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古代中國，由統治者主導的祭祀行為隸屬於“五禮”之冠——吉禮，重在抒發對天神、地祇及人鬼的恭敬之情。其中，崇祀先祖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太廟，便是歷代統治者供奉皇家先祖神位的宗廟（夏稱“世室”，商稱“重屋”，周稱“明堂”，秦漢以後稱“太廟”）。所謂“配享”，即帝王選取少數王公、大臣，將其神位供奉於太廟主位神牌兩側，或是東西偏殿，使其“從與享之”。先秦已有關乎“功臣配享”的文字記載（《尚書·盤庚》和《周禮·夏官·司勳》）。自漢以降，更是相沿成制，例如西晉裴秀、北魏崔宏、唐代郭子儀、宋代司馬光、金代完顏宗望、明代徐達等皆獲此殊榮。清朝統治者也因襲此舉，將對社稷有大功的宗室、臣僚列入祀殿。此舉被烙上獨特的時代印記，表現出深刻的政治作用。
成為臣僚競相追逐的身後榮光
天聰十年（1636）四月，皇太極下令在盛京城東營建太廟。前殿奉太祖、太后神位，功臣費英東與額亦都分別配享左右；後殿奉四代祖考、祖妣神位，伯祖禮敦巴圖魯左側配享（《清太宗實錄》）。這是有關清代太廟與功臣配享最早的文獻記載。迨順治元年（1644）九月，清帝定鼎京師，“立太廟於端門左，南向”（《清朝通典·太廟》）。它原本為明太廟，依照周禮“左祖右社”而建，由前殿（亦稱享殿）、中殿（亦稱寢殿）與後殿（亦稱祧廟）構成。隨之，清帝陸續遷入先祖及功臣神位，並由此形成定製：“太廟前殿兩廡配享，王東廡，功臣西廡。”（《清朝續文獻通考·太廟》）
關於配享儀制，主要有“入廟儀”“時享”與“祫祭”，其中宗室王公與大臣略有不同。就入廟設神位而言，前期須經禮部承旨，工部制神主、龕座、祭案，並擇吉鐫字。是日，太常寺官入廟設龕座，陳俎豆，鑾儀衛則於工部設採亭，郡王（奉王神位）或大臣（奉功臣神位）將神主置採亭內，前列吾仗（王用）或引仗 （功臣用），由鴻臚寺官引至太廟戟門。隨後，由太常寺官引至太廟東階（王階上）或西階（功臣階下），代行三跪九拜禮。奉於配享之次，行三叩禮（《皇朝文獻通考·太廟》）。
清制，“時享太廟及大祫，均以兩廡功王、功臣配享”（《欽定大清會典》）。時享，是指皇帝在孟春（正月）上旬吉日、三孟（陰曆四月、七月和十月）朔日入廟祭祀。重要的是，皇帝在前殿舉行儀式時，後殿與前殿東西廡也在分獻官主持下同步進行。祫祭，則指歲除前一日，“移後殿、中殿神主奉前殿”，舉行合祀。後又添加皇帝守服期滿與太廟修繕竣工兩種情形。其與時享之儀類同，分獻官也會在前殿東西廡同步行禮（《欽定大清通禮》和《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清代太廟祭祀制度非常成熟，功臣配享儀制也隨之有序執行。正是清代紛繁複雜的祭祀儀式，為功臣配享營造出一種無可比擬的政治優越感，使其成為人臣競相追逐的身後榮光。
旗人和宗室佔據絕對優勢
縱觀整個清代，功臣名將可謂層見迭出。但是，僅有26名功勳卓著的王公、大臣得以配享太廟，具體情況如下。
前殿東廡配享功王13名：通達郡王雅爾哈齊（清太祖親弟）、武功郡王禮敦、慧哲郡王額爾袞、宣獻郡王界堪（三人均為清太祖伯父，皆附福晉）、禮烈親王代善（清太祖次子）、睿忠親王多爾袞（清太祖十四子）、鄭獻親王濟爾哈朗（清太祖親侄）、豫通親王多鐸（清太祖十五子）、武肅親王豪格（清太宗長子）、克勤郡王嶽託（清太宗親侄）、怡賢親王允祥（清聖祖十三子）、超勇襄親王策凌（蒙古親王，固倫額駙）、恭忠親王奕訢（清宣宗六子）。
前殿西廡配享功臣13名：信勇公費英東、宏毅公額亦都、武勳王揚古利、果毅公圖爾格、雄勇公圖賴、忠達公大學士圖海、襄勤伯大學士鄂爾泰、大學士張廷玉、協辦大學士兆惠、郡王銜大學士傅恆、大學士阿桂、郡王銜大學士福康安、科爾沁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
從選取標準來看，首先，開國元勳、早期宗親的身份標籤，是清帝思量配享太廟與否的首要因素。例如，費英東、額亦都、揚古利等追隨太祖、太宗參贊廟謨，開疆拓土，費英東更被順治帝贊為“開創佐命第一功臣”（《清世祖實錄》）；禮敦、多爾袞、嶽託等皆為清早期宗親，對於王朝初定貢獻較大。其次，允祥、傅恆、僧格林沁、奕訢等人，或公忠體國、勤於政務，或忠勇樸誠、綢繆宮府，顯現出“經國贊襄”與“安邦定國”成為清中後期帝王選取配享人員之關鍵。再者，就旗人、宗室在清代功臣配享太廟中的絕對優勢——旗人有23人，其中宗室又有12人，再加上多數人員均在武功方面“懋建殊勳”，可見宗室、旗人及武將在清代政治榮譽面前的優勢。
皇權得到極大彰顯
談及清代功臣配享，就不得不提與此相關的三大政治風波，即“多爾袞二入太廟”“張廷玉的艱難配享”以及“和琳被撤出太廟”。發生在三人身上的特殊遭遇，表明功臣配享與清代政治有著密切關係。
順治七年十二月，多爾袞死於喀喇城。順治帝不僅親率王大臣縞服迎奠，還詔尊其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尊其妃為義皇后，於次年正月一同升祔太廟。但甫過兩個月，順治帝便作出親政後的有力回擊——定其謀逆之罪，詔令削爵、撤廟、黜宗室等。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帝念其功勳，認為謀逆乃因“宵小奸謀，構成冤獄”，下令為之昭雪——“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諡曰忠，配享太廟”（《清史稿·多爾袞傳》）。可以說，多爾袞從升祔到配享太廟，不僅是後世帝王對其從君到臣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功過是非的又一次“蓋棺論定”，更是藉此籠絡宗親，從而衝抵早先嚴懲多爾袞及其黨羽所留下的負面形象。
至於張廷玉在配享問題上面對乾隆皇帝的持續重壓，在整個清代都是絕無僅有的。張廷玉，安徽桐城人，大學士張英次子。雍正八年（1730），因其在纂修聖祖實錄、繕寫上諭等方面有功，清帝特許其日後配享太廟。但進入乾隆朝後，張廷玉聲勢日盛，且與鄂爾泰成滿漢黨爭之勢，君臣漸生嫌隙。乾隆十三年始，張廷玉屢以“七十懸車”乞休，均遭婉拒。次年底，其又懇求，並請皇帝重申配享事宜，終獲許可。只是，對此逾格恩賞，張廷玉既不親赴闕庭謝恩，又與門生汪由敦潛通消息。此舉徹底激怒乾隆帝，他不僅迫使張廷玉請罷配享，又在朝臣一片停罷、羞辱聲中，正式下令取消其配享。乾隆二十年，張廷玉去世，仍獲准“侑食太廟”。縱觀乾隆帝對其配享的反覆予奪，以及張廷玉竟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廟的漢人大臣，我們可以看出清帝對滿漢黨爭的厭惡與忌憚，以及對漢人官員始終未曾消散的防範與壓制。
和琳，滿洲正紅旗人，權臣和珅親弟，是清代唯一被撤出太廟的配享功臣。乾隆年間，和琳由李天培案嶄露頭角，後與福康安在平定廓爾喀、征討苗民起義中配合默契，屢立功勳。嘉慶元年（1796），和琳病死軍中。在太上皇乾隆帝的授意下，嘉慶帝令其配享太廟。時過三年，乾隆帝甫崩，嘉慶帝即刻發難和珅，宣佈其20條罪狀，和琳也受到牽連——他在李天培案中的告發被視作“傾陷之計”，而備受先帝認可的軍功也遭到否定。嘉慶帝甚至直言：“配享太廟，尤為非常鉅典。和琳何人，乃與開國功臣同列？”（《清仁宗實錄》）和琳遂被撤出太廟。清代權力鬥爭對官員身後榮辱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清代功臣配享太廟具有與生俱來的政治特質，始終難以逃脫政治權力的桎梏。賞賜或褫奪官員配享，只能由皇帝一人作出決斷，而清代皇權也藉此得到極大彰顯。
成為清廷對功臣的最高褒獎
太廟作為承載王朝先祖神靈的祭祀場所，在皇族家廟的本初含義外，又衍生出國之象徵的深刻內涵。基於此，歷代帝王將功臣神位置於太廟，也漸趨成為王公、大臣逝後的至上榮典。功臣配享太廟由此被渲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它代表帝王對有功之臣的認可、褒獎與追思，也相應成為籠絡、激勵臣子的重要手段，更含有維護封建統治與皇權政治的深遠寄託。
對此，來自關外的清朝統治者顯然有著深刻認知。嘉慶元年乾隆帝所下敕旨：“國家立法，諸臣中有勤於王事、功績最著者，列入祀典，用示酬庸。其公忠體國、超眾宣勞之王大臣，並有配享之例”（《嘉慶朝上諭檔》），將清帝對功臣配享在人員、功勞、用途等方面的定性表露無遺。在晚清風雨飄搖中，僧格林沁與奕訢的先後配享，也是清帝對臣工“所以示崇報之典，為萬世人臣樹之鵠也”（《清德宗實錄》）的有力彰顯。
當然，清代功臣配享最重要的作用在於維護封建統治與皇權政治。太廟前殿所列先祖與東西廡所列功臣（王、大臣）神位，以及配享功臣神位的依次排列，這種正享與配享、東廡與西廡的差別化對待，正是對以“別尊卑”為內核的封建禮制的歷史映射。同時，清代功臣配享亦是對統治集團政策的有力彰顯與維護。
在26名配享人員中，旗人佔比近乎九成，這顯然是緣於大清自開國以來便奉行不悖的國策——“首崇滿洲”，即在各個方面確保滿洲八旗的優勢地位。策凌、僧格林沁作為蒙古親王“同侑馨香”，尤其是策凌還被特擢至宗室王公才可配享之東廡，除卻二人在軍事方面的重要功績，顯然還有清帝拉攏蒙古親貴的政治深意。清朝僅有張廷玉一位漢臣榮膺配享，再結合其配享阻力之大，我們不難看出：清帝提及的“滿漢一家”言辭，始終都抵不過統治階層對漢人官員天然的、長期的防範與壓制。
綜上可知，清代功臣配享太廟的政治作用是顯著而巨大的。它在清代皇權的約束與保護下，很好地扮演了王朝所賦予的“報功”與“勸忠”的重要角色，成為官方對有功之臣的最高褒獎。與此同時，它又受當朝政策的強烈影響，以鮮明特色鞏固了清代統治與皇權政治。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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