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中国，由统治者主导的祭祀行为隶属于“五礼”之冠——吉礼，重在抒发对天神、地祇及人鬼的恭敬之情。其中，崇祀先祖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太庙，便是历代统治者供奉皇家先祖神位的宗庙（夏称“世室”，商称“重屋”，周称“明堂”，秦汉以后称“太庙”）。所谓“配享”，即帝王选取少数王公、大臣，将其神位供奉于太庙主位神牌两侧，或是东西偏殿，使其“从与享之”。先秦已有关乎“功臣配享”的文字记载（《尚书·盘庚》和《周礼·夏官·司勋》）。自汉以降，更是相沿成制，例如西晋裴秀、北魏崔宏、唐代郭子仪、宋代司马光、金代完颜宗望、明代徐达等皆获此殊荣。清朝统治者也因袭此举，将对社稷有大功的宗室、臣僚列入祀殿。此举被烙上独特的时代印记，表现出深刻的政治作用。
成为臣僚竞相追逐的身后荣光
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下令在盛京城东营建太庙。前殿奉太祖、太后神位，功臣费英东与额亦都分别配享左右；后殿奉四代祖考、祖妣神位，伯祖礼敦巴图鲁左侧配享（《清太宗实录》）。这是有关清代太庙与功臣配享最早的文献记载。迨顺治元年（1644）九月，清帝定鼎京师，“立太庙于端门左，南向”（《清朝通典·太庙》）。它原本为明太庙，依照周礼“左祖右社”而建，由前殿（亦称享殿）、中殿（亦称寝殿）与后殿（亦称祧庙）构成。随之，清帝陆续迁入先祖及功臣神位，并由此形成定制：“太庙前殿两庑配享，王东庑，功臣西庑。”（《清朝续文献通考·太庙》）
关于配享仪制，主要有“入庙仪”“时享”与“祫祭”，其中宗室王公与大臣略有不同。就入庙设神位而言，前期须经礼部承旨，工部制神主、龛座、祭案，并择吉镌字。是日，太常寺官入庙设龛座，陈俎豆，銮仪卫则于工部设采亭，郡王（奉王神位）或大臣（奉功臣神位）将神主置采亭内，前列吾仗（王用）或引仗 （功臣用），由鸿胪寺官引至太庙戟门。随后，由太常寺官引至太庙东阶（王阶上）或西阶（功臣阶下），代行三跪九拜礼。奉于配享之次，行三叩礼（《皇朝文献通考·太庙》）。
清制，“时享太庙及大祫，均以两庑功王、功臣配享”（《钦定大清会典》）。时享，是指皇帝在孟春（正月）上旬吉日、三孟（阴历四月、七月和十月）朔日入庙祭祀。重要的是，皇帝在前殿举行仪式时，后殿与前殿东西庑也在分献官主持下同步进行。祫祭，则指岁除前一日，“移后殿、中殿神主奉前殿”，举行合祀。后又添加皇帝守服期满与太庙修缮竣工两种情形。其与时享之仪类同，分献官也会在前殿东西庑同步行礼（《钦定大清通礼》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清代太庙祭祀制度非常成熟，功臣配享仪制也随之有序执行。正是清代纷繁复杂的祭祀仪式，为功臣配享营造出一种无可比拟的政治优越感，使其成为人臣竞相追逐的身后荣光。
旗人和宗室占据绝对优势
纵观整个清代，功臣名将可谓层见迭出。但是，仅有26名功勋卓著的王公、大臣得以配享太庙，具体情况如下。
前殿东庑配享功王13名：通达郡王雅尔哈齐（清太祖亲弟）、武功郡王礼敦、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界堪（三人均为清太祖伯父，皆附福晋）、礼烈亲王代善（清太祖次子）、睿忠亲王多尔衮（清太祖十四子）、郑献亲王济尔哈朗（清太祖亲侄）、豫通亲王多铎（清太祖十五子）、武肃亲王豪格（清太宗长子）、克勤郡王岳托（清太宗亲侄）、怡贤亲王允祥（清圣祖十三子）、超勇襄亲王策凌（蒙古亲王，固伦额驸）、恭忠亲王奕訢（清宣宗六子）。
前殿西庑配享功臣13名：信勇公费英东、宏毅公额亦都、武勋王扬古利、果毅公图尔格、雄勇公图赖、忠达公大学士图海、襄勤伯大学士鄂尔泰、大学士张廷玉、协办大学士兆惠、郡王衔大学士傅恒、大学士阿桂、郡王衔大学士福康安、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从选取标准来看，首先，开国元勋、早期宗亲的身份标签，是清帝思量配享太庙与否的首要因素。例如，费英东、额亦都、扬古利等追随太祖、太宗参赞庙谟，开疆拓土，费英东更被顺治帝赞为“开创佐命第一功臣”（《清世祖实录》）；礼敦、多尔衮、岳托等皆为清早期宗亲，对于王朝初定贡献较大。其次，允祥、傅恒、僧格林沁、奕訢等人，或公忠体国、勤于政务，或忠勇朴诚、绸缪宫府，显现出“经国赞襄”与“安邦定国”成为清中后期帝王选取配享人员之关键。再者，就旗人、宗室在清代功臣配享太庙中的绝对优势——旗人有23人，其中宗室又有12人，再加上多数人员均在武功方面“懋建殊勋”，可见宗室、旗人及武将在清代政治荣誉面前的优势。
皇权得到极大彰显
谈及清代功臣配享，就不得不提与此相关的三大政治风波，即“多尔衮二入太庙”“张廷玉的艰难配享”以及“和琳被撤出太庙”。发生在三人身上的特殊遭遇，表明功臣配享与清代政治有着密切关系。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死于喀喇城。顺治帝不仅亲率王大臣缟服迎奠，还诏尊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尊其妃为义皇后，于次年正月一同升祔太庙。但甫过两个月，顺治帝便作出亲政后的有力回击——定其谋逆之罪，诏令削爵、撤庙、黜宗室等。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帝念其功勋，认为谋逆乃因“宵小奸谋，构成冤狱”，下令为之昭雪——“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清史稿·多尔衮传》）。可以说，多尔衮从升祔到配享太庙，不仅是后世帝王对其从君到臣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功过是非的又一次“盖棺论定”，更是借此笼络宗亲，从而冲抵早先严惩多尔衮及其党羽所留下的负面形象。
至于张廷玉在配享问题上面对乾隆皇帝的持续重压，在整个清代都是绝无仅有的。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雍正八年（1730），因其在纂修圣祖实录、缮写上谕等方面有功，清帝特许其日后配享太庙。但进入乾隆朝后，张廷玉声势日盛，且与鄂尔泰成满汉党争之势，君臣渐生嫌隙。乾隆十三年始，张廷玉屡以“七十悬车”乞休，均遭婉拒。次年底，其又恳求，并请皇帝重申配享事宜，终获许可。只是，对此逾格恩赏，张廷玉既不亲赴阙庭谢恩，又与门生汪由敦潜通消息。此举彻底激怒乾隆帝，他不仅迫使张廷玉请罢配享，又在朝臣一片停罢、羞辱声中，正式下令取消其配享。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去世，仍获准“侑食太庙”。纵观乾隆帝对其配享的反复予夺，以及张廷玉竟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人大臣，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对满汉党争的厌恶与忌惮，以及对汉人官员始终未曾消散的防范与压制。
和琳，满洲正红旗人，权臣和珅亲弟，是清代唯一被撤出太庙的配享功臣。乾隆年间，和琳由李天培案崭露头角，后与福康安在平定廓尔喀、征讨苗民起义中配合默契，屡立功勋。嘉庆元年（1796），和琳病死军中。在太上皇乾隆帝的授意下，嘉庆帝令其配享太庙。时过三年，乾隆帝甫崩，嘉庆帝即刻发难和珅，宣布其20条罪状，和琳也受到牵连——他在李天培案中的告发被视作“倾陷之计”，而备受先帝认可的军功也遭到否定。嘉庆帝甚至直言：“配享太庙，尤为非常钜典。和琳何人，乃与开国功臣同列？”（《清仁宗实录》）和琳遂被撤出太庙。清代权力斗争对官员身后荣辱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功臣配享太庙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特质，始终难以逃脱政治权力的桎梏。赏赐或褫夺官员配享，只能由皇帝一人作出决断，而清代皇权也借此得到极大彰显。
成为清廷对功臣的最高褒奖
太庙作为承载王朝先祖神灵的祭祀场所，在皇族家庙的本初含义外，又衍生出国之象征的深刻内涵。基于此，历代帝王将功臣神位置于太庙，也渐趋成为王公、大臣逝后的至上荣典。功臣配享太庙由此被渲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它代表帝王对有功之臣的认可、褒奖与追思，也相应成为笼络、激励臣子的重要手段，更含有维护封建统治与皇权政治的深远寄托。
对此，来自关外的清朝统治者显然有着深刻认知。嘉庆元年乾隆帝所下敕旨：“国家立法，诸臣中有勤于王事、功绩最著者，列入祀典，用示酬庸。其公忠体国、超众宣劳之王大臣，并有配享之例”（《嘉庆朝上谕档》），将清帝对功臣配享在人员、功劳、用途等方面的定性表露无遗。在晚清风雨飘摇中，僧格林沁与奕訢的先后配享，也是清帝对臣工“所以示崇报之典，为万世人臣树之鹄也”（《清德宗实录》）的有力彰显。
当然，清代功臣配享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与皇权政治。太庙前殿所列先祖与东西庑所列功臣（王、大臣）神位，以及配享功臣神位的依次排列，这种正享与配享、东庑与西庑的差别化对待，正是对以“别尊卑”为内核的封建礼制的历史映射。同时，清代功臣配享亦是对统治集团政策的有力彰显与维护。
在26名配享人员中，旗人占比近乎九成，这显然是缘于大清自开国以来便奉行不悖的国策——“首崇满洲”，即在各个方面确保满洲八旗的优势地位。策凌、僧格林沁作为蒙古亲王“同侑馨香”，尤其是策凌还被特擢至宗室王公才可配享之东庑，除却二人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功绩，显然还有清帝拉拢蒙古亲贵的政治深意。清朝仅有张廷玉一位汉臣荣膺配享，再结合其配享阻力之大，我们不难看出：清帝提及的“满汉一家”言辞，始终都抵不过统治阶层对汉人官员天然的、长期的防范与压制。
综上可知，清代功臣配享太庙的政治作用是显著而巨大的。它在清代皇权的约束与保护下，很好地扮演了王朝所赋予的“报功”与“劝忠”的重要角色，成为官方对有功之臣的最高褒奖。与此同时，它又受当朝政策的强烈影响，以鲜明特色巩固了清代统治与皇权政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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