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3月份开始，中国社会生活出现了六个很严重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大量的中小企业反映企业非常难做，压力很大。既有成本压力，也有资金压力。到了6、7月份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倒闭和关门，所以首先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大部分企业都在呼吁非常难做，6、7月份就开始出现倒闭关门现象。
第二个现象，企业违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期没法还债了，违约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开始是国有企业，后来到民营企业，最后到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违约都非常多，这样一来似乎债务链条的断裂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第三个现象，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这些年所谓新的经营业态陆续出现了爆雷，这几年所产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出问题。7月份时非常严重。
第四个现象，股市出现非理性下滑。原来我们心想国民经济可能影响到股市下跌是300个点到2800，结果没有想到美国股市大跌又产生了300个点，到了2500左右，股市出现非理性下跌。
第五个现象，投资人比较恐慌。因为找不到什么安全性资产，大家不知道什么资产最安全，找不到安全性资产。投资人非常的恐慌，原因就是找不到什么资产最安全，不知道。因为安全性资产像一个社会动机秤砣一样，一旦没有它的话整个失调了，压力非常大。
第六个现象，人们都感到很迷茫，预期都不看好。不知道中国向哪儿走，非常迷茫，迷茫的现象到了10月份之后更加严重了。
这样一来，从3月份开始出现了这6种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来讲对未来不是太看好。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现在出现这6种现象，为什么人们感觉到未来预期不太好，那就要分析一下才行。中国人致富欲望仍然很强烈，动力还在，冲动仍然很强烈。尤其越到基层，这种动力越强烈。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存在，人们对利益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动力仍然很强大。
后来结果分析发现，主要是5件事撞在了一起。这5件事，每一件事都有负面的东西。单个出现的话不会影响太大，但5件事撞在一起之后出现的效果，负面效应叠加。这5件事每个所带来的负面东西叠加在一起，这个就麻烦大一点，所以出现了负面效应叠加的现象，导致这6种现象的产生。
哪5件事呢：
第一件事，所谓我们正在防范金融风险。
猛然一下要去杠杆，要收缩债务，企业一下受不了，导致一些负债高的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他们和别的正常负债企业有各种联系，导致正常企业也出现问题。
第二件事，我们正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就是指产业结构，所以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原因是原来支持我们的一些产业不可能继续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像传统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产业，很难持续增长，因为它们陆续都出了问题。所谓传统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我们提出去产能化。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我们得抑制资产泡沫，标志着这些产业很难继续支持中国发展，中国需要新的支持增长的产业。
第三件事，中国正在新旧动能转换。
原来支持中国增长主要是成本优势，成本优势已经急剧的消失了。按道理来讲，成本优势消失应该是技术优势递补上来，成本优势消失之后应该是技术优势很快成长起来，保证中国的增长。
第四件事，中国正在搞生态文明改革。
生态文明改革成了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我们正在推动生态文明的改革。生态文明无非两件事，一件事是要解决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废水、废气、固体垃圾的处理。这就要求提高企业排放标准，因为只要搞这个必然要求企业提高排放标准，废水、废气、垃圾的标准都要提高。另外一件事，生态环境的修复，因为这是所谓生态文明重要一条，生态环境修复。
过去我们叫生态和环境为发展让路，只要发展别的都好办，现在倒过来了，现在是发展为生态环境让路，不同的执政思维已经出来了。原来只要发展都好办，环境生态影响力不行。现在大家看到已经很明显发展要为生态环境让路，原来一提长江经济带，大家以为要大发展，结果最后提出主要是保护，3公里之内一律不准建工厂企业，建了都要搬，都要迁，导致的结果是影响经济增长回落，增长回落压力比较大。
第五件事，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想打，我们没想打，最起码我没想打，因为美国经济处上升期，从经济学判断，它下行期可以和中国打，它上行期打，这是没有想到的。原来我们判断对我们影响不是太大，结果没有想到对人们心理影响非常大。按道理来讲，我们计算过，美国和我们打，能消化得了。但十年前打，我们肯定完蛋，就地趴下。
这5件事，每件事都有负面东西在，单个出来的话好办，结果5件事撞在一起，负面东西也撞在了一起，就出现了经济学的概念，负面效应叠加。 负面东西撞在一起，负面效应叠加，最后导致中国经济从3月份到现在出现了负面效应叠加现象。
这种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没有进入衰退期，而是进入调整期，这是一个重要判断。
因为从基本面来看，我们没有进入衰退期，原因是5件东西撞在一起出现负面效应叠加，标志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我们估计调整期最少需要三年时间。
2018、2019、2020年，需要三年调整才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口号，要真正转向标准化，三年将是调整期。调整期把这些负面的东西逐一加以解决之后，中国经济才能进入到所谓高质量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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