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魔术师一般，噩梦和好运总是在始料未及的时候突然降临。虽然英宗做过多番努力，但折磨自己两年多的障碍，仅十余天便全部消失，命运的金光大道迅速展现在自己面前，这无疑让他惊喜非常。十九岁的英宗再次振作精神，开始了迈向一代英主的征程。太皇太后答己死后刚一个月，至治二年十月，英宗便将亲密战友拜住擢拔为中书右丞相，并且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建立了元朝从未有过的“独相”制度，这既表现了对拜住信任之专，也是昭示世人，他要推行的新政不愿有任何人干扰。但同时，却也等于告知天下，皇帝可信任的人，只有拜住。
二十四岁的拜住，不但成为帝国首相，而且是独相，货真价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对皇帝知遇之恩的感激，还有着如山的重负。地位越高责任越大，拜住高处不胜寒，成为中书右丞相后，立即奏请“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启用仁宗朝老臣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并按照“不次用才” 的标准，在几个月内，将世祖老臣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召回大都，擢任为集贤、翰林院及中书官职。
这些人都是饱学儒士，很多都是在世祖朝便身居高位的官员，他们的复出，给了英宗和拜住极为强有力的支持。如吴元珪，字君璋，广平人（今属河北邯郸）。世祖朝任枢密都事。被召回大都后任命为知中书省事。他向英宗上书陈列军民之政十余事，件件直指时弊，也成为英宗日后改革的范本，如“诸王近侍，不可干军政；管军官吏，不可渔取军户；军官之材者，当迁其职；有司赋役，当务均一，而军民不可有所偏；军官袭职，惟传嫡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乱” 等等。
如王约，字彦博，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徙河北真定。在世祖朝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后任中书、詹事、集贤大学士，历经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主要负责起草诏书、文诰，对于朝廷法令、地方政令、判例循规都了如指掌。仁宗在位时对其极为尊重，对他以字相称，并告谕群臣：“事未经王彦博议者，勿启。”在被拜住请旨启用后，复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参与了《大元通制》的编纂发行。为英宗朝确立法制有很大贡献。
而王约在参政期间，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延续了一个国家的国祚，也避免了边境的扰乱。是时，大元朝廷有废黜高丽王国，将之改为三韩行省的奏议。英宗命中书杂议。王约上奏道：“高丽去京师四千里，地瘠民贫，夷俗杂尚，非中原比，万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旧制。”拜住认为有理，奏议也就不了了之。高丽人听说后，将王约的画像请到高丽，立生祠供奉，感叹道：“不绝国祀者，王公也。”
要不是王约，真要废了高丽王国，可想而知必定会遭到高丽人的反抗，将一个恭顺之国逼成久战之地，于国于民都毫无好处。王约不但救了高丽，也救了可能因此作战丧命的元朝将士。还有王结，字仪伯，易州定兴人。仁宗朝任集贤直学士，后历任顺德路、扬州、东昌路总管，在任上教民务农兴学、治理水患，都很有成效。被擢拔为参议中书省事后，作为官场前辈，对拜住劝谏道：“为相之道，当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恶不可犹豫，犹豫恐生它变；服用不可奢僣，奢僣则害及于身。” 这三句话都是金玉良言，拜住虚心的接受了第一和第三句，相当称职的履行了丞相的使命，但对第二句“除恶不可犹豫，犹豫恐生它变”，却未能贯彻到底。
从至治二年十一月起，英宗便罢世祖以后所置官，“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 ，将答己、铁木迭儿主政时的官署全部取缔，官员就地罢免。十二月，重新提起铁木迭儿生前的“司徒刘夔私买失业之田”的案子，将当时未能处置的铁木迭儿之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处死，并诛杀同案犯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而将铁木迭儿另一儿子治书侍御史锁南罢官。
以英宗和拜住看来，铁木迭儿的党羽，至此应该是消灭殆尽了。可是他们都忘记了一个人，那便是英宗的大舅哥，铁失。铁失可算是除拜住之外英宗最信任的人，他是皇后的哥哥，得到英宗重用，本该一心效忠英宗。但奉行平衡术的他却脚踩两只船，和铁木迭儿过往甚密，甚至拜了干爹，所谓“名为义子，实其腹心” ，算是隐蔽的“铁木迭儿党人”，在刘夔一案中他也插了一手，中饱私囊数以万贯计。
可平衡总有被打破的时候。铁木迭儿一党在英宗的打击下逐渐衰弱，更随着铁木迭儿及答己的死而土崩瓦解。铁失的处境开始不妙，所幸因为妹妹和皇帝感情很好，他连续两次幸免于难，非但如此，英宗对他的信任也未减少。于次年五月任命他独署御史大夫事，且被授予更高军权，拜住掌管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而他则掌管左、右阿速卫和中翊卫事，成为御林军两个最高统帅之一。
铁木迭儿及其一党已经灰飞烟灭，皇帝对自己仍然信任有加，按正常来说铁失应该心无旁骛，专心侍奉英宗。可世上最大的恐惧，是对恐惧本身的恐惧。皇帝信任，自身地位的崇高，并没有让铁失感到安全。当年贪污案的同案犯全都死于非命，自己真的可以独善其身吗？英宗常对群臣宣示：“卿等居高位，食厚禄，当勉力图报。苟或贫乏，朕不惜赐汝；若为不法，则必刑无赦。”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是英宗自幼便伴随身边的怯薛，两人的感情也算深厚，可八里吉思仍未能逃得一命。英宗的解释是：“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里吉思虽事朕日久，今其有罪，当论如法。” ——自己的大舅哥身份，真的可以让皇帝永远网开一面吗？
从至治二年十二月起，这种恐惧便一直紧紧包围着铁失，让他寝食难安，风声鹤唳。最终，这恐惧竟一点点将他引向了铤而走险。自己阵营中的反对者往往比敌人更为可怕，因为你会对他毫无防备。对英宗来说，铁失是无须怀疑的自己人；对拜住来说，铁失最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盟友，最坏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敌人，根本无需注意。悲剧的种子从而深深埋下。
何况，在至治二年到三年之间，英宗和拜住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们即使有心，也没时间关注在角落里惴惴不安的铁失。首先，是确立国家的根本大法，完成仁宗所未能完成的法典的编纂。至治三年正月，英宗命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加以补充。至治三年二月，最终成书并颁行天下，这便是元朝的最高法典《大元通制》。全书共八十八卷，所收断例、条格、诏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其中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条格一千一百五一条，诏赦九十四条，全类五百七十七条。元王朝从此有了统一的政制法程。
之后，是改革税制，纾解民困。将众多老臣召回京城，使得中枢有了强有力的改革班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是扫除了改革的障碍；《大元通制》的颁行，更确立了以法治国的基础。但此时帝国的环境已经相当不乐观，至治二年一月至九月，全国各地水旱频仍，加之霜、雹、蝗灾，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而因为灾荒而引起的抗税、抗粮民变也此起彼伏。再不进行整顿，民变的星星之火就可能会燎原。
拜住依据国情，向英宗上奏：“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钱谷民之膏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薄敛则民足而国安。”——咱们必须想办法减少税率，让百姓富足起来，否则国家不安。英宗听后十分同意，准奏道：“卿言甚善。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老百姓要是都不认我这个皇帝了，我给谁当皇帝去？怎办么做好，就怎么做！
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规定“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也就是说，要大田主按照百分之三的比例拿出一部分田地，用其每年的收入补贴一般农民的劳役负担。“助役法”推行后，“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看到海运粮比世祖时增加数倍之多，虽然有运力增强的原因，却也存在加重江南百姓负担的情况，于是向英宗上书道：“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英宗准奏，并将铁木迭儿主政时所增加的江淮粮也一并减免。
在短短一年当中，英宗和拜住这对君臣一路高歌猛进，“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不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以图“天下晏然，国富民足” 。尤其是“搜访山林隐逸之士”来充任朝廷官员更是不遗余力，例如寻访成宗朝老臣虞集时，“时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见；求之江西，又不见；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趋朝” ——追着虞集几乎跑遍了南中国才最终找到，比之三顾茅庐还要艰苦执着了。
虞集字伯生是南宋在采石矶大破金军的名相虞允文的五世孙，成宗朝为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子学助教，仁宗朝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其人学识渊博，精于理学，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读书人的领军人物。对他的启用，可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英宗大规模启用儒臣的前兆。与他一起被召回的，还有大书法家袁桷，仁宗朝以敢谏闻名的马祖常等人。然而，当虞集跟随使臣“受命趋朝”奔波于道之时，一场巨变已经降临在皇帝英宗和丞相拜住头上，这对求贤若渴的年轻人都没有能见到这位儒林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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