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上午，當290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2100多位政協委員、3000多名中外記者，現場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被一個過去極少出現的現象震撼：報告列舉了11個下降的數字。
這是新一屆最高檢黨組成立以來，最高檢首次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打開最高檢工作報告，一道數字大餐展現在面前。從絕對數看，報告中的數字使用量空前，全文采用了185個數據，比去年增加38%，這在歷年最高檢工作報告當中是最多的；從數據的密度看，報告只有19頁多點，平均算下來，每頁就有將近10個數據。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列舉了11個下降的數字，這在過去極少出現。在報告起草和徵求意見過程中，這一“冒險之舉”就引來了系統內外人士的驚呼。善意的提醒幾乎異口同聲：“下降的數字是不是就不要說了？要說也別說這麼多嘛！”
擔心不無道理。在有限的篇幅裡，要說清楚數據下降的原因，的確不現實。而如果說不清，會引起社會誤解。
最高檢黨組經認真研究認為，下降的數據也一定要如實向代表彙報！要相信代表的專業評判能力。
拿出這麼多數據，最高檢並沒有只考慮這次報告本身，而是著眼於長遠——工作報告是檢察工作、司法工作的重要歷史性文獻，應該對歷史負責，客觀準確反映數據升降，使報告真正具有史料價值，20年、30年後還能再現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狀況。
這樣的勇氣，不僅體現了最高檢實事求是的作風，更是一種制度自信、檢察自信、中國法治自信。
還有一層意思，檢察工作許多數據反映的是整體社會治理情況。有些下降，恰恰體現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如果辦案數據全部都是上升的，反而說明社會治理中存在突出的問題。數據上升，並不必然意味著檢察監督更強；數據下降，也不一定意味著檢察監督就弱。關鍵要看哪些數據上升了，哪些數據下降了。
“助力和諧醫患關係建設，持續嚴懲暴力傷醫、聚眾擾醫等犯罪，起訴3202人，同比下降29%。”在同比下降的數據中，這個幅度也不小。說明什麼？
在最高檢徵求社會各界人士代表的意見建議過程中，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外科護理護士李卡帶來了四川省的數據。四川省2018年查辦的傷醫案與2017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1%。這一數值，佐證了最高檢工作報告中的數據。懲治和預防涉醫犯罪，不僅僅是檢察機關在努力，各個方面採取的綜合整治措施同樣很見“療效”。合力之下，暴力傷醫、聚眾擾醫等犯罪減少，亦是必然。
“起訴嚴重暴力犯罪、多發性侵財犯罪同比分別下降5.9%、6.9%”，體現的則是犯罪態勢的變化。近年來，各職能部門切實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建立起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使嚴重暴力犯罪大幅減少，檢察機關起訴的數量自然就少了。這樣的下降數據，應該大書特書。
“全國檢察機關共批准逮捕各類犯罪嫌疑人1056616人，提起公訴1692846人，同比分別下降2.3%和0.8%。”這是因為，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大審查把關力度，在受理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小幅上升的情況下，由於不捕、不起訴增加，所以實際批捕、起訴案件都下降了。
有的數據下降反映出有關機關工作質量不斷提高。比如“監督社區服刑人員脫管漏管同比下降36.8%”，體現出社區矯正監管措施更加完善。“職務犯罪不起訴率、退查率同比下降9.5和37個百分點”，體現出監察委和檢察機關辦案質量較高。
有的數據下降則確實表明工作需要加強。比如，“提出行政抗訴同比下降15.8%”，要看到行政機關執法規範化水平提高、法院行政審判更加規範、法院再審程序把關糾錯功能進一步發揮的因素，更要看到行政檢察投入不夠、能力不足等因素，需要在今後的工作中加大力度。
向代表全面、客觀、真實地報告下降的數字，彰顯了檢察機關敢於面對現實的勇氣和責任擔當。在全國兩會上，面對全世界的目光，向人民代表和人民這樣報告檢察工作，也是一次莊嚴的宣誓和承諾。（姜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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