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有道
歷史研究中必要的體驗和想象
我們並不是說，學術研究裡面不可以有想象，其實必要的體驗能力和想象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夠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們強調的只是這種體驗和想象要有證據，要有必要的邊界。我們以歷史研究為例來說明，因為一般來說，歷史研究總是相當實證，不重視體驗和想象的，事實上，必要而有限度的體驗和想象是可能的。
首先，我們要承認，我們理解歷史所用的歷史文獻本身，並不那麼全然可靠。這裡面已經羼入了歷史書寫者，就是精英知識分子的口味和標準。一個是憑感情羼進了對古人的想象，比如《史記·刺客列傳》裡面，有刺客準備刺殺趙簡子之前的故事，說刺客看見趙簡子那麼勤勉，就自己自殺了，這就是想像出來的，人都死了，你怎麼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動？項羽垓下自殺之前的別虞姬，也是一個道理，既然二十八騎士和項羽都戰死了，後人怎麼知道前一夜的纏綿故事？一個是憑理智選擇了自己覺得有用的東西，像《資治通鑑》就是選和治理天下有關的歷史資料來敘述，《經世文編》也是選了一些有關“經世”的文獻。
可是，你看看，當你通過考古發現有那麼多的數術方技資料，通過閱讀當代的報紙雜誌，發現有那麼多無聊的消息和新聞，你就知道，古代歷史經過了選擇、修飾、重組，將來寫的當代歷史，也一樣經過了選擇、修飾、重組。沒有把自己的經驗帶進去的體驗和想象，你透不過這一層被層層染過的修飾，看不到底色。
其次，後人編的歷史書，你更不要輕易地無條件相信。現在的各種歷史書，經過了至少
四道篩子呢：一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決定全部的價值觀，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二是“精英意識”，
精英意識決定歷史焦點所在，一定是上層精英的活動，這裡背後有一個“決定論”的支配，就是歷史變遷是由這些少量精英決定的；
三是“道德倫理”，
道德倫理規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不可以進入歷史著作，這樣就等於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現一半；
四是“歷史編纂原則”，
歷史學編纂原則，以記事體例的方便與否，排除了一些資料，畢竟不是什麼都可以記載到歷史裡面的，歷史承擔不了這麼多，所以一定會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業餘娛樂、私人空間的內容等等。
這樣一來，就需要我們運用想像力和觀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減去的，然後重新通過想像力來重建歷史的原來面貌，當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儘可能接近原來的面貌。
再次，由於寫作語境而引起的歷史扭曲，也需要通過體驗和想像來恢復。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境，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們大陸五六十年代的哲學史和文學史，就會因為那個時代的背景，對歷史有不同的敘述，進化論、階級鬥爭論、經濟決定論的思路，就會使我們的歷史變樣子。比如思想史，就會突出唯物主義的一條線，儘管那一條線並不是主流，那也會被濃墨重彩地寫出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歷史就會突出農民起義的位置，像黃巾起義、陳勝吳廣起義、李順、王小波起義、方臘起義等等，太平天國就更不要說了。這是一種常見的情況，比如臺灣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把歷史寫著寫著就到了臺灣，這是要證明臺灣自己獨特的歷史脈絡和文化傳統，而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對二戰期間日本的侵略諱莫如深，為什麼？因為它也要加深歷史認同和捍衛民族榮譽。
但是作為歷史研究，我們必須要看清楚這些障眼的東西，仔細剝離開那些影響著歷史敘述的當時的背景，沒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舊經典系統加上新的歷史敘述，一層一層的，像考古時的地層一樣，它遮蓋著一些真相，所以我們研究歷史的一定要透過這些地層，看到地下的東西。
柯林伍德說過一段話：“歷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象古人的心靈活動” 。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傳心”、“將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這就是要考證，要排比，要仔細地去偽存真，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歷史研究了。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歷史研究進入後現代？可以隨便想象？不是的，我在這裡強調的，還是被認為是“現代性”的那些東西，證據、證據，必要的證據和大量可靠的證據，這是我們確定歷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礎，沒有證據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別是它必須符合學術規範，符合學術規範的證據、邏輯加上適當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麼，什麼是學術的規範呢？
葛兆光老師
常識是否可以成為常識？
我總覺得，現在彷彿是一個常識失落的時代，因為知識和觀念在劇烈變動中間。那麼，怎麼才是秩序的穩定？實際上某種意義上說是常識穩定，常識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識，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個常識如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面成立，而且是我們不需要懷疑的基礎，至少這個秩序在一段時間裡就穩定了。
可是現在呢？
有點兒常識失落和基礎崩潰，常識已經成了非常識。我要強調的是，常識最重要，這就和大米飯白菜蘿蔔對於人來說，比燕窩魚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樣，誰都懂得。在家裡準備阿斯匹林，比準備抗癌新藥更重要。
那麼，作為常識的學術規範是什麼呢？我不想講大道理，只想講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備的文獻資料，這裡麵包括好幾層。
第一層，是原始文獻。
任何一個課題的研究，都要對研究對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獻有一個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學，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詩》、兩種《唐書》、《冊府元龜》、《唐才子傳》、《唐詩紀事》、《太平廣記》，當然還要知道《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遺》，要知道石刻資料，要知道去查《佛藏》、《道藏》裡的資料，要對敦煌的文獻有一定了解，還要知道關於地理方面的《唐兩京城坊考》、《長安志》等等。最好還要多少了解一點考古發現的圖像，比如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東西，比如墓室的壁畫等等。
有一次，我口試碩士生，他說他的學士論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統和道統，我就問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舊唐書》之外，給我們舉兩本唐代初期有關政治史的文獻？他不能答，我以為他一時緊張，便問他《大唐創業起居注》和《貞觀政要》如何，他居然反問我：
“有這兩本書麼？”當然，其水平可想而知。
第二層，光懂得文獻名稱，知道找來看，還是不夠，還要懂得在這些文獻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
現在有的人對文獻缺乏常識和通識，亂找亂引，喜歡找一些偏僻的、怪異的文獻，而常見的書卻視而不見。所以，要懂得
“讀常見書”是一個重要的傳統研究基本功。陳寅恪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沒有什麼偏僻的文獻，但是一樣有大見識。依靠那些偏僻文獻，出奇兵，走偏鋒，就像武俠小說裡面講的小巧一路，沒有正派的內功為底子，終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會一下子崩潰。第三層，更重要的是對這些文獻要能夠準確地解釋和引用。找了這些文獻來，結果是歪批三國，那等於前功盡棄，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獻，常常是獨出心裁地亂解釋，這就麻煩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個關於此課題起碼的研究史回顧。
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學術研究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得懂得別人研究過的，你如果不能給出新的資料和進一步解釋，你就不要做。現在那麼多重複的論文著作，為什麼？不說它有意偷懶，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過什麼，所以做了等於白做。
國外的學位論文，通常必須有這樣一節，因為這涉及學術品德，誰知道你是不是抄來的呢？不加以說明，只是想矇混而已。即使從學術規範來說，做一個研究史回顧，一是說明你瞭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紹國內外的研究，有什麼已經解決，有什麼得失；二是說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東西，這是博士碩士論文的基本格式之一。
可是，我們現在的很多
學位論文，簡直好像是孫猴子石頭裡面天生出來的一樣，好像都是它自己的發明。有那麼多發明嗎？比如，現在你要研究禪宗歷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討論胡適、湯用彤、印順的著作，討論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壽、鈴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國內外的論著，看看這些研究裡面，還有什麼是他們已經說到的，什麼是他們忽略的，什麼是他們已經做對了的，什麼是他們還有錯的。另外，你還要看看胡適代表的歷史文獻的路子、鈴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內在體驗的路子，哪一個更合你自己的想法，這樣才談得上進一步研究。否則，你花這麼大的力氣，重複他們所做的，做了又有什麼用？
所以，一個研究者，得對國內外的研究狀況，有一點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後後，有什麼人，什麼研究論著。於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學術刊物，當然，現在還要懂得從互聯網上尋找資料。
其實，這是很必須的，你在確定一個研究題目的時候，不知道別人做的怎麼行呢？“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很重要，何況它還是關係到你學術道德，和評定你的學術成就的基礎。我以前介紹過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畢業生論文上的一段批語，裡面就說到這一點。民國二十五年（1936）清華大學歷史系張以誠的論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陳先生評語是：“大體妥當，但材料尚可補充，文字亦須修飾。凡經參考之近人論著（如內藤乾吉等），尤須標舉其與本論文異同之點，蓋不如此則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襲之嫌，且亦無以表示本論文創穫之所在也。”這後面兩句，尤其值得好好記取。
再次，學術研究還需要有一個規範的表達形式。
比如說，一篇合格的學術論文，除了要有前面說的研究史回顧，有引用書目文獻目錄外，還要有
清楚的表達和整齊的註釋，這是通過形式表現的規範。也許有人說，論文主要看創見，看思想，這完全是形式主義嘛。可是我要告訴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種外在的形式。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碩士生博士生的論文，完全符合規範要求的不多。
比如說論文後面要有參考書目吧，我曾經看到某個研究所一篇博士論文，表面看上去不錯，參考書目很豐富呀，可是仔細一看，就出了問題。很多書不知道是一回事，於是重複開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開列了一個浙江書局本，《周易》開了一箇中華書局的《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又開了所謂“阮元校刻本”，其實這都是一回事。可見他並沒有認真看過，只是為羅列書目拼湊起來嚇唬人的。
又比如說註釋，有的註釋，只有一個光禿禿的書名，沒有版本，沒有頁碼，甚至有的沒有卷數，別人怎麼去查呀？不要說核對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的，也沒有辦法相信你，老天爺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過了這些書，是不是從其他書裡面轉抄來的？我剛剛讀大學的時候，曾經給《文史》寫過一篇小文章，考證幹寶的生平，結果一些來自《晉書》的資料沒有注清楚，編輯就退回來讓重新注，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
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麼該注、什麼不該注，常常是當注不注、不當注注一大堆。其實註釋有三個意義，一是表明文獻資料的來源出處；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達清楚的意思補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裡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暢，所以，有的話可以轉在註釋裡面；三是進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資料，就是給讀者提供深入的階梯。可是，我們很多論文的註釋，都不那麼合格。
有了這些形式上的東西，學術論文就可以算是學術論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討論一個讓我們很苦惱的事情，有人說歐美日本關於中國學的學術論文水平比我們高，我們不很同意，但是我們同意的是，我們的
學術論文水平確實有時比別人低。這話怎麼說？就是歐美日本的學術論文，有這些規範，保證了最低的底線，起碼引文、註釋、資料、研究歷史可以清楚，而我們因為這些形式規範都沒有，所以很多論文就像《水滸》的焦挺，整個一個兒“沒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所以，我總說，學術界的當務之急不是說我們提高最高水準，拿個諾貝爾獎回來，而是守住底線，讓學術不至於崩潰到別人不相信這是學術。
葛兆光老師作品《宅茲中國》
學術評價的標準如何確立？
很多人都感慨學術不獨立，當年陳寅恪寫王觀堂紀念碑裡面講的獨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從基本上來說，要想學術獨立，最基礎的就是要有一個完全依據學術的、自我完足的評價體系，不要依照獲得經費的多少，不要因為領導的喜歡和表揚，不要因為一時的轟動和迎合時勢，不要因為媒體的炒作宣傳，不要因為論著數量的量化統計。
特別是不要僅僅依靠得到什麼獎。其實很多獎，說穿了就是那麼一回事，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評價尺度，要相信這些外在的標籤和商標？以前“鄭人買履”的故事裡面說的，“寧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還是這樣，學術界是否還是缺乏自信？
▌那麼，什麼樣的研究是學術的，而且真的是有意義的？在中國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條標準：
第一，你是否給本領域本學科內提供了新資料新文獻？這是起碼的，當然不是絕對的，有人用舊文獻舊資料，也能夠討論新的意思，不過，文史研究裡面，是很講究文獻資料的提供的，但是這新資料並不都是剛剛挖出來的，我們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當獨門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資料，它會從邊緣的、不受重視的角落，變成重要的、中心的資料。如果在新的觀念中閱讀，它也成了新資料，這就給別人提供了新東西，這些東西，就會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來，否則，別人收藏你的論文著作有什麼用？
第二，你是否給學科內外提供了新的範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說，真正意義重大的學術成就，不止是給學科內，而且是給本學科外 提供新的思路、範型和方法。你看馬克思、弗羅依德、韋伯、福科，他們的理論和方法，給後人開了多少法門。你不跟著走都不行，因為他們的思路一轉，整個現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釋。
“範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國維提“兩重證據法”，胡適寫白話文學史和推翻傳統燈錄對禪史的敘述，陳寅恪說的用域外與域內文獻互證，用地下文物與地上資料互證，郭沫若用摩爾根、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討論上古社會，顧頡剛用“層層積累的古史觀”重新討論古史，都是一些範型，後人可以跟著做、照著做，這就是開思路的。
我想，所謂一個重要範型的出現，常常會造成三個後果，一是對學科本身的動搖，動搖不是壞事，是重新反思的開端；二是對基本預設的懷疑，以前我講過，預設就是判斷的基礎，很多預設在很長時期內是不被懷疑的，天經地義的，可是它一被懷疑，整個它上面的建築都要重新來；三是對方法的補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於基本預設和學科訓練而來的，如果前面的被動搖，方法也就變化了，方法變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結果。比如，我並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號，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紀文學”，也不完全贊同“現代性批判下的當代史研究”，但是我覺得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實際研究成果，能夠讓我重新思考很多問題，重新理解很多資料，好像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就是有意義的研究。
第三，我們要承認現在的西方強勢。在這樣的西方強勢中，我們不得不考慮，你的研究課題、成果、表達，是否和國際學術界發生一定的關聯？它能否成為國際學術界的話題之一。先得說明，我絕不是說要迎合國際學術界的潮流風氣，我其實一直在講，要讓學術說漢語，還寫過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國》。
問題是，第一，在現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國際學術環境裡面去就不行，因為這些問題也全球化了，學術是天下的學術，你研究別人也研究，不能關起門來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當顧頭不顧尾的駝鳥；第二，你不去參與國際學術界的討論，別人就永遠不接納你的話語，你的聲音永遠不出現在國際學界，你就“自絕於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錢，把論文翻譯成英文，免費散發，為什麼？因為沒有辦法，誰讓你不強大控制話語呢？當然，如果你能夠積極參與，這個話題是國際感興趣的，那麼，就等於你的聲音在裡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後甚至可以領唱，成為主流。
第三，有價值的問題和有意義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國際承認，這不等於迎合西方，我想這才是中國應該有的研究成果。可是，我順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為國際承認的成果，你就必須要懂得什麼是國際都能理解、接受和歡迎的課題、角度、方法和表達方式，包括今天講的“學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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