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教育版圖上
大家常唸叨的是“北清復交”
但有一個學校的名字
很多人其實都知道
而且有不少人聽到後會肅然起敬
這個名字
叫“南開”
【今日由頭】
1904年10月17日
南開中學建立
1
1904年的時候，44歲的嚴修先生想辦一所學校。
嚴修，字範孫，早年入過翰林，後來當了貴州學政，是個著名的書法家，但其實他更是一個教育家。嚴修一直提倡新式教育理念，要學以致用，光緒年間科舉增設的著名的“經濟特科”考試，就是皇上按他的奏請批准的。
1904年這年，嚴修去了次日本，專門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回國以後感慨萬千，覺得一定要在中國也辦一所符合現代教育理念的學校。
10月17日，一所中學就在天津嚴氏的私宅成立了，最初名叫“私立中學堂”，後來叫“敬業中學堂”，最後因為搬到一個天津鄉紳捐出的十畝“南開窪”的地方建校，所以正式更名為“南開中學”。
辦學校，就一定要物色個好校長。
嚴修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考察的同伴，認為他是不二之選。
那一年，嚴修的這個同伴才28歲。
他叫張伯苓。
嚴修和張伯苓（右）
2
張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於天津的一個秀才家庭。
在張伯苓15歲那年，因為家道中落，沒有錢再繼續讀書，就去報考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這個學堂的學生學費全免，還能一個月領四兩白銀。
張伯苓在學堂裡一直學習成績名列前茅，並且接觸了大量西方的知識和技術。但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學堂的總教習教給他們的各種以前聞所未聞的理念和知識，包括那句話：“優勝劣汰，適者生存”。
這位總教習的名字，叫做嚴復。
嚴復。關於他的故事，可參看 延伸閱讀【一】
張伯苓的專業是輪船駕駛，在畢業那年，他的成績是全班第一。按理，北洋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應該到北洋艦隊的船上再去實習一年，但張伯苓發現在那一年，整個北洋學堂的學生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以供他們實習——那一年是1895年，北洋艦隊在之前的“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
最終，張伯苓等到了一艘“通濟輪”。這是一艘在甲午海戰中倖存下來的練習船。在以下級軍官的身份上船實習後，張伯苓發現整個清朝海軍中都瀰漫著一股沮喪的氣息。在聽老兵們講述黃海大戰的屈辱時，張伯苓覺得自己胸中悲憤難平，幾欲痛哭失聲。
但真正讓張伯苓做出自己人生第一次抉擇的，還是在三年之後。
1898年7月，英國從日本手裡拿到了威海衛，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約》。那一天，張伯苓所在的“通濟號”負責運送清廷官員去威海衛完成交接儀式。在交接儀式上，張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陽旗被降下，升起清朝黃龍旗，但隨即黃龍旗又被降下，換上了英國人的米字旗。
讓張伯苓深受刺激的還不是這個場景。
前往參加儀式的清朝兵丁，每人穿一件破舊坎肩，前胸一個“兵”字，後背一個“勇”字。而服裝的尺寸五花八門，有的上裝長過腰際，有的長褲露出腳踝。清兵們個個面黃肌瘦，垂頭喪氣，有的人甚至後腰還彆著一杆煙槍。而反觀英國士兵，個個身材魁梧，穿戴整齊，步伐整齊，神采飛揚，在中國的國土上，驕傲地升起自己國家的國旗。
在那一刻，張伯苓做出了和當時很多人相反的決定：
脫下軍裝，去做教育。
他覺得自己想通了：
“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須有強健地國民。欲培養健全地國民，必須創辦新式學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決定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身穿清軍軍服的張伯苓
3
退役不久的張伯笠，很快就遇見了剛剛開始在家開私塾的嚴修。
這兩個人的相遇，堪稱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會面。
當時嚴修的私塾只有五名弟子，雖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書五經，還有半天教的是西學。嚴修最早只是想請張伯苓當英語老師，但後來發現，張伯苓擅長的遠遠不止英語，後來就聘他做整個西學的老師。
雖然只有五個學生，但張伯苓教得非常認真，讓這些孩子第一次知道這世界上還有英文、數學、自然科學這樣的科目。由於孩子的反響非常好，張伯苓很快出名，天津一位叫王奎章的紳士，專門來請他兼職做王氏家館的老師。
手下學生多起來後，張伯苓就給他們加了一門當時舊私塾根本不可能有的課：體育課。
在體育課上，張伯苓把兩把太師椅椅背中間加一根長雞毛撣，讓學生們把辮子盤起，長袍撩起，一個個練起了跳高；讓一個同學從另一個同學彎下腰的身體上跳過去練跳馬；請木匠打造出啞鈴，讓同學們練肌肉；課餘還帶孩子們到戶外去打球，跳高，跳遠，騎自行車……
在張伯苓最早教的五個孩子中，有一個叫陶孟和。他後來成為了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在1949年後，陶孟和擔任中科院副院長。
1904年10月17日，嚴家和王家各出1000兩白銀，建立了本文開頭提到的“私立中學堂”，聘張伯苓作為校長。第一年就有70多個學生來報名。而這一屆學生中，湧現了很多人才，除了之前說過的陶孟和之外，還有梅貽琦（後來庚子賠款的第一批留美兒童，之後任清華大學校長）、喻傳鑑（後獲得哥倫比亞師範學院教育學碩士，協助張伯苓開創重慶南開中學）、金邦正（後來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林學碩士，擔任了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校的校長）等等。
到了1917年，在張伯苓的悉心運作下，“南開中學”已經成了全中國都有名的中學，學生超過了1000人，各類學科和各種基礎設施都堪稱國內一流。
但張伯苓想要做的，還不止這些。
4
張伯苓的夢想，是辦一所一流的大學。
當時偌大的一個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學，而且只有工科和法科，並沒有一所綜合性大學存在。
而張伯苓想辦大學，不是說辦就辦，他是認真想做好這件事的。所以在1917年，他就去美國哥倫比亞師範學院留學——要辦好學，自己要先學好。
那一年，張伯苓已經41歲了。
哥倫比亞師範學院是一所著名的學府，院長是“心理起源論”的創始人、著名的教育學家孟祿（Paul Monroe），而教授裡更是有杜威（John Dewey）、基爾伯特里克(W·H·Kilpatrick)、蓋利斯（Galis ）這些教育名家。儘管張伯苓已經41歲了，但卻非常受歡迎，學院甚至免除了他學費，並且給了他榮譽獎學金。
在一年多的學習時間裡，張伯苓刻苦認真，並且不斷比較美國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結合自己實踐和想法，逐漸建立一套適合中國的教育理論。1918年年中，張伯苓覺得自己學得差不多了，而哥倫比亞師範學院提出願意再給他追加獎學金，希望他再留下來，被張伯苓婉言謝絕。
他要學以致用，回去開辦中國人自己的大學。
嚴修、張伯苓等在美國考察教育時合影（前排：居中為嚴修，右為張伯苓）
回國之後，張伯苓和嚴修等人開始四處募捐，因為辦私立大學最缺的就是一個“錢”字。為了錢，張伯苓四處低頭求人，甚至會去求一些軍閥頭子，但他認為這不丟人，“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作，並不覺難堪。”
在張伯苓等人的奔走下，連黎元洪等人都紛紛解囊資助，共得募捐款近9萬元。1919年，在南開中學的南面空地上建起了兩幢教學樓，9月初進行新生入學考試，共招得96名學生。
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宣告正式成立。
大學成立之後，張伯苓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師資力量。在張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南開大學任教的老師名單是讓當時所有其他大學羨慕的：
梅光迪(文學)、竺可楨（氣象）、邱宗嶽（化學）、應尚德（生物）、姜立夫（數學）、饒毓泰（物理學）、司徒月蘭（英文）、蔣廷黻（歷史）、薛桂輪（礦物 學）、李濟（人類學）、吳大猷（物理學）、楊石先（化學）、徐謨（政治學）、蕭公權（政治學）、黃鈺生（心理學）、何廉（經濟學）……
這些人中，很多人原先都是從美國哈佛大學、克拉克大學等知名學府畢業的博士，乃至原先就已經在美國大學擔任副教授乃至教授。當時南開大學因為是私立大學，缺乏資金，開出的教師薪金其實低於其他大學教師薪金的，但很多著名的學者和教授還是願意到南開大學來任教，因為一是南開大學從不拖欠工資，二是南開大學的學術氛圍很好，大家都專心教學和學習。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張伯苓的人格魅力。
張伯苓和南開大學老師的合影。張伯笠擔任校長期間，南開大學財務狀況全部公開，放在校圖書館供隨便查閱。他本人長期只領120元月薪，只相當於當時其他大學校長的1/3，而學校的教授月薪不少都達到了300元。他的公車是一輛人力車，自己不用，全校老師均可使用。出差隨身帶殺臭蟲藥，因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館，衛生狀況極差。
5
在這樣的情況下，南開大學的實力和聲望迅速崛起。
當時，美國羅氏基金團派員前來參觀,聽了一節邱宗嶽先生講的化學課，對中國大學的化學教課水平大為驚歎，立即決定為南開大學的科學館捐款12.5萬元——當時科學館還沒開造。而南開大學的理科實力在當時全國聞名，也獲得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支持。
1922年，黃炎培曾與胡適有一個談話。黃炎培說：“怎麼才能評價一個學校的好壞？那就是你我願意把自己的子女送進去讀書。”胡適回答：“我的子弟，我都叫他們去上南開了。”
當時的社會各界名流，從梁啟超到黃興，從黎元洪到馮玉祥，從張學良到陳寅恪，從葉聖陶到陶行知，他們都把自己的子女或親戚送到“南開系”去讀書。因為他們信任南開的師資，更信任張伯苓的理念。
1937年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第一屆研究生畢業生合影
張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來，就是他立下的南開大學校訓：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張伯苓要求南開的學生“允公”，指的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過是本位主義而已，算不得什麼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教人，發揚集體的愛國思想，消滅自私的本位主義。”說到底，就是要將自己學習到的知識和才能，學以致用，報效祖國，奉獻社會。
而“日新月異”，是要求南開的學生能夠打破保守，積極進取，不斷適應時代潮流的變化。
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屆院士選舉，共選出81名院士，其中有9人都是南開出身。在上世紀30至40年代的南開畢業生中，後來成為新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的有57人。
那些我們熟悉的名字：周恩來，曹禺，朱光亞，吳大猷，陳省身，都是南開大學培養的學生。
6
必須還要提一下的，是張伯苓對體育的態度。
事實上，張伯苓非常注重“寓教於樂”，最反感的就是“死讀書”。在南開，戲劇和音樂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視的，而其中最受重視的，是體育。
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南開中學在校學生不過千餘名，但整個學校有15個籃球場、5個足球場、6個排球場、17個網球場、3處器械場和兩個帶有400米跑道的標準運動場。各種體育輕重器械一應俱全，甚至還專程從美國購進最新式全套背力器、手球、護膝等各種體育用品。
無論是南開中學還是南開大學，張伯苓規定學校必須保證每週3小時的體育課。無論男女同學，體育課課數沒上滿，或者測驗不及格者，都不能畢業。體育課考試分筆試與術科兩種。筆試是考試各種運動規則，術科是考核實際運動成績，其中男子100米的達標成績要14秒，籃球要求1分鐘投中7個球，其他跳高、跳遠、標槍、俯臥撐等項目也都有具體標準。
當時在全國範圍內，南開大學的籃球隊是最強的，足球隊也非常有名。
張伯苓認為，如果沒有強健的體魄和競賽的精神，讀書再好也是有欠缺的。
1920年代的南開大學校園。
1932年，天津的河北體育場舉行了華北運動會。當時離“九一八事變”週年不遠、看臺上，南開中學學生900人，每個人手裡拿著一把小旗，哨子一響，900人頓時打出“勿忘國恥”4個大字。成千上萬的觀眾先是愣住了，緊接著響起狂風驟雨般的掌聲。掌聲未斷，哨子又響，“收復失土”4個大字隨即出現。這時候體育場的中國觀眾很多都哭著跟著吶喊。被邀參加華北運動會的日軍駐津總領事怒不可遏，憤怒退席，隨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議。
張伯苓當時是裁判長，他事後把學生領袖找來，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你們討厭！”，第二句是“你們討厭得好！”，第三句是：“下回還那麼討厭！”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日軍在天津的重點轟炸目標就是南開中學和大學，全部炸燬。
張伯苓的體育情結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動力支撐：奧運會。
1904年美國的聖路易斯奧運會給了張伯苓第一次觸動：各國平等，公平競爭。1907年，張伯苓在天津第五屆聯合運動會閉幕典禮上發表了《雅典奧運會》的演說。他第一次提出：“雖然許多歐洲國家奧運選手獲獎希望甚微，但他們仍然派出選手參加奧運會。”他還建議：“中國人應該加緊準備，在不久的將來也出現在奧運賽場上。”
這是有記載的中國人第一次提出中國要參加奧運會。
1908年，張伯苓有幸觀看了在英國倫敦舉辦的第四屆奧運會，深受觸動，回國後就在校園裡向學生們介紹了奧運會的情況和理念。
也就是這一年，幾個南開的學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
“中國何時能派一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
“中國何時能派一支運動隊參加奧運會？”
“中國何時能自己舉辦一屆奧運會？”
這就是著名的“奧運三問”。
前兩問，張伯苓都努力給出了答案。
1932年，在張學良和張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運動員劉長春遠赴洛杉磯參加了第十屆奧運會，成為了“中國奧運第一人”，而劉長春的報名，就是張伯苓親自操辦的。
劉長春。他的故事可參看【延伸閱讀二】
四年後，在張伯苓等人和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積極支持下，中國派出由141人組成的體育代表團，前往德國柏林參加第11屆奧運會。
1945年抗戰勝利後，張伯苓在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會議上提出：“中國可以提出申辦1952年的第十五屆奧運會。”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辦奧運會。
7
1949年，張伯苓74歲了。
現在不少關於張伯苓的故事，會或多或少地略去他的晚年生活。
但是，出於對歷史的尊重，這個結尾，是必須要交代的。
1949年11月，陷入大敗局的蔣介石專門去了一次張伯苓家，希望他能一起去臺灣。但是，出於各方面原因，張伯苓拒絕了。張伯苓的孫女張媛和後來回憶，這裡面有張伯苓覺得自己年事已高，想葉落歸根的原因，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有人給張伯苓帶來一個口信：“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
“飛飛”，是周恩來的筆名。周恩來是南開大學的第一屆文科學生，和張伯苓的師生情誼長達數十年。
張伯苓留了下來。
1950年4月，張伯苓由重慶飛回南京，受到了周恩來的熱烈歡迎，當時的天津市市長黃敬，還受命要關照好老先生。
1946年，張伯苓獲美國哥倫比亞師範學院名譽博士
但很快，風向就變了。
因為張伯苓之前擔任過國民政府中央監察委員，還出任過南京國民政府的考試院院長，雖然他擔任職務後沒多久就深居簡出。此外，南開大學也在1946年被國民政府改為國立大學。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那段時間裡，他作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視了，而作為“國民黨高官”的身份卻被放大了。
1950年10月16日，也就是南開中學46週年校慶的前一晚，南開中學的一位老師專門來到了張伯苓家，找到了他的三子張錫祚，婉轉地表達了一個意思：“請老校長第二天不要去參加校慶了，可能會不方便。”
解放後，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都被收為國有。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細雨。張伯苓起床後，穿起雨衣後就要去南開中學——這所他一手創立的學校。張錫祚這時候說：“爸，外面下雨了，您還是別去了。”
聰明如張伯苓者，立刻體會到了兒子話中的含義。
他很快就脫下了雨衣：“好，既然下雨了，就暫時不去了吧。”
神色如常。
沒幾天，張伯苓的媳婦瞿安貴看到自己的公公站在房間內的窗前，長長嘆氣。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因為第二次中風，在家中溘然長逝，享年75歲。去世時，口袋中僅有7元4角錢和兩張舊戲票——錢，還是坐電車找剩的零錢。
張伯苓去世之後，只有天津的報紙刊登了他家人的“哀啟”，其他媒體都沒有做報道。
周恩來在第二天就趕來弔唁，但也沒有公開報道。
張伯苓去世的追悼會也開得很低調，當時很多人在觀察風向，連花圈也不敢送。送來花圈的，基本都是他的學生。
張伯苓的學生黃喻生念悼詞，當他念到“他悲傷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中學已經不認識他了。在校慶的那一天到禮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許可，他傷心極了”這句話時，自己也痛哭失聲。
趕來的重慶南開中學的校長俞傳鑑哭著發言：“張伯苓一切都是為了南開，他當考試院長也是因為他想把南開搞好，希望蔣介石幫助。如果張校長要做官，早就做了，南開就沒有今日了！”
當時已經是中科院副院長的陶孟和不顧顧忌專程趕來，他哭著發言：“我們今天追悼的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他不僅是中國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類的教育家！他為新中國準備了各種人才，並且他有許多學生是共產黨員，甚至還有共產黨的領導者。……我從小就失去了父親，讀書時張校長沒要我一分錢，張校長培養了我，是我一生都無以報答的！”
張伯苓的遺願，是希望將自己埋葬在南開大學校園內，但在當時被拒絕了，理由是“南開大學是人民的，不是張伯苓的”。
南開大學後來重新立起了張伯苓雕像，並遵照他的遺願，將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在雕像之下，讓他長眠在自己最愛的這片土地裡。（圖片來源：新浪博客“陳導的博客”）
但是，沒有人會忘記張伯苓。
正如那一年，曾在南開中學教過語文的老舍，和南開的學生曹禺在美國合寫的那首詩：
“知道有中國的，便知道有個南開。
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誰人不知，
南開有個張校長？！”
【饅頭說】
1900年，有一個人寫下了一篇《少年中國說》。
其中有一句，大家如今口口相傳：“少年強則國強。”
寫下這句話的，是梁啟超。
但真正去實踐這句話，乃至奉獻自己一生的熱血和生命的，是張伯苓。
張伯苓先生的一生，歷盡艱辛，先後創辦過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都堪稱中國現代教育歷史上的先鋒楷模。
他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代表，難免會有歷史侷限性，但正如他的追悼會上的悼詞所言，無論如何，“他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
張伯苓的一生，可以說是問心無愧。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而他追求的目的，不是個人的升官、發財或者揚名，而是真真切切希望能讓這個國家更富裕，更強大，是在用實際行動讓“少年強則國強。”
如今，我們談起教育和理念，都會說張伯苓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談起體育和奧運，都會說張伯苓先生是中國的“奧運第一人”。
但是，我們也不應忘記我們自己曾走過的一些彎路，對張伯苓先生曾經有過的不公。
時代當然是在曲折中發展和前進的，人的觀念也是。所幸我們現在已經不是生活在過去，但即便如此，依舊還是不能忘記一些值得銘記的人和事。
昔日少年今已強，勿忘張伯苓。
（完）
1、《允公允能 日新月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梁吉生，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1日）
2、《嚴修與張伯苓共同教育事業的開創》（陳鑫，《南開大學報》第1313期，第3版， 2016年10月14日）
3、《我在南開大學的前十年》（1926—1936）（何廉，英文《何廉回憶錄》中的一章，收入南開大學校長辦公室編：《張伯苓紀念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頁）
4、《教育家張伯苓》（胡適，1947年）
5、《說不完的張伯苓先生》（晉 紳，新浪博客，2013年2月4日）
6、《中國奧運先驅 張伯苓》（雨飛，《人民日報》2008年1月25日）
7、《鮮為人知的張伯苓追悼會》（南開大學校史網，2013年11月2日）
8、《“南開先生”張伯苓晚景淒涼》(百家號”挖歷史“，摘自《故人何寂寞Ⅱ》葉克飛著，京華出版社）
9、《民國往事之張伯苓不愛風花雪月，只為事業灑熱血》（曾雅嫻）
10、維基百科，百度百科“張伯苓”詞條
注：溫家寶同志也畢業於南開中學
閱讀更多 饅頭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