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伤害他人的那些人，而是阻止这种伤害他人的行为的那些人，才能被认为是勇敢的。
◆ 勇敢而伟大的灵魂首先具有两特性：一是漠视外界的环境；因为这种人相信，只有道德上的善和正当的行为才值得钦佩、企求或为之奋斗，他不应屈从于任何人、任何激情或者任何命运的突变。第二种特性是：当灵魂经受过上面所说到的那种锻炼之后，一个人不仅应当做伟大的、最有用的事情，而且应当做得极其努力和勤奋，甚至甘冒丧失生命和许多使生活过得有意思的物品的危险。
◆ 人生中会遇到许多形形色色似乎很痛苦的事情，想要承受得住这些苦难，就需要有坚强的性格和伟大的志向，这样才能够面对苦难毫不畏缩，绝不动摇，像哲人那样雍容自然。
◆ 如果说一个人不被恐惧征服却被欲望征服，或一个人不辞辛苦却耽于享受，这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我们不仅应当避免后者，而且还应当谨防对于财富的野心，因为没有什么比“爱财”更能表现出灵魂的狭小和鄙俗的了。
◆ 一个人没有钱，却能漠视钱财，或者有钱，却能乐善好施，那是最可敬、最可贵的。
◆ 我们还应当谨防对于荣誉的野心，因为这会剥夺我们的自由。
◆ 我们必须使自己不受一切情绪的干扰，不仅不应当有欲望和恐惧，而且还不应当过分地悲痛和欢乐，不应当发怒，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心灵的宁静和那种无忧无虑的自在，它们既能导致道德上的稳定，又能导致品格上的端方。
◆ 现在还有许多人，为了追求我所说的那种心灵上的宁静，放弃了公民的义务，退隐村泉。在这类人中有最著名、最杰出的哲学家，以及其他一些认真严谨的、有思想的人。他们无法容忍俗众或当政者的行为。其中有些人还隐居到乡下，以经营自己的私产为乐。这种人具有同帝王一样的目标——不缺乏任何生活必需品，不受制于任何权威，享受自由，实际上也就是随心所欲地生活。
◆ 应当原谅那些具有非凡天赋、献身于学问的人不参与公共事务；同样，也应当原谅那些因身体不好或以其他更正当的理由退出政坛以让贤路的人。但是如果这些人没有上面所说的这些理由却鄙视大多数人所敬慕的文官武职，那我认为，这并不值得称赞，而应当被认为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 有些“在野”的人在行为上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极端鄙视享乐，却又非常害怕受苦；他们漠视荣誉，却又生怕受辱；甚至他们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也不见得是前后一贯的。
◆ 如果一个人要从事公务，那就叫他不要只是想到官职带来的荣耀；而且还要让他保证自己具有胜任此职的能力。同时，叫他注意，不要因为受挫折而轻易地丧失信心，也不要因为有抱负而过分地自信。
◆ 大多数人认为，战争的功绩比和平的功绩更伟大。但这种看法需要修正。因为许多人只是出于贪图虚名的野心而去寻求战争的机会。
◆ 我们在一个高尚的心灵中所寻求的那种道德上的善是由道义上的力量，而不是由身体上的力量促成的。不过，身体还是应当锻炼的，有了强健的体魄才能办事和忍受苦活时服从判断力和理性的命令。
◆ 至于摧毁和掠夺城市，我认为要特别小心，切不可滥杀无辜和胡作非为。在乱世中，伟人的责任是，挑出那些有罪的人加以惩罚，宽恕大多数群众，并且在每次分配没收来的财产时，坚持一种公正和光明磊落的做法。
◆ 要想担任政府公职的那些人不应当忘记柏拉图所说的两条戒律：第一条，要一心只考虑人民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使自己的一切行为都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第二条，要顾全国家的整体利益，不要只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而辜负其余的人。
◆ 我们应当只是把那些拿起武器反对国家的人看作敌人，而不应当把那些力图按自己的方案治理国家的人看作敌人。
◆ 我们也不要听那些人的话，他们认为一个人应当对他的政敌大发雷霆，以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一个人的魄力和勇气。因为没有什么比谦逊和克制更值得称赞、更能体现出一个杰出伟人的品性的了。
◆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当杜绝发怒。人们希望的是，当政者像法律一样，施加惩罚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不是为了泄私愤。
◆ 当我们走红运，事事如愿以偿时，切不可忘乎所以，盛气凌人。因为成功时趾高气扬与遭遇厄运时悲观丧气一样，都是一种浅薄和脆弱的表现。
◆ 我们越是成功，就越应当设法寻求朋友们的忠告，越应当重视他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应当警惕，不要听信谄媚者的奉承之言，不要为他们的媚言所迷惑。因为人在这种时候很容易欺骗自己，常常误以为自己是完全值得这样称赞的。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人就会产生许许多多错觉，这时他就会自以为了不起，忘乎所以，干出极其愚蠢的错事，从而使自己身败名裂，为世人所耻笑。
◆ 掌理国事的那些人所从事的是最重要、最能显示出勇气和魄力的活动，因为这种公务活动范围最广，涉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
本文来源：选摘自西塞罗《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之《论责任》，商务印书馆出版，徐奕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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