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魔術師一般，噩夢和好運總是在始料未及的時候突然降臨。雖然英宗做過多番努力，但折磨自己兩年多的障礙，僅十餘天便全部消失，命運的金光大道迅速展現在自己面前，這無疑讓他驚喜非常。十九歲的英宗再次振作精神，開始了邁向一代英主的征程。太皇太后答己死後剛一個月，至治二年十月，英宗便將親密戰友拜住擢拔為中書右丞相，並且虛左丞相之位而不拜，建立了元朝從未有過的“獨相”制度，這既表現了對拜住信任之專，也是昭示世人，他要推行的新政不願有任何人干擾。但同時，卻也等於告知天下，皇帝可信任的人，只有拜住。
二十四歲的拜住，不但成為帝國首相，而且是獨相，貨真價實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了對皇帝知遇之恩的感激，還有著如山的重負。地位越高責任越大，拜住高處不勝寒，成為中書右丞相後，立即奏請“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中書”，啟用仁宗朝老臣張珪為中書平章政事，並按照“不次用才” 的標準，在幾個月內，將世祖老臣吳元珪、王約、韓從益、趙居信、吳澄、王結等人召回大都，擢任為集賢、翰林院及中書官職。
這些人都是飽學儒士，很多都是在世祖朝便身居高位的官員，他們的復出，給了英宗和拜住極為強有力的支持。如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今屬河北邯鄲）。世祖朝任樞密都事。被召回大都後任命為知中書省事。他向英宗上書陳列軍民之政十餘事，件件直指時弊，也成為英宗日後改革的範本，如“諸王近侍，不可幹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嫡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 等等。
如王約，字彥博，祖籍河南開封，後遷徙河北真定。在世祖朝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後任中書、詹事、集賢大學士，歷經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主要負責起草詔書、文誥，對於朝廷法令、地方政令、判例循規都瞭如指掌。仁宗在位時對其極為尊重，對他以字相稱，並告諭群臣：“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在被拜住請旨啟用後，復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參與了《大元通制》的編纂發行。為英宗朝確立法制有很大貢獻。
而王約在參政期間，還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延續了一個國家的國祚，也避免了邊境的擾亂。是時，大元朝廷有廢黜高麗王國，將之改為三韓行省的奏議。英宗命中書雜議。王約上奏道：“高麗去京師四千裡，地瘠民貧，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拜住認為有理，奏議也就不了了之。高麗人聽說後，將王約的畫像請到高麗，立生祠供奉，感嘆道：“不絕國祀者，王公也。”
要不是王約，真要廢了高麗王國，可想而知必定會遭到高麗人的反抗，將一個恭順之國逼成久戰之地，於國於民都毫無好處。王約不但救了高麗，也救了可能因此作戰喪命的元朝將士。還有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仁宗朝任集賢直學士，後歷任順德路、揚州、東昌路總管，在任上教民務農興學、治理水患，都很有成效。被擢拔為參議中書省事後，作為官場前輩，對拜住勸諫道：“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僣，奢僣則害及於身。” 這三句話都是金玉良言，拜住虛心的接受了第一和第三句，相當稱職的履行了丞相的使命，但對第二句“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卻未能貫徹到底。
從至治二年十一月起，英宗便罷世祖以後所置官，“銳然減罷崇祥、福壽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 ，將答己、鐵木迭兒主政時的官署全部取締，官員就地罷免。十二月，重新提起鐵木迭兒生前的“司徒劉夔私買失業之田”的案子，將當時未能處置的鐵木迭兒之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處死，並誅殺同案犯同僉宣政院事囊加臺，而將鐵木迭兒另一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罷官。
以英宗和拜住看來，鐵木迭兒的黨羽，至此應該是消滅殆盡了。可是他們都忘記了一個人，那便是英宗的大舅哥，鐵失。鐵失可算是除拜住之外英宗最信任的人，他是皇后的哥哥，得到英宗重用，本該一心效忠英宗。但奉行平衡術的他卻腳踩兩隻船，和鐵木迭兒過往甚密，甚至拜了乾爹，所謂“名為義子，實其腹心” ，算是隱蔽的“鐵木迭兒黨人”，在劉夔一案中他也插了一手，中飽私囊數以萬貫計。
可平衡總有被打破的時候。鐵木迭兒一黨在英宗的打擊下逐漸衰弱，更隨著鐵木迭兒及答己的死而土崩瓦解。鐵失的處境開始不妙，所幸因為妹妹和皇帝感情很好，他連續兩次倖免於難，非但如此，英宗對他的信任也未減少。於次年五月任命他獨署御史大夫事，且被授予更高軍權，拜住掌管左、右欽察衛和宗仁衛事，而他則掌管左、右阿速衛和中翊衛事，成為御林軍兩個最高統帥之一。
鐵木迭兒及其一黨已經灰飛煙滅，皇帝對自己仍然信任有加，按正常來說鐵失應該心無旁騖，專心侍奉英宗。可世上最大的恐懼，是對恐懼本身的恐懼。皇帝信任，自身地位的崇高，並沒有讓鐵失感到安全。當年貪汙案的同案犯全都死於非命，自己真的可以獨善其身嗎？英宗常對群臣宣示：“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鐵木迭兒之子八里吉思是英宗自幼便伴隨身邊的怯薛，兩人的感情也算深厚，可八里吉思仍未能逃得一命。英宗的解釋是：“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里吉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 ——自己的大舅哥身份，真的可以讓皇帝永遠網開一面嗎？
從至治二年十二月起，這種恐懼便一直緊緊包圍著鐵失，讓他寢食難安，風聲鶴唳。最終，這恐懼竟一點點將他引向了鋌而走險。自己陣營中的反對者往往比敵人更為可怕，因為你會對他毫無防備。對英宗來說，鐵失是無須懷疑的自己人；對拜住來說，鐵失最好不過是無足輕重的盟友，最壞不過是無關緊要的敵人，根本無需注意。悲劇的種子從而深深埋下。
何況，在至治二年到三年之間，英宗和拜住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們即使有心，也沒時間關注在角落裡惴惴不安的鐵失。首先，是確立國家的根本大法，完成仁宗所未能完成的法典的編纂。至治三年正月，英宗命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啟、判宗正府普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及議政元老率其屬眾共同審定仁宗時編纂的累朝格例，並加以補充。至治三年二月，最終成書並頒行天下，這便是元朝的最高法典《大元通制》。全書共八十八卷，所收斷例、條格、詔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其中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條格一千一百五一條，詔赦九十四條，全類五百七十七條。元王朝從此有了統一的政制法程。
之後，是改革稅制，紓解民困。將眾多老臣召回京城，使得中樞有了強有力的改革班底；清除鐵木迭兒餘黨是掃除了改革的障礙；《大元通制》的頒行，更確立了以法治國的基礎。但此時帝國的環境已經相當不樂觀，至治二年一月至九月，全國各地水旱頻仍，加之霜、雹、蝗災，遍及山東、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而因為災荒而引起的抗稅、抗糧民變也此起彼伏。再不進行整頓，民變的星星之火就可能會燎原。
拜住依據國情，向英宗上奏：“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咱們必須想辦法減少稅率，讓百姓富足起來，否則國家不安。英宗聽後十分同意，准奏道：“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老百姓要是都不認我這個皇帝了，我給誰當皇帝去？怎辦麼做好，就怎麼做！
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詔“行助役法”。規定“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 ，“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之助”，也就是說，要大田主按照百分之三的比例拿出一部分田地，用其每年的收入補貼一般農民的勞役負擔。“助役法”推行後，“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 ，極大地減輕了農民負擔。
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看到海運糧比世祖時增加數倍之多，雖然有運力增強的原因，卻也存在加重江南百姓負擔的情況，於是向英宗上書道：“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英宗准奏，並將鐵木迭兒主政時所增加的江淮糧也一併減免。
在短短一年當中，英宗和拜住這對君臣一路高歌猛進，“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不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以圖“天下晏然，國富民足” 。尤其是“搜訪山林隱逸之士”來充任朝廷官員更是不遺餘力，例如尋訪成宗朝老臣虞集時，“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 ——追著虞集幾乎跑遍了南中國才最終找到，比之三顧茅廬還要艱苦執著了。
虞集字伯生是南宋在採石磯大破金軍的名相虞允文的五世孫，成宗朝為大都路儒學教授、國子學助教，仁宗朝任太常博士、集賢院修撰，其人學識淵博，精於理學，為元代“儒林四傑”之一，讀書人的領軍人物。對他的啟用，可說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是英宗大規模啟用儒臣的前兆。與他一起被召回的，還有大書法家袁桷，仁宗朝以敢諫聞名的馬祖常等人。然而，當虞集跟隨使臣“受命趨朝”奔波於道之時，一場鉅變已經降臨在皇帝英宗和丞相拜住頭上，這對求賢若渴的年輕人都沒有能見到這位儒林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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