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近代以來，河南人天生思想落後，未必盡然。
民初前後，同盟會、國民黨已經在省城開封之外，開展基層的革命宣傳工作。即便是淮陽周口鎮（今周口市），這樣因為京漢鐵路全線通車而凋敝的河運商埠，革命黨的宣傳也波及進來。辛亥革命前二年，街頭每晚都有小孩頂個圓瓦片，大家唱歌謠：“頭頂小饃盤（新軍的軍帽），身穿一裹圓（新軍的軍大衣），宣統坐天下，不過二三年。”
武昌起義的湖北新軍，清末這一群體已經被視為革命的淵藪
1911年7月，穿洋裝的學生甚至到私塾裡跟小孩們公開宣講：“現在要革命了，天上要掛五色旗，不信你們端盆水到外面看。”然後就拿把照臉的小鏡子，用水玩七色光的遊戲，忽悠大家。這位後來還犧牲在二次革命，也是個有理想有行動的硬角色。
其實國共都有過幼年，我黨在大革命失敗後向農民宣傳革命，也有富家出身的同志直接拿現大洋說話，你拿我一塊錢，聽我講一段革命。但蛻變為土豪劣紳同路人的國民黨，很快就教會了我黨如何搞有療效的宣傳。所以某種程度上說，宣傳工作也是黨的生命線，宣傳工作做得如何？體現了這個黨的生機活力，還有水平格局。
1927年前後，革命的大潮席捲全國。一時間革命成為時髦，誰不言“革命”就如同不看《時間簡史》，你便不能裝作有腔調的文青。同時革命也讓那一代中國青年看到了古老民族涅槃重生的曙光，選擇革命道路，既是一國一民族的出路，也是改變個人命運的需要。
我手頭沒有河南黨組織大革命前後發展人數的記錄，卻有上海、廣東的資料。
全副武裝的上海工人糾察隊，他們中的多數人並沒有看到22年後的解放
大革命鼎沸即“四·一二”前夕的上海黨組織創造過一個“奇蹟”：20天左右的時間裡，黨員數量由四千猛增到八千。但實際效果如何呢？只有60%的支部每週能開會，50%的黨員每週能到會，按規定交黨費的約60%，真正能發揮作用的只有20%，甚至四分之一的黨員，分不清黨和工會的區別在哪兒？
作為大革命根據地的廣東，1927年4月有黨員9027人，經過“七·一五”的摧殘和廣州起義的失敗，不減反增，到1928年8月飆升到6.4萬人，遙居全國之最，甚至超過了一年前即大革命鼎盛時期全國黨員人數的總和。但是好景不長，革命的高潮退卻，勝利遙不可及，於是1929年底就跌到了1萬人，到1933年尚不足2000人了。
河南人民是慢捻兒，這在很大程度跟馮玉祥和武漢國民政府有關。作為吳佩孚集團長期控制的地區，北伐軍進入河南相對較晚，這倆家又跟蔣介石集團有矛盾，所以河南的革命形勢也便有了自己的特色。
河南黨組織中，最富傳奇色彩的當屬張之樸。他的一生，可謂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向無產階級革命者轉變的絕佳樣板。
鞏義市夾津口鎮之樸中學內的張之樸烈士紀念館，張家一門忠烈
南陽漢畫館的創始人、解放後河南省博物館首任館長孫文青先生，在大革命時期是我黨同志，被從開封的省委派到豫西，協助豫西軍委書記張之樸，準備組織各路地方勢力發動起義，迎接馮玉祥入豫。
關於張之樸，孫文青最初聽到的說法相當驚悚。
“張在前幾年曾擄過隴海鐵路比國工程師的肉票，綽號‘擄洋人’，由於豫人方音讀‘擄’為lǎo，人們便訛稱他為‘老洋人’。他曾在豫西綠林中結拜十大弟兄，為盟長，人都稱他為‘之樸哥’。他與河南辛亥革命黨人張伯英（鈁）等有聯繫。他的結盟弟兄，除了張慶仍以‘老洋人’名義在豫西活動外，其他多為鎮嵩軍所收編。他在豫西地方武裝中頗有號召力量。”
實際上，張之樸因為出身靖國軍，跟張鈁、于右任等人的確有聯繫，而且私交深厚，跟陝軍的胡景翼更是好基友，甚至後來被馮玉祥殺掉的郭堅，也是張之樸的鐵哥們。因為作戰驍勇，在胡景翼督豫時代，張還做過河南省警備司令。
除官面上的交情，張之樸作為偃師人，跟樊鍾秀一起到陝西打過陳樹蕃和劉鎮華，跟豫西、豫南的綠林都有過命的交情，所以迎接馮軍入豫，姜明玉、李振亞都走張之樸的線路。而“老洋人”則是張慶的綽號，因其長相而得名，1924年，張慶就死於內訌，談不上活動了。
張之樸烈士和小平同志共同的黨團介紹人汪澤楷
1925年，豫陝區委委員汪澤楷介紹張之樸入黨，在《自傳》中張自稱是因為“胡景翼死了，革命遭受到重大損失。我悲哀到了極點，要算我生平受到的最大的打擊。”張之樸在極端悲慟中，決心參加我黨，繼續革命，以完成胡景翼的遺志。順便說下胡景翼，李大釗對其評價極高，說“胡景翼是個正直的人，有政治遠見，有革命事業心。如果把他培養起來，對我們黨的事業是很有利的，他是同我黨合作很可靠的人。”可惜胡景翼身體不好，去世的早，接班的是嶽維峻，在河南搞得很臭。豫陝矛盾，在陝人就是他造成的，在豫人則是劉鎮華。
得此一員悍將，河南黨組織興奮異常，稱張之樸為“北方的葉挺”，很重視他的軍事工作經驗，入黨後不久就被任命為豫西和河南的軍委書記。張也不負眾望，先是策動樊鍾秀堵住武勝關吳佩孚軍的退路，又指揮任應歧部擊敗吳的干將田維勤。接著發動豫西各路武裝，會攻洛陽張治公（鎮嵩軍出身，此時投靠奉軍），趕走孝義（今屬鞏義）的吳佩孚，使馮玉祥以不過三千人的疲憊之師，由陝西不費一槍一彈直至鄭州。
這樣的威信，當時國共兩黨在河南的幹部，親切稱呼“之樸哥”的不在少數。
馮玉祥當時是很革命的，他的部隊自然成了河南的革命核心。1927年初，一位南陽鄧州的15歲少年魏明經，在春節中投考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軍事政治學校，以優異成績通過有河南省南陽府和湖北省襄陽府500名學生，在南陽淅川縣荊紫關舉行的入學考試，然後開始受訓。這所學校的教學內容，今天看來紅得厲害，不但紀念馬克思誕辰，政治部的璧報乾脆叫《紅軍》，這是呼喚要在中國組成強大的工農紅軍的節奏啊！順便說當時這所學校的政治負責人是鄧同志。
馮玉祥，在中國革命史上實在一言難盡
大革命失敗前後，我黨在豫西的兵運底子是相當不錯的。各方勢力、官私兩面，馮軍、陝軍、豫軍和鎮嵩軍，甚至土匪和民團、槍會都要給軍委書記張之樸面子，洛陽城裡的公安局長和下面兩個分局中的一個分局長也是我黨同志。但當時我們的政策卻是自己不搞武裝，一定要哭著喊著替馮玉祥做一桌菜，死乞白賴請人家進來大吃一頓，才覺得開心幸福。
1927年的5月，南邊的形勢非常嚴峻，上海、廣州的國民黨都已經對我黨大開殺戒，馮玉祥的部隊進入河南，對我黨的態度也逐漸發生改變，韓復榘在我黨配合下剛佔領洛陽，就翻臉無情，開始捕殺我們的同志。連國民黨左派的黨部也被馮軍破壞多處，親近我黨的國民黨左派也被他們殺害多人。這就是歷史的教訓，統戰統戰，並不是要喪失獨立性，別說陳獨秀了，當時河南省委的主要領導，包括軍委書記張之樸，黨史上盛讚如何反擊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好同志，也一樣犯右傾投降主義的毛病。覺得可以與虎謀皮，覺得馮玉祥這個新軍閥和其他新軍閥還是不一樣的，期望值很高。結果如何？我們都看到了，馮玉祥是搞了禮送出境，那是對他威脅不大的，你敢動他的軍隊試試？那可是他的心頭肉，你動了，他一樣砍你腦殼，絕不含糊！
原先一直不太懂“禮送出境”是怎麼個搞法？《河南文史資料》裡，當時在河南省府宣傳處的某人回憶1928年冬的一件事。他去見省府代主席薛篤弼，被衛兵攔住說：“您要不是熟人，也不敢跟您說，代主席正在訊問三個CP，千萬別對外人說，不然我們得挨批！”
1927年6月徐州會議，“革命”的馮玉祥跟反革命的蔣介石拜把子，加入反赤大合唱
在裡面陪同薛主席審訊的科員後來說：“忙了大半夜，清早警察局在馬道街中西旅社查獲三名CP，都是學生，兩男一女。代主席打電話請示馮老總，叫好好招待，再給百元路費，讓專人保護送上火車，安全離開後才允許回家睡覺。”
別小看這一百塊，馮玉祥系統可不比蔣介石有江浙財團用現大洋和洋票子背書，每月給士兵發一兩塊錢的菜金都很困難，能給三名學生黨員一百塊的路費，是相當大方了！馬鴻逵禮送政治處長劉志丹出境，讓財務處長看看存賬，咬咬牙也是一百塊。
不過您千萬別以為河南就是世外桃源，宣傳革命被抓的後果，一定是禮送出境。1928年河南省委兩次被嚴重破壞，主要領導一勺燴，次年一度被取消，1930年才恢復。
馮玉祥翻臉後，張之樸轉入地下，在河南鞏縣（今鞏義）嵩山聖水村以開發煤礦為掩護，深入煤礦工人和山區農民，組織工農群眾，開展革命活動。直到抗戰勝利，他都一直是我黨在豫西堅持武裝鬥爭的主要領導，他們全家也都是黨員。可惜這樣的好同志，在抗戰勝利後沒多久，1945年10月5日犧牲在嵩山。
大革命失敗最常見的街景，我們的同志被隨意槍殺
張之樸烈士之外，大革命失敗後，河南的地下黨組織，也有努力做軍事工作的同志，想通過兵運和匪運，抓住武裝，為起義和根據地做準備。 解放初做過洛陽專員的張劍石，1929年轉為正式黨員後，利用自己豫西宜陽人和時任縣立第四高小校長的身份，工作做得挺紮實。然而鐵路工人出身的洛陽中心縣委書記萬守三找張談話，說為了趕快組織暴動，現決定你不要教書，要專門調出做黨的工作，想辦法抓到武裝。
我常說為啥我黨強於國民黨？就在於組織的力量和黨員的自律，哪怕不認同這種暴動的急脾氣政策，哪怕原先工作做得卓有成效，黨讓我做全新的工作，也絕不能有牴觸和畏難情緒，黨叫幹啥我幹啥，還要幹好，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
張劍石接受任務後，二話不說辭去校長的職務，找到在鎮嵩軍做事的關係，介紹到馮玉祥部隊孫良誠的第二路軍，在孫部的27軍（文史資料錯寫為37軍）做政治處長。27軍軍長是宜陽人賈濟川，豫西著名的蹚將，鎮嵩軍元老，他的部隊裡基本都是豫西老鄉。張劍石家是宜陽的大戶，本人又是好學生，著名的知識分子，在蹚將們看來是很靠譜的文膽，所以政治工作乾脆都交給這位老鄉，一來他們不識字，二來啥政治，他們也不懂，更懶得管。
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的學生和工人，等待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
但我們的同志，當時也沒有什麼政治經驗，張劍石的政治部裡，雲集了一批河南黨組織的同志，大家開會商量怎樣在雜牌軍裡開展黨的工作？想到的處法，只有以政治處的名義，多印一些標語，什麼“打倒土豪劣紳”、“提倡平民教育”、“反對軍閥混戰”等。說實話不痛不癢，針對性不強，然而標語印就之後，只有少量在幾個群眾基礎好的村子貼過，因為怕出事，最後不了了之。
耶誕之後那天，就是我們的“聖誕節”。有時候想想，要是沒有二十八畫生同志，沒有不斷的整黨整風，我們黨要是大革命失敗後的調調兒發展下去，其實未必比國民黨著調多少。如果說蔣記國民黨還有霸氣匪氣，我們黨當時卻是書生氣太多，不接地氣，還不如人家能簡單粗暴解決問題。
在馮軍中的雜牌軍裡做政治工作，對於沒有什麼軍隊經驗，更沒有政治經驗的張劍石來說，自然困難很大。說實話別說是這位剛從團轉黨，出學校門進學校門，從學生到教員的知識分子迷茫了。在1929年，我們黨對於如何做好軍隊政治工作，不管是做好紅軍還是白軍的，其實都沒有太多章法。別的不說，這年12月底的古田會議上，二十八畫生同志可能心裡有點想法了，可其他人呢？反正此時在河南的張劍石，心裡沒什麼譜。
於是只能跟著走，順便見證了下豫西匪患的嚴重性。鎮嵩軍改馮軍的27軍，名義上叫“軍”，實際上人槍很少，所以著急收編各路土匪，伊陽的兩支土匪武裝，跟穿上官衣的老夥計們已經談好條件。土匪杆子往伊陽縣城集結，隊伍行列裡，有穿女人衣服的，有的馬背上馱著幾歲的小孩，有的馱著老太太。原來這些都是土匪們抓來的“肉票”，正待他們家人來送款贖回。
何孔德的油畫《古田會議》
河南的官軍收編土匪武裝有個不成文的規矩：一旦收編命令下來，就得把肉票抓緊出手，否則等上峰來點驗時看到，就要處理相關責任人了。
當時的伊陽縣，現在叫汝陽縣，杜康酒的發源地，聽起來很好的名頭，可27軍進入縣城，卻發現一片荒涼景象，原來此城新近為土匪攻破過，所以斷垣殘壁，十室九空。
此時中原大戰在即，蔣介石收編的徐源泉和王金鈺的部隊正在迅速開來，他們原先分別是張宗昌和孫傳芳的部隊，雖然也是雜牌，但畢竟底子要比鎮嵩軍出身的27軍強太多了。從軍部到政治處，所有人的觀點驚人的一致，打不過，咱們得逃！
政治處裡我黨的同志們就散了，張劍石覺得此路不通，我可以試試其他路，於是他想到了伊陽民團團長王凌雲。中間還出點小插曲，豫西道路不寧，政治處的同志路過龍門渡口，差點沒因為幾匹驢子，被另一支土匪改編的雜牌武裝給幹掉。幸虧碰上張的表哥，作為地方實力派，有人有槍，對方才不敢造次。
電影《白鹿原》裡的鎮嵩軍形象，張劍石要做兵運工作的革命對象
張劍石到王凌雲的部隊已經是中原大戰之後了，王的民團被張鈁收編，許多被打花的馮玉祥舊部和失去羈絆的土匪武裝，都渴望找到新的孃家。張想到有個豫西老鄉孫耀光的杆子，1927年曾有交往，表示想走“正路”。於是去聯絡，結果人家三兩句話就給打發了。心灰意冷的幾位知識分子同志，一合計，王部也非久留之地，有人遠赴江西找紅軍，有人回老家繼續播火，有人去鄭汴洛找找新機遇。反正大家在王凌雲這裡就待了一個多月，今天看來撞大運的成分很大。不想做艱苦細緻的工作，能有成績才是活見鬼呢！
其實馮玉祥系統的兵運工作，不是不可做，關鍵是要做紮實，做長期和深入潛伏的努力。
馮玉祥嫡系孫連仲的二十六路軍，大革命失敗後，黨在該軍的組織遭到了嚴重摧殘，除過去沒有暴露身份的同志外，均遭“清洗”。即使潛伏下來的極少數黨員，也都失去了組織關係。隨著中原大戰後，馮軍被蔣介石收編，風聲越來越緊，不少人選擇了離開我黨，即便不撕破臉，也自此告別革命，奔自己的前程去了。
比如前面那位15歲的革命少年魏明經，雖然後來也曾參加共青團，做過北京西城區團委書記，但主要興趣卻轉移到中國古代哲學史方面，成為湯用彤先生的研究生。1944年6月，他的是十萬字的碩士論文《朱子哲學新估》，通過了中國第一次碩士學位考試，被授予哲學與哲學史碩士。
15歲的革命少年魏明經最終選擇了學術之路
有人走，也有人堅守。魏明經在軍政學校的同學、山東人劉振亞，僅大前者一歲，在老家結過婚，卻為了革命，舍妻離子，苦苦找黨。1928年在軍政學校入黨的劉振亞，大革命失敗後，跟黨失去了聯繫。經過多方努力在開封，與河南軍委接上了關係。但1931年春，二十六路軍被驅向江西“圍剿”我紅軍時，關係又斷了。
部隊開到江西宜黃，劉振亞遇到軍校同學、另一位黨員，陝西人袁血卒，才知道大家竟然都在二十六路軍25師73旅。只是劉在旅部做上尉參謀，袁則改了名字，打進了本旅2團3營，補了個上士的缺。劉振亞說到了江西，死活找不到當地黨組織接關係，你拿著我的積蓄做路費，回開封找黨彙報情況，請示辦法吧？
袁血卒二話不說，去了開封，接上關係後，又去上海找中央。帶回來中央的精神和兩名同志，這樣在二十六路軍中，便有了四名黨員。分散在總部機關、27師79旅和25師的73、74旅，組成特別支部，下轄士兵和官長兩個支部，開展兵運工作。
劉振亞，發動寧都起義第一人，卻病逝在長征途中，沒有出現在這張照片中
不到一年時間，劉振亞他們發展壯大， 1931年12月24日，寧都起義爆發，除25師師部稍有抵抗，師長李松昆逃跑並帶走城外一個團外，整個二十六路軍，全軍一個總部、兩個師部、六個旅部、十一個團部、四個獨立營、一個總部直屬隊，共計一萬七千餘人，全部參加了紅軍，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紅五軍團。
劉振亞病逝在長征路上，袁血卒留守贛南蘇區，部隊被打垮，突圍後仍去上海找黨。在上海被人力車伕出賣，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始終沒有洩露任何黨的機密，最終在抗戰開始後回到革命隊伍，迎來了解放。
介紹張之樸入黨的汪澤楷，還曾經在法國介紹某人入團，這人就是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軍政學校的黨委負責人，那位姓鄧的同志。大革命失敗前後，他調到江西當省委書記，曾給二十八畫生同志寫信，建議秋收暴動部隊“退到贛西的寧岡去，那裡有我們黨的組織，有我們黨領導的幾十支槍。”但後來他卻一度參加託派組織，離開了革命隊伍。
解放後，殊途同歸的黃埔師生，我為老學長侯鏡如畫了個框
1928年河南省委的嚴重破壞，還改變了一位黨員的命運，他就是我的河大老前輩，時任河南軍委書記的侯鏡如。侯蹲了14個月的監獄，出獄後堅決找黨，卻不料在上海正趕上顧順章叛變，與黨失去聯繫，從此脫黨，進入國民黨軍隊系統，最後做到中將銜的兵團司令，又率部起義。時至今日，河南大學還有以他名字命名的“侯鏡如獎學金”。
本想多寫幾位革命者的不同道路，可惜如今耐心讀長文的朋友太少了，這篇又一不留神又六千字出頭了，更多的好故事，只能下回再說了。
注：所有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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