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下半年，我去深圳打工謀生。對於我來說，那是最為倒黴的半年。深圳人喜歡把我叫成為內地人。那時候那邊治安有點亂。也許是外來人口驟增的緣故吧！
當時我在深圳一家組裝兒童自行車的工廠上班。一天16個小時連軸轉，經常是精疲力竭。打工半年，我已經生病了十幾回。每次，醫生都說我是營養不良，免疫力低。好不容易捱到農曆臘月二十工廠才決定放假，我終於可以回家過年了。
我們村裡有個“同年”在東莞的常平鎮一家玩具廠上班，我們寫信相約過年一起坐火車回家。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剛好到常平火車站去上火車。
臘月二十一，我結清了剩餘的工錢，1400塊錢。不管怎樣，總還是能夠買張火車票回家的。於是我就打好行囊趕往東莞常平。找到“同年”做工的那家工廠，我卻驚呆了。
那是一家臺資企業，員工都有好幾千人，廠子大得像個村子。我到達廠子大門口詢問保安，我要找某某某，保安跟我說，不認識。我想要進去找，他們不讓。於是我就把行李往圍牆邊一放，一屁股坐了上去。
我等。
我想，他總要出來的，今天不出來，明天總要出來的。到了晚上，華燈綻放。不遠處走來七八個聯防隊員，他們看到了我，其中一人拿著橡膠棒指著我的胸膛說：“嘿！嘿！站起來！身份證！邊防通行證！拿出來！拿出來！” 我膽小怕事，趕緊照做了。不想，他們把我半拖半拉，帶到了鎮上的派出所。
到了裡面，本來該問就問，該審就審唄！可是沒人來理我，他們都去吃晚飯了。我就蹲在牆根頭，望著窗外的路燈，心裡涼颼颼的。
到了後半夜，我正低著頭，睡意朦朧之中，幾個彪形大漢穿著大頭皮鞋“嘟嘟嘟嘟”走了過來，其中一個把我一拎。
“起來！起來！走，走！”
“到哪裡去？我又沒有犯法，要把我送到哪去？”
“把你送回家！”
“啊？” 我心裡想，有這麼好的事情？政府還把我送回家？那真是運氣好，遇上了好政府。我也沒有多問，只是問他們要了身份證和邊防通行證，就隨他們走了出去。
來到派出所旁邊的一個停車場，我看見烏壓壓的打工仔蜷曲著蹲在一起。其中一個戴著墨鏡的聯防隊員手拿橡膠棒，命令人群站起來。
一輛八九米長的大貨車上，有兩個人滑下了兩塊橋板，下面的聯防隊員就推著人群往貨車上趕。
我就納悶了，這種車還能送我回家？一路上還不凍死人。我看到人群分兩路紛紛爬上了貨車，我賴在最後，最終在他們的驅趕下也爬了上去。
車子下面的兩個聯防隊員把橋板的一頭舉了起來，推上車去，後欄板“咔嚓”一聲被關上了。
我被車上的人群一擠，一個趔趄趴倒在了橋板上，嘴皮都碰破了。都是一群沒飯吃的“狼”，他們兇狠惡煞地瞪著圓眼珠，呲著牙，把我當成了一頭待宰的“羔羊”。我耷拉著腦袋，裹了裹身上的夾克衫，兩手抱著雙腿靠在車欄板上。
車子一路顛簸，大致行駛了兩個多小時，到了一片漆黑的野地裡，“嘎！”剎車了。車子沒有熄火，我看到大燈射出去的一條直線區域都是雜草叢生的荒田。
車頭上下來兩個聯防隊員，又是拿著橡膠棒走了過來。他們打開車後門的欄板，把兩塊橋板拖了下去。
“下來！下車！快點！趕快！”
我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是說送我回家嗎，怎麼到了這個荒郊野外就把我給扔下了呢？這不是戲弄人嘛！我拎起行囊第一個走下了車，上面的一車人才陸陸續續下了車，眾人怨聲載道。只見車子沒有掉頭，“嗚……”地開走了。留下了一群餓得發瘋的“狼”，在黑色的夜幕下猙獰著，僵持著。
我預感，我要出事。
接下去該怎麼辦，我不知道。有幾個河南腔的“二流子”把我圍了起來，你推一把，他砸一拳，還有一個手捏下嘴唇吹了一個口哨，我嚇得不知所措。
哦……我一下就明白他們的意圖了。原來，這一車的人沒有一個是有行李袋的，只有我有一個行囊。他們餓了，都想要從我的袋子裡找到一些吃的。還好，我在袋子裡放了幾包乾脆面，那是用來臨時抗餓的。
我無奈之下只有把袋子遞給了他們，那一群“餓狼”便開始了瘋狂地爭搶。我瞅準機會趁著夜幕，慌忙狂奔。我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方向，就感覺必須立刻逃離那些“狼”，不然的話，被他們殺死的可能都有。最為關鍵的是內衣口袋裡的鈔票不能讓他們發現、搶走。
我極速地跑到一個田埂上，翻了下去，蹲在水溝裡大氣不敢喘，不遠處的“狼群”還在那裡爭搶打鬧，一陣陣鬼哭狼嚎的聲音震徹田野……
我也忘記躲了多少時間，反正我的雙腳溼透，全身冰涼。我也不可惜那袋衣裳，只是一個畢業證放在裡面，肯定是沒有了。
等到“狼群”散去，鴉雀無聲，我才從水裡爬上田埂，走到馬路上。我還想去找找那本畢業證，可是又怕還有“狼”在那裡等我。
夜幕真黑啊！伸手不見五指。還是算了吧！我轉了身，沒有目標地在馬路上徑直往前走著。
我走到了天明，才找到了一個小村子。來到一個小賣部，在外牆上的一張公告上看到那裡原來叫惠州……
後來，我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回到了家，記得已是大年三十夜了。
父親看著我瘦骨嶙峋、邋里邋遢的窘態，只說了一句話：“人回來就好，趕快去換換衣服吃年夜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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