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獨立出品【信仰反思】
文 | 馬麗
你有愛心嗎？當要付代價時，怎麼連聲音都不敢發出？我們不願反對自己社群中離我們很近的人。當受害者第一時間被威脅、真相被壓制，結果上百位女性只能站在法庭上當眾撕開傷口，因為無人願為她們而戰。當案件告終，教會在《華盛頓郵報》上向瑞秋一家公開認罪。
2019年1月22日，當瑞秋·丹何蘭德（Rachael Denhollander）走進美國加爾文大學著名的“一月講座”現場，所有觀眾起立向她鼓掌。這是觀眾給予講員唯一的一次全場致敬。
作為前體操運動員、現任反性侵事工的律師，瑞秋是第一位報警立案、公開揭露前美國體操隊隊醫、密西根州立大學校醫拉里·納薩爾（Larry Nassar）的性侵受害者。因為她的發聲和指證，2018年1月法庭審判時共有156名受納薩爾性侵的女性勇敢地站出來，面對施害者宣讀自己的聲明。
根據警方的記錄，有250多位受害人提出指控。據媒體報道，納薩爾可能利用職務侵犯了上千人。最終密西根州立大學向332位受害者提供賠償。納薩爾因此被媒體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多產’的性侵犯”。（見本刊去年2月文章正視並承認自己罪行的真相有多難 ——看美國體操隊醫性侵上百人案》）
在“一月講座”的現場，瑞秋的提問迴盪在整個會場：“一個小女孩的價值是多少？”
瑞秋緩緩說道，如果自己的價值、身份不建立在一個超驗不變的基石上，她無法勝過這個世界眾多聲音對自己的定義，包括法庭審判的裁決、公眾的回應和家人朋友的反應。世人無法給她一個安心的答案，只有上帝可以。而且上帝對她說，“你是寶貴的，你是無價的，甚至值得我的獨生子為你而死”。
聯想到2月初被美國媒體曝光的美南浸信會內部掩蓋性侵醜聞，以及兩天前被香港媒體曝光的循道衛理聯合會前會長及崇基神學院前院長盧龍光性騷擾醜聞，瑞秋的話可謂擲地有聲。
拉里·納薩爾
“每個人對我都很兇惡”
幾個月前，瑞秋被邀請在哈佛大學的真理論壇（Veritas Forum）演講時，分享自己幼年在教會就曾經被戀童癖者性侵。當作為受害者的她和家人發出聲音，換來的反而是他們不得不忍受第一次失去教會的傷痛。
當時她只有8歲，被教會一個戀童癖者猥褻。幸好教會中幾位受過心理學訓練的會友指出一些跡象，好心提醒了她的父母。瑞秋的父母警惕地做了防護措施，並告知教會。但“教會並沒有隔離施害者，反而把我們一家視為異類，認為我的父母在攻擊教會的弟兄”。
不僅如此，之前與瑞秋一家來往密切的家庭、朋友，得知此事後都與他們遠離。瑞秋說，年幼的她“一下子失去了原來熟悉、有安全感的人際網絡”。那種深深的被背叛感和不安，又是8歲的她很難理解的。其實她自己也描述不清自己是怎樣被侵害的，直等12歲後，她才有能力將事情對父母表述清楚。但到那時為止，她從大人的世界裡得到的回應一直都是：如果你不能拿出受猥褻的證據來，就只能沉默。而且，她從這段痛苦中學到：如果你發聲，你就會失去一切你曾經認為很寶貴的東西，包括信任的牧師和朋友圈。
幾年後，當15歲的瑞秋進入密西根州立大學體操隊開始訓練時，她毫不知情，等待她的是隊醫納薩爾。遇到瑞秋之前的9年裡，納薩爾已經成為一位剛硬、熟練的性侵慣犯。雖被舉報過四次，但受害者們都被密西根州立大學告知，她們接受的醫學治療程序是常規性的。
瑞秋回憶：“我在他醫治的過程中，感到很震驚、羞恥而且被羞辱。”但瑞秋從8歲時就被迫體會到的“沉默”原則，讓她無法說出口，甚至讓她質疑自己的判斷是否有誤。“我覺得一定是我自己的問題，因為如果這個醫生有問題，大人們一定會保護孩子的。如果大人都覺得他是好醫生，那一定是我自己有問題。”
此後，多種複雜的痛苦情緒從她心中生出來，包括羞恥、愧疚、疑惑，和覺得被周圍每一個成年人背叛的不安感。8歲時經歷的創傷再次被揭開，繼續留出膿液。等瑞秋自己意識到那位醫生的確在性侵自己時，她已經接受了他一年之久的治療。但瑞秋還是無法用語言描述出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要怎樣尋求公義？誰會聽一個16歲的體操新人說些什麼呢？又過了一年，瑞秋才將事情告訴父母，但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做。瑞秋說，“我只會是那樣一個無名的聲音，怎麼可能勝過那個有全國聲望的醫生，以及那些支持他的機構和制度？”
19歲，瑞秋選修法律，然後一直等待、觀察合適的時機，為自己當年的受害經歷尋求公義的處理。她開始為社交媒體網站撰寫倡導公義的文章。一位男讀者很好奇，年輕的瑞秋怎麼可以用如此深刻的分析、勇敢的語氣，為弱勢群體發言。他開始與瑞秋通信。當兩人之間的電郵達到900多頁以後，他們覺得要見面談談。當第一次見面後，他們就決定開始交往，直到結婚。瑞秋的丈夫目前是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系統神學在讀博士。
被納薩爾侵害17年之後，瑞秋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有一天，她看到一家小報紙上刊登了對美國體操協會掩蓋兩名教練（不是納薩爾）性侵的報道。她告訴自己：“時候到了，這是唯一的時機，如果錯過就不會再有機會了。”於是瑞秋寫信給這家報紙，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希望媒體可以公開報道。同時她開始研究密西根州法律，發現自己的案例還在時效期內，可以報警立案。於是瑞秋整理自己的案例，諮詢醫學及法律人士，成為第一個將性侵慣犯報警立案的女性。
當文章見報後，正如她所料，“每個人對我都很兇惡”。一年半的調查，對瑞秋來說是地獄一般的經歷。但警察調查結果很有效，納薩爾被控持有上萬張兒童淫穢圖片，以及對9位女性性侵。然後就是一年前讓全世界震驚的法庭審判，156位女性對著施害者的面，講出她們的傷痛。直到今天，警察還在受理針對此人的案件，估計超過上千女性曾被他侵犯。
神學“成為將惡最小化的工具”？
1月22日，瑞秋在加爾文大學的講演中提到：“我很難過地說，因為低劣的神學常常讓牧者糟糕地對待受害者，甚至加以更深的傷害。這讓教會成為性侵受害者最難得到幫助的地方。”
在題為《發聲之時：論公義與饒恕》的講演中，瑞秋說：“正是對公義和饒恕的錯誤理解，常讓教會、機構和個人，在回應侵害時讓施害者更有權力，而在輔導過程中給受害者帶來更深的傷害。”
她提到，公義和饒恕不僅關乎我們怎樣對待性侵，更與基督徒的信仰根基相關，是福音被正確傳講的兩大基石。“它們是基督品格的基本方面，錯誤呈現或錯誤應用它們，等於錯誤地見證救主的品格。……如果公義和饒恕被錯誤表述或應用，不僅讓受害者失去避難所和醫治，而且成為將惡最小化（minimizing evil）的工具。”
瑞秋引用馬丁·路德·金牧師的名言：“‘懦弱’會問，這樣做安全嗎？‘方便’會問，這樣有政治力度嗎？‘虛榮’會問，這有影響力嗎？但良心問的是，這樣做事對的嗎？”她說，總有一個時候，這樣做既不安全、也沒有政治力度，也沒有影響力，但還是需要有人去做，因為那是對的事。
遠早於她出現在指控納薩爾的法庭上，瑞秋就作為律師投身於反性侵事工。“我很瞭解怎樣的輔導是好的，我也知道當第二次傷害發生時的創傷有多大。”
2010年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發行的一部紀錄片《背叛》（Betrayal : Abus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Nova Scotia），講述了1970-1980年代發生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教會虐待醜聞。一個多子女的煤礦工人家庭，幾個男孩都曾被同一位牧者性侵，彼此之間卻互相不知道。當7歲的大衛（化名）告訴母親時，當即被媽媽扇了一巴掌：“你不能這樣詆譭上帝的僕人！”從那以後，大衛就很害怕告訴別人，或被別人發現他是受害者。那成了大衛的秘密。
直到他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後，他還多次想要自殺。40多歲的大衛告訴記者：“我想，如果我死了，就沒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沒想到，不久之後，大衛的哥哥自殺，留下遺言說，他再也無法忍受被性侵的秘密了。大衛才意識到，自己若早一點說出這個秘密，哥哥可能就不會死。這讓他願意發聲指證，但同時也讓他失去了教會的支持。
為什麼這些在時間上短暫的侵害（也有多次發生的侵害），會帶來纏繞一生的夢魘？為什麼一個男孩童年被性侵的經歷，讓他到了四十歲時仍痛苦萬分、哭泣著回憶？瑞秋在現場回應，性侵不同於其他侵害，它涉及對一個人身體私密部分的侵犯。性是人對自己產生尊嚴感、價值感和身份認同的一個核心部分。對基督徒來說，性是上帝為盟約中的婚姻關係所創造的，在一種自願相愛、深度委身的原則下才會綻放出最美的色彩。當自身的純潔與美好被踐踏，受害者會產生一種強烈的羞恥感、厭惡和自恨。這種對心靈的傷害，令許多人一生都難以痊癒。
在講座的問答環節，瑞秋被問到：“為什麼受害者總要過很久才會發聲？”的確，一個可悲的現實是，大部分性侵事件都只能在多年之後才被暴露出來。一些受害者甚至在沉默、等待和尋求心靈醫治過程中，已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年前，幾位父母與瑞秋同在法庭作證，他們哭訴自己被納薩爾性侵的女兒，並沒有活到公義彰顯的這一天。
瑞秋說，當受害者試圖發聲時，身邊人的回應常常是冷漠、不屑和指責。教會里更多了一種回應，就是要求受害者先饒恕、放下。因此，很多受害者都會覺得，與性侵相比，事後各種複雜矛盾的情緒，以及親友維護施害者的言行所帶來的傷害更深、更痛、更長久。這些發聲之後所經歷的挫敗，讓大部分受害者最終放棄了繼續發聲。
受害者常自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他要找上我？施害者常從熟人，尤其是熱心參與教會活動的會友中選擇下手對象。受害人的另一個特徵是，他們往往屬於弱勢群體，包括兒童、單身女性、單親母親、殘疾人等。顯然，施害者利用了教會內部不同階層權力結構的不平衡。（受害者被性侵後的常見反應，見文末表1）
“沒有其他人願意為她們而戰”
為什麼作為見證福音之公義和恩典的教會，竟然成了受害者難以獲得幫助的地方？
從童年的遭遇開始，瑞秋經常聽到周圍她曾信任的成年人用“饒恕”的措辭試圖淡化事情。他們常說，“事情並沒有那麼糟”；或說，“多大一點事！要放下，要走出來！”瑞秋說，教會里的人是最會講這些話的。起初聽到這些，瑞秋和她的父母都很氣憤，因為這些說辭讓惡行顯得好像不再是惡的。
類似反應的共有模式是對性侵之惡的淡化。對教會而言，大量案例表明，與其說人們在乎受傷的女孩、男孩，不如說他們似乎更看重事工的存在和“不要因此毀了某某牧師的服事生涯”。
瑞秋看到，教會社群中瀰漫著一種“保護主義”。為了某個機構的名聲，領袖們不惜掩蓋性侵。“教會、機構的制度培育出一種文化，讓施害者興旺、不懼怕、不被牽制，領袖不願聆聽，甚至利用人們彼此之間的友誼情感來牽制受害者發聲、壓制真相，根本談不上制定讓施害者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措施。帶來的結果就是幾百位女性只能站在法庭上，撕開自己私密的、多年疼痛的傷口給眾人看，因為沒有其他人願意為她們而戰。”
例如，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鮑布瓊斯大學（Bob Jones University）幾十年間持續掩蓋性侵醜聞，就連在2014年被專業調查機構GRACE確認、《紐約時報》等媒體公開報道之後，仍不願意面對自己內部文化需要改變的現實。這所大學往中國市場擴大招生時，因信息不對稱，許多中國家長都不知其醜聞內情。有人將美國媒體的報道翻譯成中文，提醒中國讀者，結果鮑布瓊斯大學很快發出聲明，義正言辭地否認媒體的報道。
對於自己站出來後遭遇的攻擊，瑞秋已經可以冷靜地分析這些說辭背後的心理機制。最常見的攻擊是：這些發聲的女性想要藉機出名、或者索要金錢賠償。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臨時校長約翰（John Engler）就公開這樣說。瑞秋為此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他，這位校長最終辭職。（常見的錯誤說辭與符合聖經說法的比較，見文末表2）
2018年5月，瑞秋在向福音派教會領袖發出的一份聲明中認為，缺乏愛心、面對罪惡不肯付代價，是基督徒在處理性侵事件時不斷陷入泥潭、重複犯錯的原因。“當這些發生在我們當中，我要問的是，你有愛心嗎？你的愛心足夠讓你做些什麼嗎？……我們希望看到福音真實的美好，現在卻被可怕地玷汙了。……我們都會說我們是有愛心的。但當要付代價的時候，怎麼人們一下子連發出聲音這一點代價都不願意承擔了呢？……你要知道，當這發生在我們自己的社群中時，才是最疼的。當我們反對那些離我們最近的人時，才是代價最高的。”
在瑞秋報警之後的兩年裡，她和丈夫雅各所屬的教會越來越不安。舊日的牧者、朋友不理解她為什麼要這樣做。在她出庭指控的前兩週，瑞秋一家選擇離開這間教會，並當庭表示，“我為性侵受害者發聲，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我失去了我的教會”。
當案件告終，瑞秋的行為被認可之後，這間教會在自己網站和《華盛頓郵報》上勇敢地發出了一封道歉聲明：“我們就是那間教會。……正因她決定不公開提及我們教會的名字，我們才能開始在沒有外界關注下，進入非常深的反思。……我們很徹底地向瑞秋一家和教會認罪，得到了他們的饒恕。”
正如瑞秋一再強調的，在教會粗製濫造的神學意識形態之下被掩蓋包裹的，其實是“社群自保主義”。這導致教會很難在舉報性侵上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揭露一個性侵的醜聞常需要有一個外人”。
如果連承認都無法做到，怎麼期待改變？瑞秋說，當性侵發生在其他機構或領域，教會群體總是很快發出譴責。但是，當他們內部有類似事情發生，卻總有人在第一時間譴責或威脅受害者。雙重標準會讓基督徒在大眾面前失去見證，好像他們的道德標準和文化土壤還不如好萊塢圈子。
瑞秋和她的先
“這份呼召早早就給了我”
2018年2月，在接受《今日基督教》採訪時，瑞秋以一個尖銳的設想挑戰福音派基督徒反思自己和教會的屬靈光景：“如果我的施害者不是校醫納薩爾，……而是某位名牧，如果事情不是發生在密西根州立大學，而是在教會事工裡，我不僅不會得到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還會被牧師謾罵、被謊言攻擊，很多人會遠離我。這就是現實。”
正是那些掩蓋者、縱容者的作為，替性侵的發生預備了文化土壤。那通常就是權力濫用的土壤。瑞秋稱他們為“教唆者”（Enabler）。在一個共謀結構裡，他們讓施害者本可以被制止的行為得以繼續下去。於是，受害者從一個演變為成百上千個。
1月22日，在加爾文大學的講座現場，在談到教會領袖的作為時，瑞秋用目光直視著觀眾說：“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很多領袖和未來的領袖，我請求你們在談論性侵施害者時，謹慎你們的態度，因為那會決定很多潛在未發出聲音的受害者是否覺得你是可信任、可安全訴說的人。”她的意思是，如果領袖釋放出將惡最小化的說辭，那會是一個公開的信號，讓人群中被罪惡傷害的人失望。
在提問環節，有人問，如果朋友被性侵，自己想幫她報警，但受害者自己不願意，該怎麼辦？瑞秋建議，需要尊重受害者的聲音和選擇，因為這兩樣正是他們被剝奪的東西。
講座結束之後，人們在會場外排起長隊想要與她交談。當記者問她：“你覺得未來事情會不會往更好的方向發展？”瑞秋回答：“今天社會上人們冷漠和沉默的力量太大了，我不認為施害者會自己停手，有大量的工作等著我們去做。”她補充道，“這份呼召不是我自己尋求的，但卻早早就給了我。”
這些年，教會事工常用“運動”一詞來描述某種復興。這些“運動”中，有些屬於人為造勢，有些則勢不可擋。當我們想到，十字架不但彰顯了神的恩慈與饒恕，同樣將神對罪的憤怒顯明給世人：為了恢復公義，祂讓自己無罪的愛子承受極致的刑罰，代贖人類之罪，我們就有理由預期，教會中的咪兔運動（現在已被稱為“Church Too”）方興未艾，直到祂的心意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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