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下半年，我去深圳打工谋生。对于我来说，那是最为倒霉的半年。深圳人喜欢把我叫成为内地人。那时候那边治安有点乱。也许是外来人口骤增的缘故吧！
当时我在深圳一家组装儿童自行车的工厂上班。一天16个小时连轴转，经常是精疲力竭。打工半年，我已经生病了十几回。每次，医生都说我是营养不良，免疫力低。好不容易挨到农历腊月二十工厂才决定放假，我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我们村里有个“同年”在东莞的常平镇一家玩具厂上班，我们写信相约过年一起坐火车回家。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刚好到常平火车站去上火车。
腊月二十一，我结清了剩余的工钱，1400块钱。不管怎样，总还是能够买张火车票回家的。于是我就打好行囊赶往东莞常平。找到“同年”做工的那家工厂，我却惊呆了。
那是一家台资企业，员工都有好几千人，厂子大得像个村子。我到达厂子大门口询问保安，我要找某某某，保安跟我说，不认识。我想要进去找，他们不让。于是我就把行李往围墙边一放，一屁股坐了上去。
我等。
我想，他总要出来的，今天不出来，明天总要出来的。到了晚上，华灯绽放。不远处走来七八个联防队员，他们看到了我，其中一人拿着橡胶棒指着我的胸膛说：“嘿！嘿！站起来！身份证！边防通行证！拿出来！拿出来！” 我胆小怕事，赶紧照做了。不想，他们把我半拖半拉，带到了镇上的派出所。
到了里面，本来该问就问，该审就审呗！可是没人来理我，他们都去吃晚饭了。我就蹲在墙根头，望着窗外的路灯，心里凉飕飕的。
到了后半夜，我正低着头，睡意朦胧之中，几个彪形大汉穿着大头皮鞋“嘟嘟嘟嘟”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把我一拎。
“起来！起来！走，走！”
“到哪里去？我又没有犯法，要把我送到哪去？”
“把你送回家！”
“啊？” 我心里想，有这么好的事情？政府还把我送回家？那真是运气好，遇上了好政府。我也没有多问，只是问他们要了身份证和边防通行证，就随他们走了出去。
来到派出所旁边的一个停车场，我看见乌压压的打工仔蜷曲着蹲在一起。其中一个戴着墨镜的联防队员手拿橡胶棒，命令人群站起来。
一辆八九米长的大货车上，有两个人滑下了两块桥板，下面的联防队员就推着人群往货车上赶。
我就纳闷了，这种车还能送我回家？一路上还不冻死人。我看到人群分两路纷纷爬上了货车，我赖在最后，最终在他们的驱赶下也爬了上去。
车子下面的两个联防队员把桥板的一头举了起来，推上车去，后栏板“咔嚓”一声被关上了。
我被车上的人群一挤，一个趔趄趴倒在了桥板上，嘴皮都碰破了。都是一群没饭吃的“狼”，他们凶狠恶煞地瞪着圆眼珠，呲着牙，把我当成了一头待宰的“羔羊”。我耷拉着脑袋，裹了裹身上的夹克衫，两手抱着双腿靠在车栏板上。
车子一路颠簸，大致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到了一片漆黑的野地里，“嘎！”刹车了。车子没有熄火，我看到大灯射出去的一条直线区域都是杂草丛生的荒田。
车头上下来两个联防队员，又是拿着橡胶棒走了过来。他们打开车后门的栏板，把两块桥板拖了下去。
“下来！下车！快点！赶快！”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是说送我回家吗，怎么到了这个荒郊野外就把我给扔下了呢？这不是戏弄人嘛！我拎起行囊第一个走下了车，上面的一车人才陆陆续续下了车，众人怨声载道。只见车子没有掉头，“呜……”地开走了。留下了一群饿得发疯的“狼”，在黑色的夜幕下狰狞着，僵持着。
我预感，我要出事。
接下去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有几个河南腔的“二流子”把我围了起来，你推一把，他砸一拳，还有一个手捏下嘴唇吹了一个口哨，我吓得不知所措。
哦……我一下就明白他们的意图了。原来，这一车的人没有一个是有行李袋的，只有我有一个行囊。他们饿了，都想要从我的袋子里找到一些吃的。还好，我在袋子里放了几包干脆面，那是用来临时抗饿的。
我无奈之下只有把袋子递给了他们，那一群“饿狼”便开始了疯狂地争抢。我瞅准机会趁着夜幕，慌忙狂奔。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方向，就感觉必须立刻逃离那些“狼”，不然的话，被他们杀死的可能都有。最为关键的是内衣口袋里的钞票不能让他们发现、抢走。
我极速地跑到一个田埂上，翻了下去，蹲在水沟里大气不敢喘，不远处的“狼群”还在那里争抢打闹，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声音震彻田野……
我也忘记躲了多少时间，反正我的双脚湿透，全身冰凉。我也不可惜那袋衣裳，只是一个毕业证放在里面，肯定是没有了。
等到“狼群”散去，鸦雀无声，我才从水里爬上田埂，走到马路上。我还想去找找那本毕业证，可是又怕还有“狼”在那里等我。
夜幕真黑啊！伸手不见五指。还是算了吧！我转了身，没有目标地在马路上径直往前走着。
我走到了天明，才找到了一个小村子。来到一个小卖部，在外墙上的一张公告上看到那里原来叫惠州……
后来，我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回到了家，记得已是大年三十夜了。
父亲看着我瘦骨嶙峋、邋里邋遢的窘态，只说了一句话：“人回来就好，赶快去换换衣服吃年夜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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