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文化正在逐渐流失，为什么作为浙江人的我乐意看到这种现象其他頭條網

作为一个浙江人，过年回家最令我头疼的一件事估计是很多人完全没有想到的，那就是语言问题。说到这里很多人就理解不了了，都啥年代了，再说你一个大学毕业的，回家还会有语言问题？

不是吴语区的人肯定完全无法理解，众所周知，浙江省自古就有一个民谣叫做“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打个比方，我所在的城市是浙江地级市金华，金华下辖义乌、东阳、兰溪、永康等八个县市，其中金华本市有方言十种上下，义乌更是十八种完全不同的方言、东阳有五种以上的方言（多数以镇为单位），换句话说，仅仅一个金华市就有几近半百完全不同的方言（已剔除可听懂的小差异性方言）。而更具体一点，由于近年来的城乡结合，搬到城里以后，我发现自己听不懂离我家十米远小区前排老乡（搬来之前他跟我在不同的镇）讲的话。

那这里问题就来了，实际上一般来说常年在本市生活的人多数会两至三种以上方言，为出生地方言和市区方言。但是由于现在的年轻人多数大学之后就出门在外，所以只会一种出生地方言，于是就造成了回到市区本地语言不通的窘境。

于是乎当听闻“方言”逐渐消失的时候，别提浙江人有多开心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借着“过年回家的烦心事”，来聊一聊，清末民国时期，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要推广普通话这件事，以及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又为何说没有方言的消失，就没有如今祖国的强大。

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君主就推行以其国都为标准音的全国通用语言，既“雅言”。这点实际上非常好理解，古人当然也明白一个政权要有好的统治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国语”，但很遗憾的是直到清代以前，中国“雅言”都不是强制性语言，自然历朝历代的君主也不会去强行推广属于自己王朝的“国语”。

于是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甚至间接导致了自秦后中国历代王朝不超过三百年国运的悖论，那就是没有强制统一语言造成几近与无的基层管控力和割据势力发展温床。

这样说或许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用更通俗的例子来解释。比如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由于土木堡之变被迫把帝位让给其弟明代宗朱祁钰。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其于公元1457年发动夺门之变成功复位。

按理说国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然而事实却是北方临近京畿一代的地方还好，但是一跨越长江以南多方言地区，老百姓既不关心现在紫禁城里坐着的是谁，也不知道坐着的是谁，什么英宗复辟，他们连英宗是谁都不知道。

除去当时文盲多以外，更重要的是作为信息传播最为重要的“语言“，到了这块地之后也犹如进入了外星球，完全断了传播。

同时也正是因此，当时南方的地方豪强，士族几近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地方割据，因为不管这些“有心人”说什么，对国政毫不知情的老百姓基本是你说什么就会信什么，这又是为什么自古农民起义不断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情况直到雍正六年（1728年），当时雍正帝有感福建官员的奏折都是闽南语，给其批阅奏章造成重大麻烦，逐下令全国“公务员”必须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国语”，未学习“国语”的人将不得应试科举。这条“圣旨”对推行全国统一语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开端，但是它依旧有非常大的局限性，那就是仅仅对“读书人”而言。

当然了，就整个世界来说，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各种语言不尽相同，然而此时的西方发生了一场影响整个世界的运动，令当时的人们意识到统一语言的重要性，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贫民认识到了自己也是有人权的，但是怎么认识的呢？当时印刷机+纸张使得知识传播变为“廉价”固然很重要，但是在识字率极低贫民阶层，大家获取“思想”最重要的方式最便捷的还是“语言”，那么消除“语言”之间的隔阂—“方言”，就成为了革命者必须要强制推行统一语言的原因。所以当时的法国就在全国小学中强行推动法语教育，要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全国大约有一半的人完全不会法语。

之后，在全世界改革浪潮之下，强制统一语言，令新思想下沉到最基层，彻底发动群众的力量推动国家进步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著名教育家，内阁中枢，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在目睹通过“维新革命”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日本后认为“中国要办好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日本”，于是奏请清政府，带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也正是这时候，日本人向吴汝纶介意：

中国要想发展，则必须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东游丛录》

这是因为“明治维新”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推行国语（东京话），受此震撼。吴汝纶当即写信给大臣张百熙、王照，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并得到了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意识到“统一国语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比如近代著名革命家秋瑾、语言学家朱文熊等。1909年，在吴汝纶的号召下清政府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并于1911年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正式开启了中国的国语统一推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