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砖家
说到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位皇帝，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文景之治"。
这两位皇帝开创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上的第一个公认的"盛世"：社会安定，法律清明，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经过两位皇帝接近四十年的努力，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
但作为不朽盛世的开创者，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帝王生涯，是充满着艰辛和挑战的，可以说，他们费尽心力，排除了千难万阻，才走到了帝王事业的顶峰。
汉文帝汉景帝继承的，是经历过吕后专政，吕氏乱政之后的西汉江山，虽然汉高祖、汉惠帝和吕后为他们留下了已经相对比较充裕的经济储备，以及相对比较完备的政治制度，但经历过汉惠帝、几位少帝等服从于吕后的傀儡皇帝的统治，西汉政治生活中，威胁皇权的力量也在迅速壮大。
而汉文帝和汉景帝想有所作为，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这些力量的威胁，把实权牢牢的攥在手中。
一场西汉版的君主与皇族、臣属勾心斗角的纸牌屋的故事，正在上演。
先说汉文帝，汉文帝能够登基，借助的是平定诸吕之乱的几位功臣的力量，而这几位功臣，从汉文帝登基起，就成为掣肘汉文帝的挡路石。
周勃，在这位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老臣眼中，汉文帝之所以适合做皇帝，就因为他脾气好，好控制，因此，在皇帝面前，这位老臣一向以匡正汉室，拯救汉朝的救星自居，在皇帝面前十分无礼。
而汉文帝对付他，用的是软刀子，汉文帝对周勃十分尊敬，而且给了他当时汉朝权力最大最重要的官职：右丞相。周勃满心欢喜的上班才发现，汉文帝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周勃是一个武夫，行军打仗，搞搞军事是可以的，但丞相，是要处理国家政务的，大字都不识几个的周勃，一上任就楞住了。
不久以后，周勃一来发现自己着实不是做丞相的料，二来也感觉到了汉文帝是给自己下套，到时候干的不好要被治罪，于是主动辞官回家了。
消除了功臣的威胁，汉文帝下一步要对付的就是强悍的诸侯王，确切说，就是自己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
淮南王刘长是汉高祖最小的儿子，在汉文帝的时候，汉高祖其他的儿子都已经被吕后杀光或者病死了，只剩下了这哥俩，所以汉文帝对这个弟弟非常的好。
然而，这种好，其实是一种捧杀，就是先捧你，再杀你。
淮南王刘长在吕后时期就多行不法，到汉文帝在位更加跋扈嚣张。
而汉文帝就这样捧着他，惯着他，直到刘长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开始玩阴谋准备造反，汉文帝立刻动手收拾了他。
这不是我不重视兄弟感情，是你自己找事的。就别怪哥哥了。
而在如何处置自己弟弟这件事上，汉文帝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帝王心术。
他没有杀死自己弟弟的身体，而是杀死了他的骄傲。
淮南王刘长这样一个性格张扬、不会掩饰自己又特别骄狂的人，汉文帝没有杀他，杀他会落得一个杀兄弟的骂名，他把刘长流放到天涯海角，彻底失去了自尊和自由的刘长，在路上绝食自杀了。
就这样，翻云覆雨之间，汉文帝除掉了一大强藩，还没有给人落下任何欺负、杀害兄弟的口实。
汉文帝的高超帝王心术，也遗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汉景帝。在对付野心勃勃的诸侯王方面，汉景帝的棋下的更加漂亮。
汉景帝时期，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叛军主力直逼当时的梁国。
一边是强凶霸道的吴楚七国叛军，一方是虽然是自己亲兄弟，但同样实力强悍的梁王刘武。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非常喜欢刘武这个小儿子，曾经逼着汉景帝许诺千秋之后把皇位给他，这样一个人，汉景帝是不喜欢的。
于是，他动了一些脑筋，让梁王刘武把吴楚七国的主力堵在梁国，然后任凭刘武怎么求救，汉景帝就是打哈哈。
这叫什么呢？这叫驱狼斗虎，最好的结果就是虎和狼一起死掉，再不济，一个死掉，另一个元气大伤，到时候也好收拾。汉景帝在一边看戏，最后的结局是吴楚叛军覆灭在梁国境内，而梁王刘武也损失极大，基本丧失了竞争帝位或者抢戏的实力。
对待功臣，汉景帝玩的手段也和汉文帝差不多，汉文帝玩了周勃，他儿子玩了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周亚夫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大功臣，而他和他老爹一样，也是一个勇夫，没太高的情商，在汉景帝面前比较跋扈。
于是，汉景帝就设了一个套，套路周亚夫。他请周亚夫吃饭，主菜是一块超大的肉，但不给周亚夫刀。于是周亚夫这个直肠汉暴怒了，在皇帝面前大呼小叫。
汉景帝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于是周亚夫领了一个君前失仪的罪名，回家反省。在回家反省期间，周亚夫又因为儿子给自己准备陪葬器物的事情被人告发，最后在监狱里绝食自杀了。
就这样，汉景帝也在悄无声息之间，消除了威胁皇位的隐患，把权力收回了自己手里。
煮酒君
公元前180年，吕后领了盒饭，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等人联合一致，迎立刘恒为帝，史称汉文帝，是为大汉王朝的新一任董事长。
刘董半路出家当皇上，因其从藩王承帝统，威望自然不比前代皇帝，所以异常的谨小慎微，尤其面对实力雄厚的诸侯王和武力功臣时更是如此。对称病不朝，根本不屌自己的吴王刘濞；骄横不法，兵资充盈的淮南王刘长都格外放纵。史载“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用咱的话说，这个皇帝不够强势，或者说太不强势了。
国政上，只是继承和延续了高祖、惠帝，甚至是吕后时期的传统，任用武将为朝廷重臣，几乎没有创新和更张。据史书载：“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
对于文臣的使用则不注重才干，更没有建立必要的选拔和激励机制。盲目重用年长的老者，而忽视青年的新锐之士，比如丞相周勃，为人敦厚但“不好文学”；太子太傅张相如，是“言事曾不能出口”的长者。
由于刘董的性格使然，往往以一人之言就提拔或罢黜官员，形同儿戏。周勃有大功于汉朝，而且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当他辞相归乡后，有人告他欲行谋反。刘董居然就信了，下令逮捕周勃并送廷尉。对于汉室的社稷之臣，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反映出刘董的寡恩和少义。
刘董对于触犯到自己切身利益的行为，多主张严刑峻法，甚至是超过法律之规定而判之；而对于自己的亲近，例如诸侯王啦，外戚啦，虽犯大罪，亦可放纵不裁。大臣张武收受贿赂被告发，文帝不仅没有斥责审讯，反而更加赏赐，极大地助长了官员的贪欲。刘濞长年称病不朝，刘董不仅不加追究，反而赐其权杖并准其不朝，为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播下了祸根。
刘董事长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于直言劝谏者多不喜欢，这点倒是和现在的社会风气一致。贾谊可谓是一个直言上谏的名仕，其谏言多能切中时弊，大多切实可行，是非常适合于当时的治国治民的良策。
贾谊《治安策》中对当时汉朝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阐述并作了详尽的解答。此外，晁错亦上书文帝,“言削诸侯事及法可更定者。”提醒董事长，必须得注意蕃王问题了，不然后患无穷。可惜！刘董对这些真知灼见，又没重视，甚至造成“书数十上，文帝不听”的尬聊局面，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的发生。
汉初，推行黄老无为而治，是没办法，当时经历秦末天下乱局后确实需要“与民休养“。高祖、惠帝和吕后时期，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推崇黄老无为思想，就是少管闲事、循规蹈矩。但到了文帝时，这个休息的进程应该已经结束或者即将结束了，这时应该在保证黄老无为为主导的前提下，适当鼓励其他思想的推行，比如儒家、法家。
但是文帝期间依然充斥着浓厚的黄老无为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下，刘董事长就稀里糊涂的领完盒饭拜拜了。next！
老刘轻轻的走了，带着他的无为。小刘轻轻的来了，也带着他的无为。
刘启即位之后，汉朝可以说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比较成熟了。汉王朝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已呈现出了“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可喜景象。开国时期的功勋老臣也相继领了盒饭，没领盒饭的也基本上退出了朝堂，旧的阻力越来越小。按道理说，小刘董事长景帝，这时完全可以甩开膀子好好干一场了，不求大展宏图来，好歹整出点儿动静。我甚至都不奢求一定对，只要整点儿事情出来，错了都不怕，错了赶紧改就行啊。
可是，可是！这个小刘董事长自幼在黄老思想的熏陶和教育下长大，活活给养傻了。不思进取的思想甚浓，接过他老爹的传承继续无为，是个典型的无为皇帝和守城皇帝，甚至是平庸皇帝！
他的平庸，表现在对于好多问题不是看不见，而是看见了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点还不如学他老爹呢，看见了也装没看见。
关于削藩问题。小刘董事长刚上台时，所有政事都遵从老爹以前的套路，继续纵容和宽宥，使得各地的藩王进一步扩充了势力。由于缺乏主见，在晁错的一再忽悠下，又转而开始推行削番政策，而且，选柿子先选硬的，第一个目标就对准了吴王刘濞。
再谈谈吴王刘濞，在汉景帝也就是小刘董事长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因为下棋而引发引发争端，进而开始茬架并将吴王刘濞的儿子，而且还是太子给砍死了。事后文帝虽然气愤，但是也并没有严厉的处罚小刘董事长。这事儿，吴王刘濞本来就有怨恨。而今天，你小子又要削藩？而且还要拿我祭旗？想得美！
于是，在吴王刘濞的振臂高呼下，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势如破竹般杀将过来，还美其名曰“诛晁错、清君侧”。在这种情况下，小刘董事长竟然怕了，开始对动乱者妥协，诛杀了对他忠心耿耿的晁错。结果是显然的，叛乱并没有平息，最终还是依靠周亚夫的超常发挥才击败了叛军，平息了七国之乱，维护了汉朝的统治。
景帝的平庸，还表现在政治手腕上，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董事长，更是一个不称职的裁判。好的皇帝要把持朝政，还要保持各方势力的平衡，而小刘董事长却表现出偏袒所爱、轻信谗言和错杀忠良，给大汉王朝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还好，人家生了个牛逼的儿子汉武帝刘彻，再要遇上个坑爹的儿子，大汉几百年的历史估计就该提前终结了。
这就是被历史吹上天的“文景之治”，你说，是不是过了？我断言，文景之治的功效被后世夸大了。
回答完毕！
文史不假
千百年来，人们对汉文帝、景帝父子治下的“盛世”很是推崇，称颂那个时代社会安定、国富民强，不仅人口数量和财富激增，而且社会风气积极向上，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几乎可以跟尧帝、舜帝时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后世史学家在描述“文景之治”时不吝赞美之词，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便称赞当时“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如果只看史籍的正面描述，那么“文景之治”的确是个令人憧憬的时代，其成就确实值得歌颂。但若是抛弃先入为主的观点，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地分析，尤其是对当时人的议论来做详细的解读，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所谓的“文景之治”其实是一个贫富悬殊现象极为严重、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饱肚子的时代，如果非要称它为“盛世”，那也不过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首先，文、景时代的贫富悬殊现象极其严重。西汉初年崇尚黄老学说，实行“无为之治”，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但与此同时，却也助长了贵族、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野蛮成长”。凭借着与官府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或沦落为流民，或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
兼并者集团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后，一方面向佃农征收多达50%的地租，一方面则按照国家颁布的税率，向朝廷缴纳税率极低的地租（三十税一，即3.33%），从中赚取数量极为惊人的差价，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而接下来，他们又会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如此循环往复，渐渐地便使得社会上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见《汉纪·武帝纪四》）。
再者，文景之世的百姓生活极苦。虽然跟秦末汉初相比，“文景之治”下的百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饱肚子，不至于饿死而已。原因无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和徭役极多，令百姓穷于应对的同时，难以实质性提高生活质量。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很沉重，而这也是造成汉朝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
“文景之治”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在当时名臣晁错、董仲舒的奏议中窥见一斑。作为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副宰相），晁错在《论贵粟疏》中不无沉痛地提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要应对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如果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完税或应付徭役。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与此同时，董仲舒在向汉武帝上书时，也曾议论到“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现状，称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猪狗食，如果不肯做豪强的佃农，往往会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沦为盗匪，这样的人往往成千上万，难以禁止（“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引文同上）。
虽然“文景之治”并非想象中那般好，但若把它跟秦末汉初或汉武帝时期作对比，却也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毕竟，“文景之治”下的百姓还能填饱肚子，生命权还能得以保障，但如果不幸生活在秦末或汉武帝时期，那么百姓们极可能去做“炮灰”，若平安地过完一生，简直跟中了“六合彩”一般幸运。不是吗？
史料来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
文史砖家
文景之治是古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典范。
汉文帝的仁政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他崇尚文治，作为皇帝，他有相当人性化的一面，这也使他的政治措施中，充满人性的光辉。在冷漠的专制社会，文帝时代隐约浮现出一丝温情。
公元前179年，是文帝元年。这一年，他废除了连坐法。根据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汉初的律令沿用这条秦国法律，汉文帝一上台，便下诏令，废除此令，他认为：“法者，治之正也。”并对司法官员说：“如今犯法的人已经治罪，却还要牵连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判刑或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又废除了诽谤罪与妖言罪。汉文帝以古代贤王为榜样，认为法律中设诽谤罪、妖言罪，只能使官员们不敢斗胆直言，这就会使上级只听到拍马屁的话，却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官吏们在执法过程中，会滥用这种权利，致使百姓蒙冤，人人自危。汉文帝不以言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消除了百姓祸从口出的恐惧感。
到了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又废除一项苛法：肉刑。肉刑是一种无人道的刑罚，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历代一直沿用。在汉之前，肉刑种类很多，包括黥刑（在犯人脸上刺字）、劓刑（割鼻子）、断脚、断趾等。
废除肉刑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能在鞭笞五百之下生存下来的囚犯，少而又少。本来汉文帝的本意是减轻刑罚，却导致本不该判处死刑的人，在鞭笞之下送了性命。到了汉文帝去世后，汉景帝继位时，下一道诏令，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
汉景帝的仁政
汉文帝去世后，他的儿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
汉景帝刘启无论在人格修养上还是政治才干上，都不及汉文帝，不过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父亲遗留下来的仁政传统，使得西汉的黄金时代得到延续，后世把文帝、景帝的时代称为“文景之治”，成为二千年专制时代中最具人性化色彩的时代。
肉刑被汉文帝废除后，罪行较重者改为笞刑，前文说过，这种刑法也仍然存在问题，就是刑罚过重，经常导致受刑者丧命。汉景帝在公元前156年与144年，先后两次降低刑罚的标准，笞五百最后降低到笞二百，笞三百则降为笞一百。即使如此，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笞刑所用刑具标准不同，也会对犯人身体损坏造成不同的后果。如果只降低笞刑的次数，而没有统一刑具，仍然可能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因此汉景帝又下令将刑具标准化，有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其人性化的考虑。由于刑具是用竹片制成，竹片上有突出的节，一律必须削平。另一个人性化的措施，是受刑者的受刑部位，一律在臀部，不得笞背，执刑过程中，不得中途换人，因为施刑者也有体力消耗，如果中途换人，那么囚犯的苦楚当然要增加了。
从这些法律条文的细节处，可以看出汉景帝还是继承父亲宽厚、人性化的传统。
文帝、景帝在位时间约四十年，政治上的清明与经济上的发展，不仅使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也使得朝廷府库充盈。文帝与景帝都没有彪炳的武功，然而汉武帝时代的赫赫武功，并非无源之水。数十年的积累，使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故而汉代之强盛，并不始于武帝，而是奠基于文景之治。
君山话史
“文景之治”是指汉文帝、景帝两位皇帝对内轻傜薄赋、与民休息，对外与邻罢兵、维持和平，从而使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出现的稳定、富裕的景象。这个盛世是人们期盼已久的，得来非常不容易。
中国早在周朝末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诸侯混战，几百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事就没停过。好不容易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总算不打仗了。但秦始皇用法家治国，刑法严厉、赋税加重，还大兴土木，人们的生活负担仍然很重。但就是这种生活也没有持续太久，不久就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以及后来的楚汉相争，至使人口凋零，社会动荡，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西汉初，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十几年后又出现了诸吕之乱。诸吕被诛后，汉文帝继位，朝政才逐步稳定下来。
“文景之治”虽不能与后世的盛唐相提并论，但它有很重大的意义。
其一，“文景之治”是春秋战国往后出现的第一个治世，这种长时间的（文、景共四十一年）社会稳定，安居乐业是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渴望的。
其二，汉武帝时征匈奴，破南越、卫氏朝鲜等扩张行动，使汉朝的领土扩大了近一倍，这些都要依赖“文景之治”打下的物质基础。
孔六十三
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
文帝、景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
要说文景之治的成就，个人觉得是比较高的，在经过秦末暴乱，楚汉之争。刘邦统一了中国大地，建立了汉王朝。建立初就是个烂摊子，国力衰弱，人口少等。经过文景之治后，让这个国家变得强大富庶，使这个国家稳定了下来。到了武帝时期，才有痛歼匈奴，洗刷国耻的强大实力。打仗就是打钱，武帝打仗的钱都是文景之治来的。所以说文景之治的成就很高。
旧梦v新词
文景两代重道家，也就无为而治，文帝能得到皇位，本身有太多的因素，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幸运在里面，贾谊，晁错的战略方案，其实文帝都是了解的，这两人文帝都未重用，晁错被景帝重用，看似操之过急的削蕃策，引发吴楚之乱，其实都是历史的必然，景帝未看清这点错杀之。封王过多，又无法做到列侯之国，边境匈奴的侵犯，只能嫁亲送礼图一时的和平，文景两代帝王的苟安方略，为武帝的伟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民休养生息，厉兵秣马，几乎每家都有马，生产总值蹭蹭的上涨。武帝期几乎就是集中皇权，削弱相权，削蕃，加强军队训练，大汉建国七十余年的家当，让武帝来做所有前代未做之事，文景之治，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I一打七
历史事件，都有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
‘文景之治’也不例外！但总的来说，‘文景之治’对当时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节省行政开支，轻薄徭役，降低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直接显现的社会效果就是，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大量垦辟，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盈余！
虽然有‘文景之治’的盛世美名，但我们也不妨从历史另一侧面去了解一下文帝的用人之道，做为探究历史真象的一个窗口——
《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云卷云舒152754837
中国的老百姓对统治者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休养生息不折腾在他们眼中就是好皇帝。
可惜这再简单不过的要求大部分时候也得不到满足。皇帝们大都爱折腾，对外穷兵黩武，“虽远必诛”，对内横征暴敛，盯着老百姓的钱袋子不放。
汉文帝刘桓和景帝刘启难得地做到了这一点。父子俩在位期间轻徭薄赋不扰民间，与匈奴和亲，也没有“开疆拓土”的野心。积四十年，国库充实，民生安定。自秦至今两千多年，这样的治世屈指可数。“文景之治”之获后世盛称，概在于此。
陈夫子读史
这个毋庸置疑的，自汉高祖以民休养生息轻摇赋税政策之后使得百姓更好的劳作营生，开国后随有过一段诛吕的兵戈但民间未有动荡，后来文景二帝高祖政策使得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后来景帝废除重刑责罚除去底层百姓的苦源，国家政策鼓励百姓放开干，开国50年在文景二帝的治理下汉朝国力达到鼎盛，这也给后来的武帝开疆扩土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