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冬天，树都秃了，董秀玉两手揣兜大步快走，银白短发被寒风掀开来，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北方人。一开口，吴方言的口音却泄露了来处，“我这个人喜新厌旧，对于好多过去的事情都不爱老讲老讲。”她摆手低头笑起来，害羞得像个小孩儿。
63年前，16岁的上海小姑娘董秀玉独自来到北京，此后一待几乎就是63年，且在63年中只从事了一样工作——编辑。杨绛、黄永玉、戴锦华、钱穆、北岛、金庸、叶嘉莹……都是她的作者。
你可能在报刊亭翻阅过《三联生活周刊》或《读书》，在当当下单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书，那间位于北京美术馆东街24小时营业的三联韬奋书店，你或许有所耳闻。这些都是董秀玉摆摆手不爱讲的过去，虽然如戴锦华这样的后来者，总是一遍遍提起。
人称“戴爷”的戴锦华，在她面前像个惭愧的后辈，“我今天站在这儿作为董秀玉老师的颁奖人，大概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这是前些天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年度致敬人物颁奖，戴锦华承认董秀玉拥有自己想要追逐却不能到达的胸襟、力度、能力和境界，而听过董秀玉故事的人，大概也不会以为戴爷自谦。
二
14年，董秀玉已经退休，创办了一家叫“活字文化”的公司，公司依旧做的是她的老本行，出版，那些久久不愿出书的作者，听闻董秀玉重回出版江湖，放心地把厚厚的书稿交到她手上。“交给她妥妥的。”
活字文化第一道破开坚冰的利斧——就是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系列”，第一本是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第二本是李陀选编的《给孩子的散文》，第三本《给孩子的古诗词》来自叶嘉莹，第四本《给孩子的动物寓言》编于黄永玉之手。
能说动以上这些人的齐齐出山，中国出版业里，可能也只有董秀玉一人能做到。这份信任的积累，大概要从79年一篇“平凡无奇”的文章开始。
董秀玉和沈从文夫妇 图片来源：人文与社会
1979，董秀玉跟着曾经“清华大学扛大旗的陈翰伯、《傅雷家书》《随想录》的出版人范用几位先生打算创办一本杂志。当时已经工作20几年、起初从一名校对做起的董秀玉，
能和这些一辈子甘冒风险就为了让人读些好书的人并肩，她用了两个字形容“兴奋”。
范用
她和范用一起向李洪林约了一篇号召阅读自由的文章，起初名叫《打破读书的禁区》，范用看了，给改成了更为简洁有力的
《读书无禁区》五个字——“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这样的反叛声音刊载在4月份的《读书》创刊号上，随着首印5万册到了读者手里，引起了编辑没有想到的轩然大波。
图源：单读
无数信件由全国各地投递到《读书》编辑部，董秀玉拆开一封又一封，却被反对理由搞得哑然失笑。有同事跑到作者李洪林面前大声质问，你说读书无禁区，小学生能看《金 瓶 梅》吗？
几十年后董秀玉回忆起那些争端，不禁好笑，“读书无禁区这么浅显的道理还要惊天动地。”没有人能预料到，一个读书不仅无禁区，甚至读书至高无上的神奇时代就要到来。
在一次书展上，董秀玉和同事们守着偏僻的三联摊位。临到要吃中饭的时候，有两个背着柳条担子的女生走过来，大吃一惊这么多好书怎么没看见? 绕着摊位走了几圈她们又拿了不少书，掏光了身上的钱，装满本已经很重的担子，说这个月剩下的16天两个人只吃一份饭。
八十年代图书抢购场景 图源：网络
神奇的八十年代，瓦西列夫《情爱论》狂销100万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卖了10万本，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发行7万本，董秀玉做梦也想不到有7万人能读懂《存在与时间》，但是在那个买书如春运排长龙的八十年代，就这么发生了。
每一本书出来都有许多读者来买的幸福里，董秀玉听到了香港三联书店请她过去任职的消息，立马摇头不去。
左二董秀玉 图源：单读
香港三联请了三遍，董秀玉都拒绝了，直到听到要被调去做别的，她一想，还不如做出版呢，收拾行囊，来到香港。
当时的香港三联体量远远大于北京三联，在中环开店，做中文书海外总发行……这些名头在外，远在北京的董秀玉，根本预料不到她要在香港结结实实，上一课。
三
刚到香港，举目无亲的董秀玉，被人戏谑叫做“表婶”。88年1月，表婶做了香港三联的总经理，任职时董秀玉“被宣布”要自负盈亏，还没回过味来。等翻了香港三联的账本，发现连续十年亏损，实在是一笔烂账时，董秀玉已经骑马难下。
让董秀玉吃惊的是香港和北京的差异。北京三联刚从人民出版社出来独立建制时，只有30万资金，同事们都对未来忧心忡忡，《读书》主编沈昌文毫不忧虑，国家的机构，真掉河里，还能不救？
有些东西是铁打的——在一代代中国人那儿，丝毫没有怀疑过这点。但是这种信念在刚走马上任的董秀玉心里，整个粉碎颠覆。北京的幸福突然被抽空，董秀玉跌入巨大的压力中。
董秀玉在香港 图源：单读
她摸到香港三联的命门，是架构和用人。不带喘气的，董秀玉换下来原来的8个经理，一时间上下议论纷纷。董秀玉开始失眠，此后五年，她几乎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据说刚开始即便是总经理职位，她的工资仍然不如香港的清洁工。
她发现在香港这样的大都会，书店里却少有自己中学时读过的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整个香港三联，和学术界之间都好像有层纱隔着。
她趁着88年的四十年店庆，邀来余英时、李泽厚、杜维明一众学者，做了一次两岸三地学术讲座，长期处于边缘的香港三联，突然被推到舞台中央，之后第二年开始转亏损为盈利，也就水到渠成了。
朱维铮、余英时, 金耀基先生, 董秀玉、杜渐和董秀玉 图片来源：林道群
连年利润增长，香港三联终于走上正轨，期间还做过一次乳腺癌手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董秀玉，也算是功成身退，她拒绝了各处抛来的“橄榄枝”，又回到北京三联，和她离开时候比，这里也大大变样了。
四
后来有人形容董秀玉刚回北京那时候，是“卖菜卖金”救了三联，菜是蔡志忠，金是金庸。
93年，市场经济降临了北京三联，那个“真掉河里还能不救”的时候一去不返，出本晦涩难懂的哲学书也能被一抢而空的文化热潮，也静静退去。三联的办公室是在一个地下室，92年整年的销售码洋只有711万。
董秀玉借灯泡的光看征订单，一本本学术著作后面跟着的都是“0”，实在是发愁。每年东借一点，西借一点，这个地下室里的编辑部，才得以维持。
当时什么书最能卖？金庸。盗版书摊上无论是金庸写的，还是“全庸”写的，都是抢手货。虽然那时候有人把金庸和邓丽君并列为两大精神污染，但是抵不住读者要在刀光剑影里做侠客梦。
早在香港的时候，董秀玉就和金庸聊了很多次。凭借在香港三联拼杀下来的实绩，金庸当然信任她，也实在是觉得该出一套体面的正版了，金庸小时候，正是读着三联创始人邹韬奋的书和他主编的《生活周报》长大，交给三联，更是妥帖放心。
问题被转移到了三联这边，金庸能带来的现金流不用多说，在香港的经历让董秀玉知道，现金流对一家公司有多重要。但是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名声实在不好听。一个学术出版机构出武侠小说，这合适吗？
董秀玉后来提了个“分层一流”的说法，三联出版的书要有层次，既有学术著作，也有“新知文库”这样的中层知识读物和大众作品。但是不管哪一层，都要做最一流的。后来要做一本《徽州》时，三联已经和一名教授谈妥，但是他正好要去日本访学。教授在这个领域是最顶尖的，编辑跑来问董秀玉，要不要换成研究水准第二的人来写？董秀玉说，我们我们等，等他回来。
金庸自然是武侠小说和大众文学中最一流的作者，想通了这一层，爽利的董秀玉不再纠结，和金庸的代理方于品海签下协议。后来于品海形容这次合作，
金庸+明报+三联+董秀玉——强强联手，最优组合。
这套36本的金庸作品集，作为内地第一套正版金庸作品集，品相又好，读者举手欢迎。如今这套书已经是奇货可居，在二手交易市场上，甚至能卖到数万。但在当时董秀玉却还藏着掖着，不让这套书在订货会上出现。
作为出版机构和书店间的平台，订货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董秀玉担心的是，新华书店在订货会上份额是一定的，金庸这套作品集为了冲击盗版又是成套出售，如果摆上了三联的摊位，那本就冷清的学术书，更是没人过问了。
同行们看不懂这个“略显吃力”的选择，事实证明董秀玉是对的，即便有了金庸在前，学术书的码洋仍能连年增长。和金庸版权期结束后，三联业务也未受太大影响。
靠着“卖菜卖金”，风雨飘摇里的三联活了下来，还活得不错。董秀玉又在94年推出了《三联生活周刊》，96年创办美术馆东街的三联韬奋书店，书店里撤掉电梯，只留长长的阶梯，读者正好可以坐在上面看书。
三联韬奋书店 图片来源：三联韬奋书店官网
五
董秀玉实在是一个好脾气的人，有一位朋友，在她生日时借口忙不去，后来被人发现其实是去游山玩水。朋友替她抱不平，她摇摇头，他就是那样的性格。
有回收到艾青的书稿时，董秀玉犯了愁，以一本好书的标准这书肯定不能出，一般人看着都糊里糊涂，一定是要整理的。旁人劝她，“艾青那么大作者，你退他稿子，他会理你？”
思来想去，董秀玉还是约了艾青见面，她开门见山，说明这份稿子不妥之处。那是艾青风头最劲的时候，他也气度好，同意董秀玉说得有道理。
16年杨绛离世，《我们仨》这本书再次被人提起、阅读。但少有人知道，90年代董秀玉向杨绛约稿时，这本书应真正是“我们仨”写的，杨绛写上一些，钱钟书写上一些，钱媛再写上一些。但写着写着，钱媛和钱钟书离开了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在杨绛家取稿子那天，董秀玉读到眼泪落了下来。“我读都这么难过，您写该有多痛啊。”杨绛回，“所以，我现在才写它。”
杨绛、钱钟书和董秀玉
董秀玉决意要让《我们仨》以最体面的样子面世。一开始，她想做成一本图文书，读者翻上两页文字，就会看到一张“我们仨”的照片，杨绛先生也乐意，厚厚的旧影集任董秀玉挑选，可把她激动坏了。
但是真正开始执行时，董秀玉又自己叫停了，文字一气呵成，不该让照片把情绪打断。于是所有照片都被集中放在开头末尾，彩色照片调整为温暖的棕白两色，像是罩上一层回忆的滤镜。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本来是打印的铅字，看到原件里杨绛手书的文字更有感情，便改为了手写。
折腾了三四遍，董秀玉才心头稍安稳，“稍稍对得起杨先生的文字了。”03年，《我们仨》出版，也是董秀玉退休后编辑的第一本书。
11年，董秀玉接到一个电话，让她保重身体乖一点，70岁的董秀玉一连说，“乖，乖，我乖……”电话那头，正是百岁的杨绛。
六
不少年轻人见到董秀玉，会有点小小的委屈。您那个时代多好啊，和大师同行，到处都是可以开疆辟土的空间。哪像我们现在。
唱衰是最容易的，有人给图书市场唱衰，譬如那些新出来的电子书，会不会削减纸质书啊？当当这样的电商，会不会冲击实体书店？大家习惯了碎片阅读，还有人读书吗？
董秀玉摇头，图书市场的好坏，只能怪读者，怪外力吗，出版人自己，也是有责任的。编辑做不好书，读者才读不好书。作为经历了太多所谓“辉煌”的人，董秀玉自己却从来不回头看。她自己尝试了电子书，觉得很有趣，以往看一本书要查字典做笔记费上许多功夫，现在在一本电子书本身就能查字典划线标记重点。
董秀玉和读者们 左上柴静 图片来源：读库
做本畅销书，不稀奇，把真正好的书和内容做到畅销，才值得佩服。在三联时期，董秀玉反复琢磨这个事，那时候有一个选题很艰涩难懂，董秀玉提议作者，本来就是在大学教书的，不如做成讲义的形式，读者便好接收了。
时代变了，载体变了，这件事倒没有变。“科技发展太快了，但是我很兴奋。”创办活字文化后，除了书籍，董秀玉还将触角伸到“知识付费”领域，从编辑的角度看，编一本书和策划一系列知识付费课程，需要的东西是一样的，“一个内容多个出口”，所以才有了“北岛的诗歌课”“戴锦华的电影课”……
每个时代，每个普通人都能找到位置，去做一些不那么坏的事。79岁的董秀玉，“年轻”得让人羞愧。有人问她，为什么退休了还要工作？她回答——
有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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