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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要充分認識“一帶一路”機遇對香港金融業發展的重大意義，要順應潮流，主動作為，圍繞“一帶一路”機遇和人民幣國際化目標，加大金融創新力度，把香港建設成為新型國際金融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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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亞太區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一起並稱為“紐倫港”，即世界公認的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然而，與紐約、倫敦相比，香港這個亞太國際金融中心無論在規模上還是結構功能上都存在比較大的差距。香港的所謂國際金融中心，主要表現在股票中心和銀行中心兩大方面。當然，香港還是亞太地區著名的基金業樞紐和保險業樞紐，香港的債券市場也初具規模，特別是人民幣離岸業務市場稱冠全球。
事實上，置身香港的人都非常清楚，香港本地的日常財經新聞主要都是股市消息，而且多以IPO或股價波動居多。2014年以來，香港股票市場相繼與上海和深圳的股票市場建立了互聯互通關係，2017年7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又發佈公告，決定批准香港與內地“債券通”上線，從而引發了人們對香港資本市場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關注。毫無疑問，無論是滬港通、深港通還是債券通，都為香港資本市場帶來源源不斷的活水，給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注入了活力。
香港金融業創新不足引詬病題
眾所周知，2013年有一件事情曾在香港金融業界引起震動。2013年之前香港股票市場的集資地位已經受到撼動，且下滑速度較快，對於港交所來說，特別希望能夠有幾家大型企業來港上市。恰好當時的內地新興科技企業阿里巴巴有意在香港上市，且集資規模巨大，是港交所物色的最為理想的上市公司。然而，由於阿里巴巴所提出的“合夥人制”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同股同權制有極大沖突，儘管兩方經過多次溝通，但香港仍堅持同股同權原則，令阿里巴巴被迫放棄在港上市，香港也失去了一家理想的上市公司，最終形成雙輸局面。
阿里巴巴放棄在港上市對香港來說絕對是一大損失。今天，阿里巴巴在美國股市的成交量相當於整個港股市場成交量的三分之一，此情此景令不少香港金融界人士痛心疾首。當時阿里巴巴集團CEO陸兆禧委婉指出：“今天的香港市場，對新興企業的治理結構創新還需要時間研究和消化。”如果仔細解讀和領會陸兆禧的意思，實際上他是在批評港交所保守有餘，進取不足，動作太慢，缺乏思變求變精神。雖然2017年底港交所宣佈了一系列IPO改革方案，並且接納同股不同權的新興科技企業來港上市，但是，這一改變與阿里巴巴當初有意來港上市的時間已經相距四年之久，香港股票市場在這四年時間裡錯失了不少機會。
■ 阿里巴巴放棄在港上市對香港來說絕對是一大損失。
一方面，在國家的推動之下，香港啟動了與內地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機制；另一方面，香港內部金融管理創新嚴重不足，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的情況比較嚴重。如果香港能夠與時俱進，在金融創新方面有所作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能夠得到更大的提升，香港與紐約和倫敦的金融實力與結構功能差距會進一步縮小。
正是看到香港金融業發展所存在的創新不足、方向不明、進步不快、保守有餘等嚴重問題，2012年，時任第四任行政長官侯選人的梁振英提出了成立香港金融發展局的設想，以探討香港金融業多元化發展的路線。當選之後，2013年1月，梁振英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強調，政府成立金融發展局，研究如何配合國家金融市場走向國際，進一步發展香港金融業，包括在促進金融業多元化、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國家和地區的地位和作用等，向政府提交意見和建議。隨後港府公佈金融發展局成員名單，史美倫任主席，成員包括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擔任的當然委員，以及20位非官方委員，任期兩年。金融發展局的職能範圍包括：進行政策研究和業界調研，制訂建議供政府和監管機構參考；與監管機構和行業團體共同探討金融服務業持續多元發展的機遇和掣肘；與內地和海外相關機構保持溝通，支持香港金融服務業開拓新市場和新業務；與教育培訓機構、行業團體和業界合作，提升從業人員的技巧和專業知識；以及通過舉辦研討會、路演、印發刊物和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在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和國際金融中心功能。金融發展局將扮演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金融智囊與顧問角色。
港府為何要在這個時候成立金融發展局？有著怎樣的深刻背景？金融發展局首任主席史美倫說出了原委：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危機感是最大的促動力，一直以來，香港金融市場缺乏系統性推廣和發展金融服務業的部門。金融發展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將現有分散的推廣和發展模式聚合起來，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政府除了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之外，還要重視對金融行業發展方向的指引。
香港金融業迎來“一帶一路”重大機遇
一直以來，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每一步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國”的烙印，沒有內地作為依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只能是紙上談兵。為以中國內地為中心的整個亞太區提供金融服務，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最大的優勢和獨有的特點。正是由於內地龐大的經濟體量及對世界影響力的不斷擴大，才吸引越來越多以中資為背景的企業來到香港上市集資，才促使全球幾乎所有的跨國銀行紛紛入駐香港，建立亞太銀行總部或分行，從而使香港的債券市場、保險行業、基金管理等有越來越廣闊的生存空間，繼而成為全球著名的股票中心、銀行中心以及保險業、基金管理的重要樞紐。近十年來，香港股票市場的集資額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甚至常居全球“集資王”之位；與此同時，全球多達1500家跨國銀行雲集香港。可以說，香港金融業這些成就的取得，中國因素功不可沒。
如今，香港金融業又迎來“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與落實所帶來的新的重大發展機遇。
首先，人民幣國際化機遇。眾所周知，從2004年起，香港金融管理局就開始致力推動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設，並且取得明顯成效，令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最高峰時香港的人民幣資金池擁有約1.5萬億元。但是，近幾年來，香港的人民幣資金池呈現萎縮趨勢，目前，只有不到一萬億元規模。如今“一帶一路”為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帶來了重大機遇。“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推進五年，並且在沿線國家和地區不斷開花結果，其中一個最顯著的標誌就是人民幣國際化不斷邁出新步伐，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滲透率越來越高，流通量越來越大，需求越來越旺盛。香港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作為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優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人民幣金融服務，從而爭取到新的市場空間。
其次，前海合作機遇。正在如火如荼建設中的深圳前海不僅是深圳未來改革開放的引領者，而且已經成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政府對前海與香港的深度融合以及對香港金融業發展的助推作用十分重視。按照深圳市的規劃，前海有望成為與香港中環等量齊觀的重要國際金融重鎮，而且，前海主打的是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金融創新，顯然，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設需要得到前海的支持。此外，香港通過與前海加強金融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可以有效彌補自己的許多不足和短板，實現金融多元化發展。毫無疑問，前海可以成為香港金融業的延伸基地，香港金融業目前面臨的種種問題，都可以設法在前海找到出路。前海由於定位為現代高端金融服務區，也可以與香港一道攜手共同開拓“一帶一路”金融市場。總之，如果香港能夠很好地利用前海合作機遇，那麼，不僅會創造港深兩地共贏的局面，同時對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極大裨益。
第三，開拓新興市場的機遇。“一帶一路”不僅讓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讓中國企業大踏步邁向全球，而且也正在重塑世界經濟版圖。中國內地企業尤其新型科技企業發展一日千里，企業制度變化多樣；特別是越來越多的內地企業和產品正在走出國門，朝著國際化方向發展，國際合作遍地開花……這種日新月異的趨勢衍生出巨大的資金服務需求，尤其對以內地為依託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來說，由於和中國經濟、中國企業、中國市場、中國產品、中國資源等生產與市場要素存在著天然的聯繫，因而，在獲得“一帶一路”沿線資金服務市場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
■ 香港金融業又迎來“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與落實所帶來的新的重大發展機遇。
香港金融業創新空間十分廣闊
香港應該如何把握和抓住“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所帶來的各種機遇？首先，最根本的當然是香港社會要在思想上充分認識到“一帶一路”機遇對香港金融業發展的重大意義。可以斷言，“一帶一路”對香港的巨大意義並不亞於1978年內地開始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香港藉助內地的發展動力也獲得長足發展。如今，“一帶一路”帶給香港的新機遇期也將有三十到四十年時間，其產生的巨大經濟能量和動力足以讓香港金融業再躍升幾個臺階。因此，充分認識到“一帶一路”機遇對香港社會來說十分重要。
其次，香港金融業發展必須徹底改變守株待兔、姜太公釣魚的心態，要順應潮流，主動作為。以股票市場為例，自1993年內地青島啤酒來港上市之後，越來越多的內地企業排隊到香港上市，港交所根本不用搞市場推廣就可以讓自己的生意紅紅火火。然而，為了爭奪企業IPO資源，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都在進行各種變革和創新。譬如美國的納斯達克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創新市場，其IPO制度也完全順應科技企業發展的潮流，設計出了一系列符合新型科技公司管治結構的市場制度，吸引了許多創新科技企業在納斯達克上市，從而為增強華爾街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霸主地位立下了汗馬功勞。香港雖然於2017年底對IPO規則作出了調整，但毋庸諱言，這一改革是被動的，是因為失去阿里巴巴四年之後遭到越來越多市場人士指責而不得不作出的被動舉措。香港金融業的變革如果總是慢別人一步甚至幾步，或者被市場推著走，那麼，前途勢將堪憂。因此在“一帶一路”大勢之下，香港的金融業變革再也不能消極作為，被動跟隨。
第三，香港必須高瞻遠矚，圍繞“一帶一路”機遇和人民幣國際化目標，加大金融創新力度，把香港建設成為新型國際金融創新中心。應該指出，雖然以前香港的金融創新廣受詬病，但也並非一無是處。事實上，無論港府還是港交所過去在金融創新方面也作出過一些成績，譬如，港股市場上的ETF、牛熊證、窩輪等等，債券市場上的iBond等，但相對於香港可供進行金融創新的巨大空間比較，香港的金融創新的確十分滯後。也因此，香港金融發展局自2013年成立以來，出臺了幾十份專業性強、水凖很高的研究報告，其中有很多都擊中香港金融業發展的要害，在不少方面為香港金融業創新指明瞭方向。
根據“一帶一路”所衍生出來的各種金融需求，香港必須在以下三方面加大變革與創新力度：一是加強金融制度創新。譬如，港交所上市規則的完善與調整，聯繫匯率的檢討，互聯網金融制度的設計，金融科技平臺的創立，區塊鏈的安全應用，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的進一步開放，等等。二是要加強金融產品創新。過去，香港金融發展的眼光只盯住美元，但時過境遷，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高，應用越來越廣，特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區域，人民幣甚至與美元地位已經不相上下，譬如，伊朗、委內瑞拉、俄羅斯的石油出口都已經開始用人民幣進行結算。有鑑於此，香港應該加大人民幣金融產品的創新力度，譬如，發行人民幣股票，擴大點心債、熊貓債等人民幣債市規模，建立人民幣銀行貸款資金池，等等。三是加強金融市場創新。過去，香港為開拓伊斯蘭金融市場作出過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一定成效。在“一帶一路”大發展的背景下，香港面對的新興市場越來越寬廣，香港金融服務的觸角有無限延伸的空間。可以預期，只要香港能夠主動作為，香港的金融服務還可以形成東南亞市場、俄羅斯市場、東歐市場乃至非洲市場，等等。總之，無論在金融制度、金融產品抑或金融市場等諸多方面，香港的金融創新空間令人遐想，香港完全有條件和能力成為國際金融創新樞紐。
（作者顏安生系香港《經濟導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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