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瑋
2018，對於上海黃浦俊星托育有限公司創始人李星儀來說，是極不平靜的一年。這年秋天，他拿到了上海第一張、也是全國第一張《依法開展托育服務告知書》（以下簡稱“《告知書》”）。
同已規範多年、擁有明確監管法律法規的幼兒園和中小學市場相比，幼托市場在開辦、規範、監管等各個方面始終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與指導意見——這份來自官方的規範與認證，令李星儀和許多幼托從業者等待了太久。
2018年4月28日，行業終於迎來了轉折點。
上海市在全國率先出臺“1+2”文件：由市政府印發的《關於促進和加強本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由市政府辦公廳印發的《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管理暫行辦法》，由教育、食藥監、工商、民政、公安、消防、住建等16部門聯合出臺的《上海市3歲以下托兒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
多部門參與、三個文件協同：這注定是歷史性的一刻。
曙光：上海機制創新，托育機構終於可以“上戶口”
多年裡，由於托育機構的申辦不屬於行政許可範圍，托育服務一直都不在工商註冊的名錄中，這直接導致托育機構很難在行政層面為自己“上戶口”（既在工商層面不具備註冊資質，又在教育體系內難有“名分”）。
多知網瞭解到，“1+2”文件出臺後，上海各區托育服務指導中心向各機構的管理人員、一線員工進行培訓和實地指導，以《告知書》為最終“通行證”，在後期也會作為業務主管部門提供持續性支持。
此外，上海市在營業執照內容選項中添加了托育服務、半日託、全日託等內容。截止目前，這也是全國唯一一座城市在工商層面對托育的認可。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倪閩景在接受多知網專訪時詳細介紹：“針對營利性、非營利性托育機構和免費福利性托育點，我們會分別提出相應申辦要求，包括營業執照、消防安全合格證明、場地證明、從業人員資格證明等。”
“以前幼托也一直沒有主管部門，這次上海市直接明確由市教委負責，並且專門成立托幼處，對學前教育0-6歲的教育服務進行統一管理。” 倪閩景補充道。
可以說，“1+2”文件的出臺，在多層面為幼托市場帶來了創新、標準化以及參考和指引。
“上海市支持社會以多種形式提供托育服務，支持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企業、事業單位和個人多方參與。”
倪閩景同時指出：“雖然現在整體還是在著力解決幼兒園3-6歲兒童的需求，但是如果未來0-3歲兒童的托育需求增加，我們肯定也會在普惠幼兒園中增加托育服務的比重；在社會力量方面，我們一方面會提供更詳細的標準，另外也會適當給一些補助和福利支持，進而促進民間的力量來一起做好這件事。”
此前，上海市首先在黃浦、閔行、浦東、徐匯、靜安5個區開展舉辦申請試點，在最初的11家獲得《依法開展托育服務告知書》的托育機構中，涵蓋了非營利性托育機構、營利性托育機構和免費福利性托育點三個類別。
2018年8月1日起，托育機構舉辦申請工作已在上海16個區全面鋪開。據瞭解，除營利性托育機構外，目前上海市已有356所幼兒園開設託班。
為促進和規範托育市場，上海市、區均建立了托幼工作聯席會議，定期商議解決托育服務管理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托幼工作聯席會議下設辦公室；各區同步成立托育服務指導中心，負責牽頭組織協調受理諮詢和開辦申請等工作。
開窗口，設門檻
2018年11月，MoreCare茂楷嬰童學苑也拿到了《依法開展托育服務告知書》，成為首批獲得上海市托育服務機構資質的其中一員。
“完成全部審核時，我們交的那份材料有3大本600多頁。”MoreCare首席營銷官鄭啟煌回憶道：“為了配合多個部門的要求，我們從設計圖紙到硬件設置等做了一些改造，完工時間比預期晚了四個月。”
“流程的複雜性及多部門管理要求超過了我們的想象。”
被問到申報期間印象最深的事情，鄭啟煌說自己沒想到上海作為第一個嘗試的城市，卻並沒有什麼模糊的環節，反而在各個部門的溝通和跟進上都非常高效：
“我們知道每一步怎麼去操作、怎麼準備材料、怎麼設計和施工、知道這一項目的主管部門是誰。上海市教委作為牽頭部門，組織了多輪的研討會，並高效地協調其他政府部門積極地幫助托育機構。對於前期規範中尚未涉及的模糊地方，也快速地制定了穩妥的解決方案。”
“所以，即便是條件很多、很細，但上海快速出臺與快速執行的水平，都讓我們心安。”
對此，倪閩景也表示，自己接觸了一些機構後有很大的感觸，認為很多機構都想把業務做好，但關鍵問題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幹什麼：“所以我們把步驟講清楚、把政策寫明白，從業者就會心安，有了標準的發展方向，對於日後規模的計劃甚至是資本的運作，都會有更穩健的發展。”
顯然，在打開窗口的同時，上海也明確了門檻。
硬件設施方面，托育機構建築面積不低於360平方米（只招收本單位、本社區適齡幼兒且人數不超過25人的，建築面積不低於200平方米），幼兒人均建築面積不低於8平方米；托育機構最好設在1樓等內容。
在對教師資格有明確規定上，托育服務從業人員應具有中職以上學歷，並具有保育員或育嬰員等國家職業資格證書，每年應完成不低於72課時的在職培訓；職業道德教育原則上應該每年不少於40課時等內容。
此外，托育機構需配備接受過急救培訓並持有有效急救證書的保育人員，要求全體從業人員掌握預防幼兒傷害的相關知識和急救技能；相關人員具備食品安全知識培訓考核合格證書等內容。
不僅如此，托育機構還被要求安裝視頻安防監控系統，實現監控全覆蓋，報警系統確保24小時設防，並同區域報警中心聯網，錄像資料保存30天以上；同時，建立托育機構誠信檔案，將托育機構的違法信息納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務平臺。
新機：幼托行業成城市“剛需”，規範化治理在陸續鋪開
在上海出臺了政策後，全國其他省市也陸續開始了針對幼托行業的新政策。
2018年12月，四川省出臺《關於加快發展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的實施意見（徵求意見稿）》。
與上海關注“機構管理”不同，四川省相對突出“托育服務”，雖方向有所不同，但在措施與路徑上均有很多相似的思路，目的都是推動托育能夠規範化的發展。
2019年1月中旬，湖北省育嬰行業協會、湖北省質量技術監督培訓中心、湖北省兒童中心等相關組織近日聯合多家托育早教機構共同啟動《嬰幼兒日間照料托育機構服務規範》地方標準的制定工作。
武漢市婦聯委員魏靜在湖北省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第四聯組討論中，就幼托難題建議湖北省學習借鑑上海、四川經驗，探索開展0－3歲嬰幼兒托育工作。
幼托行業的規範化管理已經在全國範圍了拉開序幕——政策的風吹來了，幼托機構市場的變化也開始凸顯。
對於尚未得到認證的機構來說，先努力做到合規，顯然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務。
“聽說深圳的托育政策也有可能會有變動，但是還沒有得到確切消息。”在深圳開辦幼兒托育機構的張老師表示，目前已經開始對園所進行了細微的調整，但主要參考上海的軟件部分要求，比如監控設施、教師資質考核和園所升級等。
“打算先這樣微微調整一些，感覺這部分內容可能城市間的差異不會太大，希望我們這邊政策可以快速明朗起來，然後我們也能拿到第一批的認證。”
另一邊，已在上海開辦小型托育機構四年的孟冉則決定把機構關掉了。
“一些硬件的要求比如場地大小、教師門檻還有衛生消防對空間的要求太高了，我們這種小機構實在達不到，成本太高，我們很難做了。”
孟冉觀察到，上海市教委、婦聯等部門一直在積極嘗試與企業合作，並在企業內開設普惠類型的託管中心。
“在企業內開設託管首先降低了房租成本，其次可以吸引和提高人才對企業的粘性，同時企業也會得到一定的補助，感覺各方的積極性都很高。”
“對於這類在企業中開展托育服務的機構，政府的監管還是很嚴格的，之前攜程事件被爆出後對行業是一次很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企業對在內部開始託管班變得謹慎，但長遠來看，To B的服務應該會成為許多幼托服務商的新風口。”
“所以我現在打算換一個方式，從內容服務商或者教師介紹平臺的角度去切入幼托市場，從To B的角度合作，也許也能在政策的利好下拿到新的機會。”孟冉說道。
而對於已經得到資質的機構，如何規模化與資本化，顯然也已開始被提上了日程。
“幼兒園不允許被打包上市那個消息出來的當晚，我的電話就被打爆了。”某機構負責人坦言；“本來托育的需求在一二線城市就越來越高，再加上政策明朗，資本就很關注我們，結果突然幼兒園不能上市了，一下子這些基金都湧上來了。”
在多知網1月初與該負責人溝通時，其也透露，據她所知已有兩家機構將在近期完成新一輪融資。
“幼托市場真的熱鬧了，”某基金從業者表示：“但也要小心，不要讓政策的扶持，變成野蠻生長的養料。”
……
以上這些，是上海幼托政策出臺後為行業所帶來的種種變化，以此為起點，幼兒托育市場正綻放著勃勃生機。
當然，還有更多的從業者正在期盼：“幼托市場的政策春風請再快一些，吹進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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