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848年，李商隐又失业了。
事情是这样的。
2年前的某天，唐武宗的心情非常好。因为他只用了6年时间就完成“会昌中兴”，灭佛教、败回鹘、平藩镇，大唐柳暗花明。
于是，他决定犒劳自己。
唐武宗特别信仰道教，他给自己的礼物就是——仙丹。据说，这是一种保健品，补钙补铁补锌三合一，保证吃嘛嘛香。
那时，持续多年的“牛李党争”似乎已见分晓。李德裕和唐武宗手拉手在舞台上秀恩爱，闯出了“万古良相”的名号。
而牛党，则在角落里默默抽泣。
但谁也没想到，唐武宗刚被提名为“大唐最佳舞伴”候选人时，就因为仙丹的药效太猛烈，挂了。
历史的反转之快，莫过于此。
大唐帝国的新老板是唐宣宗，他登基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速——把李德裕赶下舞台，拉着牛党的人一起玩。
而李商隐支持的是李德裕，所以也在打击之列。
好在“李党”的郑亚拉了他一把，带他去桂林上班。还没等李商隐好好看一下桂林的风景，郑亚又被贬到广东。
完了完了，郑亚都自身难保，又怎能护的了他？于是二人分道扬镳，郑亚去广东，李商隐回长安。
崎岖的巴楚大地上，游荡着李商隐落寞的身影。
他背着沉重的行李，用破洞的布鞋踢着脚边的石子，也不知道是石子硌了脚，还是脚硌了石子，让他冒出一句：“靠”。
李商隐实在太郁闷了，从唐武宗的去世后，他就一直在思考着人生的终极之问：
为什么王公贵族都迷恋佛道？
现实世界为什么得不到他们的关爱？
大唐的出路在哪里（主要是他）？
这些问题折磨了他2年，终于在人生跌入低谷的时候，用一首诗向世界发出问候：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你们这些皇帝啊，为什么都不务正业呢，整天就知道追求些虚头八脑的鬼神，害得我和贾谊这样的人才都没工作......
其实，“李商隐之问”早已有人回答过了。
二、
公元819年，那是唐宪宗时代。
在春节前，唐宪宗打算好好办一场年会，庆祝大唐“元和中兴”的成就，也为第二年的工作加油鼓劲。
与大唐的其他皇帝不同，他迷恋的是佛教。
于是，他决定在年会当天，把法门寺的释迦摩尼佛骨迎入宫中，朝拜3天，让佛祖为大唐的国运加持。
唐宪宗望着佛骨心里默念：“820年，水逆退散。”
“退散你个大头鬼，有卵用。”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韩愈，对李老板的作为很不以为然，他决定吐槽一下。
这篇吐槽文章，就是著名的《谏佛骨表》。
文章很长，大概意思就是：不信佛的，活的都不错；信佛的，活的也不见得有多好；我劝你啊，还是憋整幺蛾子，老老实实干活吧。
结果，唐宪宗递给他一份盒饭，和一张开往潮州的火车票。意思就是：有多远，滚多远，别烦我。
在南下的路上，韩愈一直在思考。
“传统文化”怎么没人学了？
儒学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三、
那时，唐朝的“传统文化”已走入死胡同。
200年前，孔颖达奉唐太宗的命令编撰《五经正义》，融南北朝以来的大家为一炉，奠定了唐朝儒学复兴的基调。
人们逐渐摆脱了魏晋以来空虚、麻木的精神状态，变得积极进取。入世、奋斗，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虽然也有佛道兴盛，但远远没有后来的规模。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能在儒学中找到答案。比如事业需要、比如生活态度、比如精神关怀......
但是后来，儒学也慢慢的走向僵化、空洞、乏味。
这种表现在文学上最为明显。
初唐四杰们，骆宾王战斗了一辈子，死不回头；杨炯写下“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时代强音；而王勃，写下扬名千古的《滕王阁序》。
在中唐有李白的意气风发，有杜甫的现实关怀，还有白居易的耿介和情调。
而晚唐，李商隐和温庭筠的诗词中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美则美矣，但论格局和精气神，远远不能与前辈相提并论。
因为，文化土壤变的养分不足了。
打个比方吧。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但“浩然之气”到底该怎么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做法。
在孔孟的时代，士子们周游列国、访问游学，将来用开阔的国际视野处理复杂的现实事物，这是一个“学以致用”的正循环。
在汉武帝和唐太宗、唐玄宗时代，征伐列国抵御外辱，总是能激起人们的雄心壮志，打出一个浩然正气来。
那么到了晚唐，就不行了。
士子们在正统朝廷、割据藩镇、执政宦官之间纠结，再加上内战、天灾不断，让他们的内心彷徨、纠结。
士子们也想养浩然正气、也想有现实关怀、也需要精神抚慰，现在却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到底该怎么做。
道理谁都懂，可实现道理的方法和途径呢？
虽然文人们把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写入诗中，但很少有学者能够把经典和现实结合，提炼出适合时代的新思想、新学问、新价值观。
这是晚唐的“文化困境。”
慢慢的，虽然每个人都在学传统文化，但儒学的理论和实践却变得不再有指导意义。人们能熟读经典，但上面的文字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
文化和时代脱节了。
恰好，儒学做不到的事，佛道有办法。
你生无可恋吗？你穷困潦倒吗？你可怜民生艰难吗？你想找对象吗？你想买房吗？你想找工作吗？
佛寺说：“出家吧，六根清净就好了，管吃管住。”
道观说：“上山修仙吧，憋管他们了，住大房子喝天然矿泉水，还有漂亮的女道姑。”
诸多的选项，总有一款适合有缘人。
当“传统文化”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时，有的人转身而去寻找新路子，有的人埋首故纸堆，一边赞叹老祖宗的智慧，一边挖些边角料。
偶有收获，则不胜欣喜；
四处碰壁，就只好小幅调整，改一下拼音之类的。
可这样真的有用吗？
文化的最大作用，不应该是“济苍生”吗？收获也好、碰壁也罢，在这一终极目标前，也只是隔靴搔痒。
四、
韩愈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看到传统的路已经走到悬崖边了，这时需要有人站出来造桥，带着大家到对岸去看风景如画。
那么，这座桥到底该怎么造呢？
材料用儒家的木材，还是佛家的青砖？
样式用中原的石拱桥，还是欧洲的钢铁桥？
雕饰用道家的神仙，还是民间的英雄？
如果方案设计不好的话，工程将很难坚持下去，即便侥幸成功也坚持不了多久，水土不服嘛，后遗症嘛。
韩愈的造桥方案是“古文运动。”
他从“改变文风”开始，抛弃了六朝以来的浮华骈文，转而从上古秦汉的古文中寻找文化脉络。
韩愈的一斧子敲下去，浩大的造桥工程就此开始。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辙、周敦颐、二程......
一大批唐宋大家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在其源头总结新经验、提炼新价值观，既融合了当代的佛道思想，又适应了新的社会形态，最终形成璀璨的“宋学。”
集大成者就是朱熹。
而宋学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新的贸易方式、经济环境、土地经营方式、社会结构改变，一起形成“唐宋变革”的洪流。
那时候，再也不会有人发出“李商隐之问。”因为我们都是苍生的一份子，能依仗的只有自己。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也在复兴传统文化，可传统文化到底该如何复兴呢？
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千年前的唐宋时代，那些大家们早已为我们做出了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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