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磚家
說到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位皇帝，我們首先想到的一個詞就是"文景之治"。
這兩位皇帝開創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上的第一個公認的"盛世"：社會安定，法律清明，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經過兩位皇帝接近四十年的努力，到景帝后期時，國家的糧倉豐滿起來了，府庫裡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了。
但作為不朽盛世的開創者，漢文帝和漢景帝的帝王生涯，是充滿著艱辛和挑戰的，可以說，他們費盡心力，排除了千難萬阻，才走到了帝王事業的頂峰。
漢文帝漢景帝繼承的，是經歷過呂后專政，呂氏亂政之後的西漢江山，雖然漢高祖、漢惠帝和呂后為他們留下了已經相對比較充裕的經濟儲備，以及相對比較完備的政治制度，但經歷過漢惠帝、幾位少帝等服從於呂后的傀儡皇帝的統治，西漢政治生活中，威脅皇權的力量也在迅速壯大。
而漢文帝和漢景帝想有所作為，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這些力量的威脅，把實權牢牢的攥在手中。
一場西漢版的君主與皇族、臣屬勾心鬥角的紙牌屋的故事，正在上演。
先說漢文帝，漢文帝能夠登基，藉助的是平定諸呂之亂的幾位功臣的力量，而這幾位功臣，從漢文帝登基起，就成為掣肘漢文帝的擋路石。
周勃，在這位跟著劉邦打天下的老臣眼中，漢文帝之所以適合做皇帝，就因為他脾氣好，好控制，因此，在皇帝面前，這位老臣一向以匡正漢室，拯救漢朝的救星自居，在皇帝面前十分無禮。
而漢文帝對付他，用的是軟刀子，漢文帝對周勃十分尊敬，而且給了他當時漢朝權力最大最重要的官職：右丞相。周勃滿心歡喜的上班才發現，漢文帝給自己挖了一個大坑。
周勃是一個武夫，行軍打仗，搞搞軍事是可以的，但丞相，是要處理國家政務的，大字都不識幾個的周勃，一上任就楞住了。
不久以後，周勃一來發現自己著實不是做丞相的料，二來也感覺到了漢文帝是給自己下套，到時候乾的不好要被治罪，於是主動辭官回家了。
消除了功臣的威脅，漢文帝下一步要對付的就是強悍的諸侯王，確切說，就是自己的親弟弟淮南王劉長。
淮南王劉長是漢高祖最小的兒子，在漢文帝的時候，漢高祖其他的兒子都已經被呂后殺光或者病死了，只剩下了這哥倆，所以漢文帝對這個弟弟非常的好。
然而，這種好，其實是一種捧殺，就是先捧你，再殺你。
淮南王劉長在呂后時期就多行不法，到漢文帝在位更加跋扈囂張。
而漢文帝就這樣捧著他，慣著他，直到劉長覺得自己天下無敵了，開始玩陰謀準備造反，漢文帝立刻動手收拾了他。
這不是我不重視兄弟感情，是你自己找事的。就別怪哥哥了。
而在如何處置自己弟弟這件事上，漢文帝充分展現了自己的帝王心術。
他沒有殺死自己弟弟的身體，而是殺死了他的驕傲。
淮南王劉長這樣一個性格張揚、不會掩飾自己又特別驕狂的人，漢文帝沒有殺他，殺他會落得一個殺兄弟的罵名，他把劉長流放到天涯海角，徹底失去了自尊和自由的劉長，在路上絕食自殺了。
就這樣，翻雲覆雨之間，漢文帝除掉了一大強藩，還沒有給人落下任何欺負、殺害兄弟的口實。
漢文帝的高超帝王心術，也遺傳給了自己的兒子漢景帝。在對付野心勃勃的諸侯王方面，漢景帝的棋下的更加漂亮。
漢景帝時期，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叛軍主力直逼當時的梁國。
一邊是強兇霸道的吳楚七國叛軍，一方是雖然是自己親兄弟，但同樣實力強悍的梁王劉武。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非常喜歡劉武這個小兒子，曾經逼著漢景帝許諾千秋之後把皇位給他，這樣一個人，漢景帝是不喜歡的。
於是，他動了一些腦筋，讓梁王劉武把吳楚七國的主力堵在梁國，然後任憑劉武怎麼求救，漢景帝就是打哈哈。
這叫什麼呢？這叫驅狼鬥虎，最好的結果就是虎和狼一起死掉，再不濟，一個死掉，另一個元氣大傷，到時候也好收拾。漢景帝在一邊看戲，最後的結局是吳楚叛軍覆滅在梁國境內，而梁王劉武也損失極大，基本喪失了競爭帝位或者搶戲的實力。
對待功臣，漢景帝玩的手段也和漢文帝差不多，漢文帝玩了周勃，他兒子玩了周勃的兒子周亞夫。周亞夫是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大功臣，而他和他老爹一樣，也是一個勇夫，沒太高的情商，在漢景帝面前比較跋扈。
於是，漢景帝就設了一個套，套路周亞夫。他請周亞夫吃飯，主菜是一塊超大的肉，但不給周亞夫刀。於是周亞夫這個直腸漢暴怒了，在皇帝面前大呼小叫。
漢景帝等的就是這個機會，於是周亞夫領了一個君前失儀的罪名，回家反省。在回家反省期間，周亞夫又因為兒子給自己準備陪葬器物的事情被人告發，最後在監獄裡絕食自殺了。
就這樣，漢景帝也在悄無聲息之間，消除了威脅皇位的隱患，把權力收回了自己手裡。
煮酒君
公元前180年，呂后領了盒飯，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等人聯合一致，迎立劉恆為帝，史稱漢文帝，是為大漢王朝的新一任董事長。
劉董半路出家當皇上，因其從藩王承帝統，威望自然不比前代皇帝，所以異常的謹小慎微，尤其面對實力雄厚的諸侯王和武力功臣時更是如此。對稱病不朝，根本不屌自己的吳王劉濞；驕橫不法，兵資充盈的淮南王劉長都格外放縱。史載“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用咱的話說，這個皇帝不夠強勢，或者說太不強勢了。
國政上，只是繼承和延續了高祖、惠帝，甚至是呂后時期的傳統，任用武將為朝廷重臣，幾乎沒有創新和更張。據史書載：“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
對於文臣的使用則不注重才幹，更沒有建立必要的選拔和激勵機制。盲目重用年長的老者，而忽視青年的新銳之士，比如丞相周勃，為人敦厚但“不好文學”；太子太傅張相如，是“言事曾不能出口”的長者。
由於劉董的性格使然，往往以一人之言就提拔或罷黜官員，形同兒戲。周勃有大功於漢朝，而且對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當他辭相歸鄉後，有人告他欲行謀反。劉董居然就信了，下令逮捕周勃並送廷尉。對於漢室的社稷之臣，缺乏最起碼的尊重和信任，反映出劉董的寡恩和少義。
劉董對於觸犯到自己切身利益的行為，多主張嚴刑峻法，甚至是超過法律之規定而判之；而對於自己的親近，例如諸侯王啦，外戚啦，雖犯大罪，亦可放縱不裁。大臣張武收受賄賂被告發，文帝不僅沒有斥責審訊，反而更加賞賜，極大地助長了官員的貪慾。劉濞長年稱病不朝，劉董不僅不加追究，反而賜其權杖並準其不朝，為後來的吳楚七國之亂播下了禍根。
劉董事長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對於直言勸諫者多不喜歡，這點倒是和現在的社會風氣一致。賈誼可謂是一個直言上諫的名仕，其諫言多能切中時弊，大多切實可行，是非常適合於當時的治國治民的良策。
賈誼《治安策》中對當時漢朝所面臨的問題，進行了富有針對性的分析和闡述並作了詳盡的解答。此外，晁錯亦上書文帝,“言削諸侯事及法可更定者。”提醒董事長，必須得注意蕃王問題了，不然後患無窮。可惜！劉董對這些真知灼見，又沒重視，甚至造成“書數十上，文帝不聽”的尬聊局面，最終導致了七國之亂的發生。
漢初，推行黃老無為而治，是沒辦法，當時經歷秦末天下亂局後確實需要“與民休養“。高祖、惠帝和呂后時期，出於統治的需要而推崇黃老無為思想，就是少管閒事、循規蹈矩。但到了文帝時，這個休息的進程應該已經結束或者即將結束了，這時應該在保證黃老無為為主導的前提下，適當鼓勵其他思想的推行，比如儒家、法家。
但是文帝期間依然充斥著濃厚的黃老無為氛圍，在這種氛圍之下，劉董事長就稀裡糊塗的領完盒飯拜拜了。next！
老劉輕輕的走了，帶著他的無為。小劉輕輕的來了，也帶著他的無為。
劉啟即位之後，漢朝可以說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比較成熟了。漢王朝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休養生息，已呈現出了“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的可喜景象。開國時期的功勳老臣也相繼領了盒飯，沒領盒飯的也基本上退出了朝堂，舊的阻力越來越小。按道理說，小劉董事長景帝，這時完全可以甩開膀子好好幹一場了，不求大展宏圖來，好歹整出點兒動靜。我甚至都不奢求一定對，只要整點兒事情出來，錯了都不怕，錯了趕緊改就行啊。
可是，可是！這個小劉董事長自幼在黃老思想的薰陶和教育下長大，活活給養傻了。不思進取的思想甚濃，接過他老爹的傳承繼續無為，是個典型的無為皇帝和守城皇帝，甚至是平庸皇帝！
他的平庸，表現在對於好多問題不是看不見，而是看見了不知道如何解決。這點還不如學他老爹呢，看見了也裝沒看見。
關於削藩問題。小劉董事長剛上臺時，所有政事都遵從老爹以前的套路，繼續縱容和寬宥，使得各地的藩王進一步擴充了勢力。由於缺乏主見，在晁錯的一再忽悠下，又轉而開始推行削番政策，而且，選柿子先選硬的，第一個目標就對準了吳王劉濞。
再談談吳王劉濞，在漢景帝也就是小劉董事長還是太子的時候，就因為下棋而引發引發爭端，進而開始茬架並將吳王劉濞的兒子，而且還是太子給砍死了。事後文帝雖然氣憤，但是也並沒有嚴厲的處罰小劉董事長。這事兒，吳王劉濞本來就有怨恨。而今天，你小子又要削藩？而且還要拿我祭旗？想得美！
於是，在吳王劉濞的振臂高呼下，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七國之亂，勢如破竹般殺將過來，還美其名曰“誅晁錯、清君側”。在這種情況下，小劉董事長竟然怕了，開始對動亂者妥協，誅殺了對他忠心耿耿的晁錯。結果是顯然的，叛亂並沒有平息，最終還是依靠周亞夫的超常發揮才擊敗了叛軍，平息了七國之亂，維護了漢朝的統治。
景帝的平庸，還表現在政治手腕上，他是一個不稱職的董事長，更是一個不稱職的裁判。好的皇帝要把持朝政，還要保持各方勢力的平衡，而小劉董事長卻表現出偏袒所愛、輕信讒言和錯殺忠良，給大漢王朝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還好，人家生了個牛逼的兒子漢武帝劉徹，再要遇上個坑爹的兒子，大漢幾百年的歷史估計就該提前終結了。
這就是被歷史吹上天的“文景之治”，你說，是不是過了？我斷言，文景之治的功效被後世誇大了。
回答完畢！
文史不假
千百年來，人們對漢文帝、景帝父子治下的“盛世”很是推崇，稱頌那個時代社會安定、國富民強，不僅人口數量和財富激增，而且社會風氣積極向上，到處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幾乎可以跟堯帝、舜帝時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後世史學家在描述“文景之治”時不吝讚美之詞，比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便稱讚當時“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如果只看史籍的正面描述，那麼“文景之治”的確是個令人憧憬的時代，其成就確實值得歌頌。但若是拋棄先入為主的觀點，通過對史料進行深入地分析，尤其是對當時人的議論來做詳細的解讀，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所謂的“文景之治”其實是一個貧富懸殊現象極為嚴重、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飽肚子的時代，如果非要稱它為“盛世”，那也不過是一個“飢餓的盛世”。
首先，文、景時代的貧富懸殊現象極其嚴重。西漢初年崇尚黃老學說，實行“無為之治”，這固然有利於百姓的休養生息，但與此同時，卻也助長了貴族、豪強和商賈等勢力的“野蠻成長”。憑藉著與官府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極為雄厚的財力，這些人瘋狂地兼併土地，從而迫使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或淪落為流民，或被迫成為他們的佃農。
兼併者集團在侵佔大量的土地後，一方面向佃農徵收多達50%的地租，一方面則按照國家頒佈的稅率，向朝廷繳納稅率極低的地租（三十稅一，即3.33%），從中賺取數量極為驚人的差價，迅速積累起龐大的財富。而接下來，他們又會繼續進行新一輪的土地兼併，如此循環往復，漸漸地便使得社會上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狀（見《漢紀·武帝紀四》）。
再者，文景之世的百姓生活極苦。雖然跟秦末漢初相比，“文景之治”下的百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飽肚子，不至於餓死而已。原因無他，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和徭役極多，令百姓窮於應對的同時，難以實質性提高生活質量。根據史料記載，漢代的賦稅約有二十種名目，主要的是“田稅”和“口賦”，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徭役。雖然田稅稅率極低，但口賦和徭役卻很沉重，而這也是造成漢朝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
“文景之治”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在當時名臣晁錯、董仲舒的奏議中窺見一斑。作為景帝時期的御史大夫（副宰相），晁錯在《論貴粟疏》中不無沉痛地提到，當下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每年辛苦耕種一百畝土地，要應對官府的各種稅目和徭役，如果趕上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尚能填飽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災荒之年，則難免會忍飢挨餓，有甚者還要售賣兒女、田宅來完稅或應付徭役。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見《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與此同時，董仲舒在向漢武帝上書時，也曾議論到“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現狀，稱他們穿的是破衣爛衫，吃的是豬狗食，如果不肯做豪強的佃農，往往會在生計無著的情況下淪為盜匪，這樣的人往往成千上萬，難以禁止（“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引文同上）。
雖然“文景之治”並非想象中那般好，但若把它跟秦末漢初或漢武帝時期作對比，卻也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成就。畢竟，“文景之治”下的百姓還能填飽肚子，生命權還能得以保障，但如果不幸生活在秦末或漢武帝時期，那麼百姓們極可能去做“炮灰”，若平安地過完一生，簡直跟中了“六合彩”一般幸運。不是嗎？
史料來源：《史記》、《漢書》、《資治通鑑》
文史磚家
文景之治是古代政治文明的一個典範。
漢文帝的仁政
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他崇尚文治，作為皇帝，他有相當人性化的一面，這也使他的政治措施中，充滿人性的光輝。在冷漠的專制社會，文帝時代隱約浮現出一絲溫情。
公元前179年，是文帝元年。這一年，他廢除了連坐法。根據秦法，一人有罪，並坐其室家。漢初的律令沿用這條秦國法律，漢文帝一上臺，便下詔令，廢除此令，他認為：“法者，治之正也。”並對司法官員說：“如今犯法的人已經治罪，卻還要牽連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判刑或收為奴婢。我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可取。”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又廢除了誹謗罪與妖言罪。漢文帝以古代賢王為榜樣，認為法律中設誹謗罪、妖言罪，只能使官員們不敢斗膽直言，這就會使上級只聽到拍馬屁的話，卻不能發現自己的過失。官吏們在執法過程中，會濫用這種權利，致使百姓蒙冤，人人自危。漢文帝不以言罪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極大消除了百姓禍從口出的恐懼感。
到了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又廢除一項苛法：肉刑。肉刑是一種無人道的刑罰，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而且歷代一直沿用。在漢之前，肉刑種類很多，包括黥刑（在犯人臉上刺字）、劓刑（割鼻子）、斷腳、斷趾等。
廢除肉刑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大進步，不過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能在鞭笞五百之下生存下來的囚犯，少而又少。本來漢文帝的本意是減輕刑罰，卻導致本不該判處死刑的人，在鞭笞之下送了性命。到了漢文帝去世後，漢景帝繼位時，下一道詔令，將笞五百改為笞三百，笞三百改為笞二百。
漢景帝的仁政
漢文帝去世後，他的兒子劉啟繼位，是為漢景帝。
漢景帝劉啟無論在人格修養上還是政治才幹上，都不及漢文帝，不過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父親遺留下來的仁政傳統，使得西漢的黃金時代得到延續，後世把文帝、景帝的時代稱為“文景之治”，成為二千年專制時代中最具人性化色彩的時代。
肉刑被漢文帝廢除後，罪行較重者改為笞刑，前文說過，這種刑法也仍然存在問題，就是刑罰過重，經常導致受刑者喪命。漢景帝在公元前156年與144年，先後兩次降低刑罰的標準，笞五百最後降低到笞二百，笞三百則降為笞一百。即使如此，也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笞刑所用刑具標準不同，也會對犯人身體損壞造成不同的後果。如果只降低笞刑的次數，而沒有統一刑具，仍然可能存在濫用權力的現象。因此漢景帝又下令將刑具標準化，有一個細節也可以說明其人性化的考慮。由於刑具是用竹片製成，竹片上有突出的節，一律必須削平。另一個人性化的措施，是受刑者的受刑部位，一律在臀部，不得笞背，執刑過程中，不得中途換人，因為施刑者也有體力消耗，如果中途換人，那麼囚犯的苦楚當然要增加了。
從這些法律條文的細節處，可以看出漢景帝還是繼承父親寬厚、人性化的傳統。
文帝、景帝在位時間約四十年，政治上的清明與經濟上的發展，不僅使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也使得朝廷府庫充盈。文帝與景帝都沒有彪炳的武功，然而漢武帝時代的赫赫武功，並非無源之水。數十年的積累，使國家富強、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故而漢代之強盛，並不始於武帝，而是奠基於文景之治。
君山話史
“文景之治”是指漢文帝、景帝兩位皇帝對內輕傜薄賦、與民休息，對外與鄰罷兵、維持和平，從而使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出現的穩定、富裕的景象。這個盛世是人們期盼已久的，得來非常不容易。
中國早在周朝末年的春秋戰國時期就是諸侯混戰，幾百年間大大小小的戰事就沒停過。好不容易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總算不打仗了。但秦始皇用法家治國，刑法嚴厲、賦稅加重，還大興土木，人們的生活負擔仍然很重。但就是這種生活也沒有持續太久，不久就發生了陳勝、吳廣起義，以及後來的楚漢相爭，至使人口凋零，社會動盪，經濟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所以西漢初，漢高祖劉邦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但十幾年後又出現了諸呂之亂。諸呂被誅後，漢文帝繼位，朝政才逐步穩定下來。
“文景之治”雖不能與後世的盛唐相提並論，但它有很重大的意義。
其一，“文景之治”是春秋戰國往後出現的第一個治世，這種長時間的（文、景共四十一年）社會穩定，安居樂業是幾百年來人們一直渴望的。
其二，漢武帝時徵匈奴，破南越、衛氏朝鮮等擴張行動，使漢朝的領土擴大了近一倍，這些都要依賴“文景之治”打下的物質基礎。
孔六十三
文帝生活十分節儉，宮室內衣服沒有增添，衣不曳地，車類也沒有添，帷帳不施文繡，更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因此，國家的開支有所節制，貴族官僚不敢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就是休養生息的政策。
文帝、景帝還重視農業，曾多次下令勸課農桑，根據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員，並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生產。獎勵努力耕作的農民，勸解百官關心農桑。每年春耕時，他們親自下地耕作，給百姓做榜樣。文景時期，重視“以德化民”，當時社會比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來。
要說文景之治的成就，個人覺得是比較高的，在經過秦末暴亂，楚漢之爭。劉邦統一了中國大地，建立了漢王朝。建立初就是個爛攤子，國力衰弱，人口少等。經過文景之治後，讓這個國家變得強大富庶，使這個國家穩定了下來。到了武帝時期，才有痛殲匈奴，洗刷國恥的強大實力。打仗就是打錢，武帝打仗的錢都是文景之治來的。所以說文景之治的成就很高。
舊夢v新詞
文景兩代重道家，也就無為而治，文帝能得到皇位，本身有太多的因素，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幸運在裡面，賈誼，晁錯的戰略方案，其實文帝都是瞭解的，這兩人文帝都未重用，晁錯被景帝重用，看似操之過急的削蕃策，引發吳楚之亂，其實都是歷史的必然，景帝未看清這點錯殺之。封王過多，又無法做到列侯之國，邊境匈奴的侵犯，只能嫁親送禮圖一時的和平，文景兩代帝王的苟安方略，為武帝的偉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與民休養生息，厲兵秣馬，幾乎每家都有馬，生產總值蹭蹭的上漲。武帝期幾乎就是集中皇權，削弱相權，削蕃，加強軍隊訓練，大漢建國七十餘年的家當，讓武帝來做所有前代未做之事，文景之治，的歷史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I一打七
歷史事件，都有其歷史時代的侷限性！
‘文景之治’也不例外！但總的來說，‘文景之治’對當時西漢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特別是節省行政開支，輕薄徭役，降低賦稅，與民休息的政策，直接顯現的社會效果就是，人口增長迅速，土地大量墾闢，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有很大盈餘！
雖然有‘文景之治’的盛世美名，但我們也不妨從歷史另一側面去了解一下文帝的用人之道，做為探究歷史真象的一個窗口——
《賈生》 李商隱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雲捲雲舒152754837
中國的老百姓對統治者其實也沒有太多的要求，休養生息不折騰在他們眼中就是好皇帝。
可惜這再簡單不過的要求大部分時候也得不到滿足。皇帝們大都愛折騰，對外窮兵黷武，“雖遠必誅”，對內橫徵暴斂，盯著老百姓的錢袋子不放。
漢文帝劉桓和景帝劉啟難得地做到了這一點。父子倆在位期間輕徭薄賦不擾民間，與匈奴和親，也沒有“開疆拓土”的野心。積四十年，國庫充實，民生安定。自秦至今兩千多年，這樣的治世屈指可數。“文景之治”之獲後世盛稱，概在於此。
陳夫子讀史
這個毋庸置疑的，自漢高祖以民休養生息輕搖賦稅政策之後使得百姓更好的勞作營生，開國後隨有過一段誅呂的兵戈但民間未有動盪，後來文景二帝高祖政策使得繼續實行這一政策，後來景帝廢除重刑責罰除去底層百姓的苦源，國家政策鼓勵百姓放開幹，開國50年在文景二帝的治理下漢朝國力達到鼎盛，這也給後來的武帝開疆擴土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