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F. Diane Barth L.C.S.W.是一名在紐約私人執業的心理治療師、心理分析師、教師以及作家。
翻譯 | 一杯咖啡英語心理編譯小組 陳瑤瑤
校對 | 一杯咖啡英語心理編譯小組 校隊團隊
編輯 | 一杯咖啡全媒體編輯部編輯 Young River
聯繫 | 一杯咖啡全媒體編輯部郵箱 [email protected]
2018年的很多社會新聞，離不開一些勇敢的“告密者”。
比如，那個拍攝多家五星級酒店“一塊抹布擦所有”的花總。
視頻曝光後，大多數酒店僅被罰款2000元，而視頻曝光者花總的生活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個人信息曝光，而且還受到“死亡威脅”。
事實上，2008年，花總就因在公司“搞反腐”，揭露行業秘密，遭遇行業封殺，被迫離職創業。
他的父母耳提面命讓他不要闖禍。
花總說自己是“沒辦法，忍無可忍”。
父母反問：“你哪來那麼多忍無可忍的事情？”
（圖為王華禮早年參加電視求職節目《非你莫屬》的截圖）
再比如，那個曝光了深圳虐童案的王華禮。
2018年12月22日，深圳市寶安區一名8歲女童被父母毆打的視頻在網絡上曝光，引發廣泛關注。
視頻曝光後，作為曝光者的王華禮不僅受到了警方的行政處罰，而且就在前不久他接到從職家政服務公司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以違反公司制度為由解除勞動合同，並且不支付任何賠償。
王華禮表示，該“行為”是指自己收到警方的行政處罰，但合同並未對“受到行政處罰”作出具體規定。
為什麼這些做了好事的“告密者”，往往沒有什麼好結果？
很多看起來跟事件本身沒有利害關係的人，也對他們非常不待見？
像許多揭發惡行的男男女女一樣，不管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其他人，他們並沒有因為將問題曝光在公眾面前而受到讚揚。
相反，他們受到了攻擊和誹謗。他們的個性和個人經歷都成眾矢之的。
當有人檢舉惡行時，為何會尋找他們的汙點或他們敘述中的虛假成份？為什麼會批評那些揭發正在發生著壞事的人呢？
這裡有幾個心理上的原因。
一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們一直被教育不要告密，而且我們幾乎總是憎恨那些告密者。有一種感覺，他們試圖以犧牲同伴的利益來討好權威。這可以追溯到我們的童年經歷：一個小孩為了和成年人相處融洽，去告發其他小孩，不管這些成年人是家長、老師或者是童子軍領袖。
David Morgan博士是為英國告密者提供服務的精神分析師，他曾與來自不同行業的200多名告密者（即公開披露腐敗或違法行為的人）工作過。
在一個關於“大膽說出來”的會議上，他說告密者讓我們意識到一個我們不想知道的社會現實。
他說到：“我們大多數人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是一種很好的生存方式，你可以保住你的工作，你可能會感到內疚，但你可以忘記它。”
長期以來，心理治療師一直意識到這樣一種群體心態，即“互相保護”，這種心態通常從同胞開始，但會延續到各類群體——舉幾個例子，比如大學裡的兄弟會和姐妹會、宗教團體、工會和專業組織。我們重視這種通過團結一起來保護自己的理念。
二
投射性認同：
對代表良心的人生氣
當有人告發別人時，但這裡也有其它複雜的心理動力。一個因素是，除了被迫看到我們不想看到的東西外，一個告密者還會激起我們自己對行為不正的內疚。因此，反過來，我們對代表我們良心的人生氣，而不是選擇接受罪行。在心理上，這種反應有時被稱為“投射性認同”——我們在對方身上看到了一些我們不喜歡的東西，並對他們而不是對自己感到憤怒。
還有一種感覺（根據Morgan博士的說法是錯誤的），那就是告密者常常沾沾自喜。他們表現得比我們好，所以我們自然也想讓他們感到難過。 因此，我們攻擊他們的信譽，這感覺就像我們保護我們自己的信譽。
此外，我們都知道一些例子。在這些例子的報道中，一些嚴重並且可怕的行為被證明是不實的。從18世紀的馬薩諸塞州塞勒姆的女巫狩獵至麥卡錫時代，對共產主義帶有種族偏見的犯罪行為控告和虐待父母的指控，這些指控往往在摧毀被告生命幾十年後才被證明是不實的。
所以，這使得懷疑每項所成立的指控變得合理的。
但同時，不認為每一個指控都是錯誤的，同樣有道理。
儘管我們真的不想相信這些指控。
三
組織鍍金：
告密者也“玷汙”了我們
Mary Willingham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閱讀專家，他報道到，許多校運動員在逃課、不寫論文、缺考的情況，甚至在閱讀水平都沒能達到上大學或以下程度的情況之下，他們的學術實踐卻能使他們成功畢業。當然，這是個醜聞。
但在一段時間裡，沒有人願意相信北卡羅來納大學（和其他高校聯盟，組成美國大學體育系統的管理機構——NCAA）會陷入這樣的醜聞。
事實上，最後，《紐約時報》報道說，“N.C.A.A並沒有否認，在製造大學體育史上最糟糕的學術欺詐案這點上，北卡羅來納大學是有罪的。這個罪行包括讓數十名運動員獲得並保持參賽資格的虛假課程。”但他們沒有受到處罰，“因為他們沒有違反規則。”
不管所涉及的組織是一個受人愛戴的大學體育項目，還是一個受人尊敬的政府或宗教團體，我們都不願意相信他們可能做了如此過分的事情。所以，我們要指責指控他們的人。
我們攻擊那個人，不僅尋找他們敘述中的破綻，而且尋找我們不應該相信他們的所有理由。Morgan博士說，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告密者是自戀或自我膨脹的，但告密者中的大多數只是把自己看作是正在做他們應該做的、正確以及合理的事情，對遭受到如此大的敵意感到震驚和深深的痛苦。
我們常常通過與德高望重的組織發生聯繫，來尋找價值。這被心理分析師Frank Lachmann和Robert Stolorow稱之為“通過組織的鍍金”。
告密者改變公眾對我們所屬的重要組織的看法，我們感到告密者也玷汙了我們。這讓我們很生氣。所以，我們攻擊那些盡力去幫助我們看到真相的人，而不是試圖找出真相。
最終，然而，攻擊告密者而不查明其指控的實際真相最終並不能保護任何團體、組織或個人的價值。它只不過讓每個人不受保護。
四
面對告密者鮮有好結果的現實，
我們該如何教育孩子？
一位母親告訴我，她覺得她是在教她的孩子捍衛你的信仰，即使是在公眾輿論風潮對你不利的時候。
“我想我們需要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她說，“如果你的少年沒有做到所有可能性最好的方式，這也沒關係。這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們學習的是跟隨人群，因為他們害怕被批評。那不是我的價值取向。我不希望它是他們的。”
在當今世界，真理和是非觀等價值觀念變得非常迷惑。父母有責任幫助他們的孩子尋找真相，並在他們因做正確的事情而受到攻擊時保護他們。
當然，正確的事情並不總是那麼清晰，所以父母也有重要的責任來幫助他們的孩子認識到，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黑白分明的。不是每件事都像它看起來的那樣。這不是簡單的一課。很多成年人也尚未學到這樣一課。
閱讀更多 一杯咖啡心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