叠加就成了总供给和总需求，如果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边界外推一点点，我们有望在更低的利率水平和更高的产出水平上实现新的动态均衡。我想，或许这才是凯恩斯的本意吧。
同时，每个人的努力也在帮助这个社会包容不同的个体效用函数，理解那些迫于经济压力无法成家的人；体恤因为病痛无法坚持的人；感恩帮助过自己的人；也宽恕无可奈何伤害过自己的人。经济增长、国家富强，这会是未来书本上显赫的历史；而个体的努力和战斗，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是帮助社会进步的星星之火；是企业的源动力；是家庭的全部。
那些认清生活本质还能热爱它的，是真正的勇敢，也是我们所呼唤的英雄。时代需要英雄，也需要不那么英雄的人们。乙亥年，希望他们都能过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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