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宋鑫雨 田佳璐 李雲茜
撰稿丨宋鑫雨
排版丨之诚
我又见西绪福斯在那里忍受酷刑，
正用双手推动一块硕大的巨石，
伸开双手双脚一起用力支撑，
把它推向山顶，但当他正要把石块
推过山巅，重量便使石块滚动，
骗人的巨石向回滚落到山下平地。
他只好重新费力地向山上推动石块，
浑身汗水淋淋，头上沾满了尘土。
——《奥德赛》 （王焕生 译）
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西西弗斯一遍遍将巨石推往山巅。每到终点之前，巨石便滚落。他别无选择，只有重新开始。这是诸神施与他的惩罚。
每一次抵达都是下一次痛苦的起点，相同的动作不得不在诅咒中重演万遍。无止尽且非意愿的循环绕成一个逃不出的圈，使生命在一次次无意义的重复中耗尽。西西弗斯将在清醒中目视自己的意志崩溃凋残。
第六十五届威尼斯电影节获奖短片《DIX》中，导演塑造出现实版的西西弗斯。主人公马克被源自幼时的一个怪癖折磨——每次外出，他总是会去数人行道上的地砖，1，2，3……当数字“10”如鸣钟敲响，他的世界瞬间变成一台巨型绞肉机，肉身在臆想中被撕扯粉碎。尔后覆辙重演。
巨石滚落的残忍刹那，从1到10的恐怖循环，西西弗斯的诅咒并不只存在于虚拟世界之中。
荒谬中的溃败
八点三十分，童芜站在考场门口的台阶旁，等待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的进场。
几十个班的学生在教学楼前狭窄的空地上拥挤不堪。说话声、撕纸声、翻书声、拉链划过的尖声以及监考老师的呼喊声混杂发酵，以大于九十分贝的力度在二十五分钟内连续不断地撞击她的耳膜。
她深吸一口气，祈祷考试时声音“不要回响”。
她将右手伸进口袋，抽出一张湿巾，仔细擦拭手上模糊的字迹，黑色走珠笔的墨汁洇过手背三分之一的面积。
她从未跟别人解释过上面的内容。
八点四十分，铃声响起，缓缓蠕动的人群将她推进考场。
开考四十五分钟后，大多数人已经完成十二道并不困难的语文选择题。
她的左手在发颤，布满冷汗。握拳、松开的动作在几分钟内被重复数次，最后定格在握拳。17岁女生略薄的下嘴唇被咬得发白，她抬起左手，用弯曲的食指第二关节连续敲击三次木质桌面，发出规律的脆响，然后是右手。一分钟后，整套动作被重复五次。“仪式”进行之时，她听见后桌写下最后一道选择题答案后换笔涂卡的声音。
她终于在纸上写下了最后一个字母A，目光却仍黏着其上。她将“A”的单音默念数次，以确保不是B或C。她想继续答题，不可名状的烦躁却像枷锁囚禁住她的四肢与大脑。
“会不会有谁想要杀我？”如同《DIX》中的血腥臆想，一个熟悉的想法突然闯入脑海，毫无预兆。一种“严肃的恐惧感”向她袭来。
《DIX》电影镜头
童芜突然战栗。她猛地抓起黑色走珠笔，在自己的左手手背上写下两个字——“小心”。
童芜将自己的高中生活描述为“黑暗的三年”。
高考前一周，她偶然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强迫症”三字。“反复检查、默诵字词、脑中回响声音与频繁出现令人恐惧的场景”，熟悉的描述闪电般击中了她。她感觉好像一瞬间“找到组织了。”
“要是早些发现问题就好了。”她叹了口气。
童芜至今无法忘记那些“荒诞无比”的行为。在时间安排极为紧张的高中时期，她曾连续八次折返检查热水壶是否关好，哪怕已经锁好门走到楼外。“我总是感觉自己在上一次检查的时候把开关打开了”，概率极低的风险在她心中无限膨胀，她一次又一次回返，开门，检查，反复默念“好的，你已经检查过了，你没有碰开关”。她看见不锈钢壶身上倒映着她的脸。人像的线条在八次注视中扭曲变形。
这次检查共用了半个小时。
平均每天，童芜将在这些“无意义行为”上花费多于一个小时。无法控制的“荒谬”如贪婪的恶魔吸干时间与精力的海绵。她感到“又焦躁又崩溃”。自高二开始，这个向来稳定的优等生，成绩一路下滑。
而更令她感到绝望的是，“荒谬”的痛苦无从倾诉。
“这种东西你没法跟别人解释，只能自己觉得……真是特别不公平。”
“这玩意儿就像毒瘾发作一样。”
在离童芜1500多公里的重庆，刘闯搁下酒瓶，回忆起他五年的高中生活。
他将强迫症的感受描述为一种“不安全感”。
“比方说我突然有一个极其荒谬的想法，无论我现在在干啥，要是我不去把它解决掉的话，我感觉这辈子就完了。”在离家最近的影院里，放映着刘闯喜欢的电影《泰囧》，他盯着它，“目光空洞”。“里面王宝强随便说的一句话我都要去反复纠结——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这样说对不对？”不安与恐慌潮水般上涌，将一次期待已久的享受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灾难”。身边的母亲尚未发觉，在路上还兴高采烈的儿子，此时已经变得沉默寡言。
“但是我永远都不可能把这个想法想明白。”得到这个结论，他用了七年的时间。
酒吧里的灯光交织成光怪陆离的幻象，形形色色的声线在狭小的空间里挤成密密匝匝的一团，暧昧的背景乐从缝隙中渗出，如上好的麻醉药伺机给谁一针。
这实在算不上什么令人心安的去处，但刘闯并不在意。他仰头灌下了第二瓶酒。
高中时期，这些异常想法和“不安全感”在16岁的刘闯心中陡然爆发。他“逃”出了家。“去夜场，去酒吧。觉得这些地方还挺好，喝了酒之后也没那么痛苦了。”他停顿一下，垂下头，声音变得低沉，“但那时候我亲戚就觉得，这孩子得废了吧，都混成这样了。”
刘闯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在疾病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他甚至考虑过自杀。然而，无论何时面对心理医生，他始终无法将这种痛苦准确描述。在被问及不同压力下的病情程度时，他思索良久，“感觉不到什么加重或者减轻，每时每刻都是一样难受，”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这种感觉描述不出来，一般人也不会理解。”
休学一年，复读一年。在与强迫症漫长的七年斗争后，今年大二的刘闯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五年的高中生活：“我把大多数的精力和全身的能量都用来和它对抗。但这种不安全感永远也不会消失。”
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徒劳无功地推石上山，马克的恐怖呓语从一到十循环反复。诸神的巨石侵轧着每一个个体，使得“正常”的自由与快乐在没有来由的压力中被碾压、破碎。
刘闯和童芜并非受到诅咒的个案。世界上有超过八万人正经受着同样的痛苦——一些毫无意义、违背个人意愿的想法或冲动反复侵入日常生活，患者即使能察觉其源于自身并极力抵抗，但仍无法控制。
诅咒的名字，叫强迫症（OCD）。
BBC纪录片《强迫症：心魔》描绘了强迫症群体的日常：怀疑自己杀了人的学生不停回头检查身后是否有尸体；无法忍受丝毫不净的男人从凌晨四点到下午两点反复洗澡，父母不得不在家中铺满洁净的床单；怀疑自己怀了寄生生物的孕妇焦虑不安，并在恐怖念头的持续出现中日夜痛苦。
“这就是我的生活，地狱一般的生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能站在这里，因为如果我够坚强，我早该自杀了。”一位患者在纪录片中说道。
在《强迫症：心魔》中，被采访者表达内心的痛苦感受
自心底孕育的恶魔，随时准备着降生，而后指数级分裂。而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恶魔诞生的诱因。
强迫症患者的人格中似乎有两个自我同时存在。一个自我冷静且思维缜密地运转，俯瞰另一个自我在强迫与反强迫的洪水中挣扎。用小白的话来说，“自己无法想象，怎么会有那么丧尽天良、不堪入耳的思维在脑袋里出现”。
童芜在高中的日记中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有的人轻于鸿毛，而自己却连一片鸿毛的重量都承受不来。倘若有一天自己死了，墓碑上会怎样写——这里长眠着一位在荒谬中溃败的人？”
逼死强迫症
在搜索栏中输入“逼死强迫症”，零点几秒后得到约1,470,000个相关结果。前十页中，某些标题反复出现，如“逼死强迫症的图片/视频”、“强迫症者请勿入内”、“如何逼死强迫症”等。
微信头像上99+的小红点、错位的条纹图案、不按大小摆放的软糖……这些图片均被网友们贴上“逼死强迫症”的标签。而“逼死强迫症还不简单”则以4500+的点赞量成为知乎“如何逼死强迫症”这一问题的热门答案。
网上常见的“强迫症福利”图片
在B站等年轻人聚集的视频网站上，“逼死强迫症”与“强迫症福利”各占舞台半边。大一学生小花像往常一样点开微博，下拉刷新，指尖在屏幕上滑动，停在一个名为“强迫症福利”的视频上。视频内容是一系列给人“舒爽感”的镜头集合，如将太空沙用模具塑成完美几何后再用锋利小刀切开、在气球中填充史莱姆后剪破欣赏内容物喷出等。“看完舒服啊。”她举起手机，眯了眯眼睛。
强迫症福利：太空沙
点开一则“逼死强迫症”视频，则能看到与之相反的景象。视频中的人胡乱地切开蛋糕、将纸巾撕成锯齿状、在一排直线中“不慎”画弯一根……
小花并不认为自己有强迫症。在她习惯性地编辑评论“难受”并点击发送后，荧光屏幕上五颜六色的语句密密麻麻满屏飞过，“强迫症已死”“我受不了了我先撤”……其中，“十个强迫症九个装”的句子显得格外瞩目。
在“逼死强迫症吧”中，有着严格的吧规。作为27个与强迫症有关的百度贴吧之一，吧主要求吧友在此发帖必须遵循“[逼死人不偿命°XX]”的主题格式。309个主题帖中，“强迫症受不了的段子”“强迫症最怕的一张图”等热门帖子实时更新。
视频网站、论坛、贴吧，“逼死强迫症”的大军不断壮大。
与泛标签化带来的污名化不同，“强迫症”标签似乎成为更多人乐于接受的自我定位。而无论对于享受“规则破坏快感”的视频发布者还是“有点难受”的“强迫症者”而言，他们无一例外都认为自己所说的是真正的强迫症。
鼎沸的欢腾中，真理陷入迷雾。
“强迫症和强迫型人格是不能混淆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王建平教授强调。她将“完美主义者”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类。前者往往在工作方面认真负责、细心谨慎，工作成就较高；后者则因死板僵化、过分追求细节而导致工作效率甚至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被称为“强迫型人格障碍”。网络所传“完美主义强迫症”的特征，实际上更与“强迫型人格”相符。
“真正的强迫症患者都不会四处宣传自己是强迫症，因为那简直是噩梦。”面对这种现象，童芜感到既好笑又无奈。
而无法忽视的是，偏离正确认知的“强迫症标签”正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爆炸式趋势。纸媒时代被传播形式桎梏的信息共享欲望在这种趋势中迎来了膨胀空间。庞大的网民群体中，发布与接收的低成本使得“标签”得以迅速传播，催生一大批“逼死强迫症”的志同道合者。
事实上，人们看到某一类刺激图片或视频后产生的感受，并不能作为强迫症或强迫型人格障碍的判断依据。“强迫症的亚型非常多，每位患者的强迫表现不尽相同”，病症的诊断还应通过科学、系统的临床标准来确认。
网友“门下苔”在知乎上痛斥以“逼死强迫症”为乐的人。在他看来，比起一味调侃“强迫症者”并建立愉悦于他人痛苦之上更可怕的是，被调侃的“强迫症者”大多并非确诊的“强迫症患者”。
强迫症玩笑 @爱发糖的大叔
病症被视作合理常见的存在，真正受其折磨的却得不到理解——
从该角度上来说，的确足以“逼死强迫症”。
病与家的距离
小白和父母的矛盾在九月中彻底爆发。数日的激烈争吵后，他独身一人从老家湖北来到山东。至今，他仍不清楚当时离家出走是出于何种考虑，只记得 “心里非常不好受”。
“我一开始跟他们说我可能是强迫症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是我自己乱想出来的。他们好像根本不在意你的感受。”小白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刘闯说起他的父母。当自己由一个“成绩还蛮好”的学生变成“逃课去网吧、彻夜不归”的“社会青年”，每月生活费因玩乐翻了一倍时，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数据显示，国内强迫症起病年龄平均为22.9岁，25岁前患病人数占总人数的69%。学生是强迫症的高发人群。对于这些未成年或刚成年不久的患者来说，亲情本应成为黑暗岁月中赖以寄托的光亮，“别人不理解没关系，回家爸妈肯定能安慰我”。责怪、漠视后归于黑暗的孤寂，对患者而言不啻雪上加霜。
矛盾开始发酵，最亲密的双方站在强迫症鸿沟的两岸遥遥相望，却渐行渐远。
病与家的距离，远而亦近。
强迫症吧的发帖量截至目前已超过150万。73145个深陷其泥沼的人在这里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在一篇又一篇的记录帖中，家庭总是绕不开的情绪转折点。
“如果这就是爱的方式，我宁愿没有。”2017年11月4日21点06分，网友神经嘎嘎在强迫症吧发帖。“他们自顾不暇，整天处于打架吵闹状态，然后把我们当做出气筒，忍受辱骂暴力。”她很少在现实中明确表示对父母的不满，曾经尝试过一次，“打的很惨，从此再不敢讲”。
与其类似，吧友可爱的强迫以几近偏激的态度，将自己的患病归因于父母的教育方式。在童年记忆中，她的父亲常在饭桌上“发狠教训”三个孩子，咒骂“欺负他们家”的人。“这样的仇恨教育渐渐把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与外界割裂开来。”
她用六个四字词语描述了这种教育方式所造成的恶果：“胆小怕事、敏感易怒、仇视别人、恐惧怀疑、患得患失、不会分享”。她坚信，家庭正是自己“心理畸形”的罪魁祸首。
在诅咒降临之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如何面对。宣泄、隐瞒、崩溃，在“家”的脚步所未抵达的角落，疾病的触角将个体紧紧缠绕。
南京一中的老师黄侃接到那个电话时，是正月十四。远在荷兰留学的女儿的死讯和遗书一起刺激着她的泪腺。黄侃难以相信，在自己管教下成绩优异、独立开朗的女儿已经被强迫症折磨八年之久。“我对她的精神世界，了解的太少了。”
病与家的距离间，沟壑纵横，迷雾环绕。
“关怀一个人，必须能够了解他及他的世界，就好像我就是他。必须能够好像用他的眼看他的世界及他自己一样。”心理学家Mayeroff将这种“关怀”定义为共情。深入孩子的精神境界，倾听他们的内心感受，“建立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这是否能成为那座穿过迷雾、越过距离的桥？
真相尚朦胧
江苏大学大三学生猫抖水刚刚解锁了他的空间日志，上面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6月19日。
在日志中他写道：“坐在椅子上迷茫思考人生上百次的痛苦真是令人怀念，也不知这一切的源头是什么，我问了自己许多次：你尽力了吗？答案都是肯定的，尽管伴随着莫名的恐惧。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原理？”
2015年，BBC纪录片《强迫症：心魔》展示了当下强迫症的部分研究成果。强迫性神经症与大脑中的基底神经节密切相关，该部位的功能类似于计算机服务器和滤网——它负责接收不同脑区的信息并作出反馈，以协助筛选人们矛盾的想法和行为。
BBC纪录片《强迫症：心魔》
而强迫症患者大脑中，其某些部分异常活跃。例如，当正常人感到手上有污染物时，选择洗手，这个想法随即停止。而对强迫症患者来说，这个念头会反复出现，远远没有结束。
此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也为恶魔的降临提供适宜的巢穴。
王建平教授欣赏“压力—素质”模型——天生“易感的素质”被某些压力情景下的诱因激发而导致个体患病。
国内研究成果显示，家庭或是“某些诱因”中的重要一环。大多数的患者父母往往存在某些共性，如严厉有余而温暖不足、对孩子存在过度保护、过高期望等。这些特点不利于孩子树立自信， 反易形成拘谨小心的个性，阻碍其社交能力的发展。这被认为是强迫症的心理基础。
恶魔就这样潜伏在“病与家”的道路两旁，在芸芸众生中寻觅着“可口”的猎物。
除此之外，个体文化程度和后天环境刺激等诸多因素均在可能的诱因集合之内。研究者们仍在进一步探索，以将恶魔的真面目更加精确地描摹。
基于已有知识，人们试图将带来诅咒的它打入囚笼。
钟式认知领悟—催眠疗法、行为疗法以及支持“顺其自然，为所欲为”的森田疗法等是现在常见的“作战”武器。
但是理论与实践的对接似乎是一个普遍化的难题。
对于许多亟待拯救的强迫症患者来说，这些武器距离自己遥不可及，或仅仅只是书本上几句晦涩难懂的术语。他们更多接触的，是网上一些自我治愈的通俗读物，还有心理治疗师开的大量昂贵药品。
征途漫漫
“你随便说一种国内治强迫的药，我肯定都吃过。”
刘闯从高中开始踏上治疗的漫长征程，七年来，他“看过的医院自己都数不过来”。
强迫症吧中，一位患者展示自己正在服用的药物
2014年10月11日清晨，刘闯赶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门诊四层挂号室。他挂的是特诊。这是他第一次来北医六院，却轻车熟路地完成了全程。取号成功，他从衣兜里拿出老式摩托罗拉手机瞥了一眼时间，6时不到。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独身一人，揣着借来的2500块钱。他有着精明的省钱策略。晚上，在网吧过夜，一晚“住宿费”只用15块。白天，他用网吧的电脑查明路线，记在纸上，以节省路途中的打车费用。
这是刘闯惯常的体验。六年来，他基本走遍了东北三省和北京所有较为知名的医院。
“最兴奋的事情就是去医院了。每到一个大城市，第一件事不是去逛旅游景点，而是找当地的精神病医院。”他的语气颇有些黑色幽默。
一大早赶来挂号的不止刘闯一个人。在他前面的队伍里，有身患抑郁症十年的天津女孩，“目光呆滞”。他的父亲和刘闯聊天以打发时间。不远处的胖男童被白色绳子绑缚住手脚，不安地扭动，抗拒着正试图把一根香肠喂到他嘴里的母亲。在刘闯身边，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孩蜷缩在长椅上，低声啜泣。
他看着他们，沉默不语。
下午四时许，他走进就诊室。坐诊的女大夫揉了揉太阳穴，跟身边的护士抱怨，“今天又要到这么晚”。刘闯被安排做了一个脑部检查，五分钟的简单沟通后，大夫说：“我觉得你像是强迫症。”
这是他自16岁起四处求医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强迫症”的诊断结果。
在此之前，他先后被诊断为脑供血不足、脑功能问题、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刘闯在各地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了大量药物。呕吐、焦虑、失眠，难以计数的副作用侵蚀着他的身心。在服用抗精神分裂的药物时，他曾一度出现幻觉。
之后的治疗进程却并不比确诊来得容易。“有一种叫百优解的药，一盒三百多块钱，每盒只够吃四五天”。他计算了一下几年来在强迫症治疗上的花费，“十几二十几万吧，够买一辆小轿车了。”尽管刘闯对治愈抱有极大希望，“不吃饭也要借钱买药，每天喝药的时间（间隔）前后不超过五分钟”，但是期待的治愈结果却迟迟没有到来。
第一次来到北京时，刘闯满怀希望，“感觉我终于可以好了。”
第三次离开北京时，他绝望地认识到，“你无论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
两年煎熬之后，完全丧失信心的他得出结论：“现在的医院是不可能把这个病治好的”。
走投无路的刘闯开始转向各种“强迫症治疗网站”中的“科学治疗中心”，包括一家声称能“调测神经递质”而费用不菲的机构。结果却是一场骗局。“现在哪能有这么先进。”
而对于心理咨询，刘闯一言以蔽之——“没用”。
“我在七八年的治疗经历中见过很多得强迫症的人，基本没有人是通过心理咨询彻底治好的。”尽管已经接受过不下六十次的心理咨询，但在他心中，“求助心理咨询师”仍然等于“在一间屋子里聊上那么几个小时”。“看心理医生”仍然等于“你这边什么都没说，他已经把药开完了——他恨不得你少说”。
“掌握”病症但不“理解”痛苦，是刘闯接触的心理医生或咨询师的共同点。“很多人不去心理咨询，其实是他们去过一两次之后觉得没有用，就不再去了。”在他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治疗市场化太严重，市面上冒出来的机构不少，但大多只应巨大的市场需求速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
“强迫症属于一种精神‘顽疾’。现在只能控制症状，但控制症状又不等于提高患者的社交功能和学习功能。功能的提高需要很好的心理研究成果。”对于强迫症的心理治疗现状，王教授如此解释。“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心理治疗水平的限制，整体来讲，在提供心理治疗的人中，有几个是真正心理咨询专业和临床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呢？”
DSM-5数据显示，强迫症国际患病率为1.1%-1.8%，乘以中国近十四亿的庞大人口基数，将得到一个大于一千五百万的无法忽视的数字。目前国内持证心理咨询师约有60万，而在这60万中，真正从事咨询行业的人数不足5%，并伴之以“考证容易，道德教育与专业水准差”的行业诟病。按照美国每100万人有1000人（1000：1）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比例计算，中国的心理咨询师尚有47.6万的缺口。
当行业矛盾折射到强迫症这一小切面上，患者数量巨大且增加迅速，新入行咨询师生存艰难，加之中国人特有的“耻文化”、隐私戒备心与昂贵的咨询费用，国内心理咨询行业陷入窘境。严重的供不应求催生众多“利益至上”的山寨机构。假“痊愈者”、假“咨询师”们连同强迫症的标签化一起，蛰伏在互联网时代的阴影中，随时准备给真正的病患者以致命一击。
刘闯最终靠“自己的努力”解除了诅咒。而和他一样从强迫症中“自我康复”的，还有江苏大学大三学生猫抖水。与刘闯不同的是，猫抖水自称是用“佛学的方式”在正确的指导下进行正确的“修行”——比如打坐和冥想——来实现自我痊愈。
猫抖水坚信，那些认为“强迫症只有靠吃药才能好”的观点极其荒谬。而在强迫症贴吧和病友群中，抱有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一位吧友发言质疑“吃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人格和价值观认知吗？”
“吃药”与“不吃药”的争论是强迫症患者群体常有的话题，而许多东西，包括基本的治疗原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
按照刘闯略显悲观的预计，在未来十年里，“他们还会继续争吵下去。”
共存与解脱
心理学家乌塔•弗里斯认为，大脑产生我们的所有思想，人们可以轻易甩掉令人困扰的念头，强迫症却夺走了这种能力。西西弗斯诅咒的严酷性正在于“主人公有意识”。在一遍又一遍无意义的挣扎中，慢慢体味生命的萎谢，是为悲剧所在。
然而，阿尔贝•加缪却坚信，“造成西西弗斯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与清醒的西西弗斯相比，那些生活于荒诞却不觉荒诞的人才是更大的悲剧。“西西弗斯的命运是属于他的”，那最终寻觅的真正解脱正与巨石共存，是在苦难中觅得的“生的力量与心的安宁”。
刘闯时常庆幸，自己虽痛苦，但仍清醒，因此可以感受“正常”的幸福，来努力地追求自我痊愈的可能。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他终于从深渊中抽身，过上了向往已久的“正常生活”：正常地和父母交谈，正常地恋爱，正常地学习，正常地工作。
他这样定义“正常”：“这种不安全感还会来的，但你不再像之前那么敏感偏执，不再害怕得瑟瑟发抖。现在你可以接受它了。”正如加缪所言，当巨石不再成为西西弗斯心中苦难之时，诸神便不再让它从山顶滚落下来。
“回头看看，就像是一件很自然平淡的事情过去了。”他微笑，“有时候还蛮感谢这个强迫症的。毕竟我现在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
当刘闯从容晾晒记忆中尘封已久的痛苦时，已经成为幼教的小白正和十几个孩子称兄道弟玩得不亦乐乎，他喜欢并向往小孩天真无邪的本性；猫抖水独自一人走在寂静的操场上，缓缓呼吸，平心静气，通过 “修行”来摆脱焦躁。他将感悟记录并分享，以帮助更多人；而童芜打开笔记本，抄下了自己很喜欢的一段名言：
“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地迎向幸福。因为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而只要竭尽全力就应该是幸福的，拥抱当下的光明，不寄希望于空渺的乌托邦，振奋昂扬。
“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閱讀更多 京師學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