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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商人历来有供奉“财神”的习俗。
财神是道教俗神，主要分为两块：一是道教赐封，二是民间信仰。
道教赐封为天官上神，民间信仰为天官天仙。
财神掌管天下钱财，根据面向的行业和信众不同，财神的职能又各有不同，有着文财神、武财神、准财神、偏财神、财帛星君、五路财神等各种说法。
其中神权职位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当属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被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的关公。
史书记载，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时，曾“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赉请，前去彼处，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
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称：“明清以来，关帝信仰已不囿于教门……关圣帝君既是武神，又是财神，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庇护商贾，招财进宝之职能，且法力无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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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成为财神，最早与宋代时商业经济的发展有关。
宋代是中华民族古代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宋代积极实行“通商惠工”、“不抑兼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商人地位得到提升，经商逐利思想得到释放。但随着而来的是全民性经商逐利现象开始涌现。
司马光说：“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暮，惟钱所求。”
在全民逐利浪潮下，宋代更出现了公开赤裸的拜金主义现象。
北宋大儒程颢、程颐在《二程粹言》中感慨：“民风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与耳。”南宋宰相乔行简在《经国》中说：“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之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
“见利忘义、苟求妄取、兼并争夺、放僻邪侈、无所不为”的商业道德乱象引发了宋代儒者对于“义利之辨”旷日持久的论战。
义利之辨的激烈争吵促成了关公形象的快速提升，宋儒对关公身上符合“义”的文化精神的君子人格特征进行挖掘和创造，并达成了“以义制利”、“以义取利”商业道德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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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真宗祥符间，出现了关公打败祸害盐池的蚩尤神、镇守盐池的神话。赋予了关公商业、经济保护神的身份认同。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掷崇宁钱，封之为”崇宁真君”。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荆州《加封英济王碑记》记录了官方认同的关公灵验事迹：“邦人于王，食焉必祀，事焉必咨。奚求弗获，奚祷弗应。曰雨而雨，曰阳而阳，王之力也。疫疠不作，饥馑不臻，王之恩也。盗贼屏息，田里举安，王之荫隐也。”
关公救水旱、防疾病、除饥馑、保财富等神权职能在宋代得到了完善，并延续至明代。
宋末书法家赵孟頫所撰《关尉神祠碑记》记载：“庙成，奉牲酒者争门而入……祷焉辄应，每事必祝其灵赫。然享祀之至，愈久而愈盛。”成为中国最早的商帮漕帮崇祀关公的最早记载。
明清时代，关公身份极为尊显，有“协天大帝”、“伏魔大帝”、“关圣大帝”、“护国明王佛”、“盖天古佛”、“武圣人”之尊，由此关公被世人附会成具有司命禄，估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招财进宝等“全能”法力。
明清商人在关公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义取利、诚实守信、重信重义的商道精神。
商人们敬佩关公的忠诚信义、义薄云天，希望武艺高强的关公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守护神，同时，把关公奉为公正决断之神，来维护传统商业的道德秩序，坚守商业道德，诚信交易。
全国各地商帮创建本籍会馆时，都把关帝作为全国通祀之神，作为商帮、商行的保护神、公正神和财神加以供奉。
广西太平府之宁明州方志记载，“有粤东会馆，……内祀关帝”。上海潮惠会馆“为堂二，于其前祀天妃，后之堂为楼，以祀关帝”(《创建潮惠会馆碑记》)。福建人在北京建的龙岩会馆，“馆内有一精致之大神龛，内祀关圣帝君神位。”(《闵中会馆志》)。重庆湖广会馆在禹殿西厢祀关公。云贵会馆在正殿中崇祀“关圣大帝”。苏州徽宁会馆“中为殿以祀关帝”……
以山西、陕西两省商贾联乡谊、祀神明的处所山陕会馆，现在依然保存着全国有据可查和实物遗存的274所，每座山陕会馆的主神便是关公。
洛阳《山陕会馆关帝仪仗记》将山陕商人修建会馆祭祀关公的意图讲得明白：“帝君之忠义神武是以震浮起靡……日夕旅于帝之旁，庶其触目警心，不至见利忘义，角张而尚狙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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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大陆的传统商人，港澳台、东南亚及海外的华人企业家也大多是关公的忠实信徒，以企业家来讲，香港如李嘉诚、杨受成、李兆基等，台湾如郭台铭、温世仁、林百里等，都是非常虔诚信奉关公的信徒。
长篇武侠小说《秦时明月》的作者温世仁多次回忆说，当初曾经几次经历过生命的危难，都是关公显灵来救他。
郭台铭是台湾富士康的老总，祖籍山西晋城市人，对关公甚是崇拜。鸿海收藏、供奉多尊关公神像，曾赞助大陆山西解州关圣帝君来台。
作为当今全球3C代工服务领域的龙头，郭台铭表示，科技产业应以“忠孝节义”为基础，效忠国家、孝顺父母、自我节制、义薄云天，且要说得到做得到，才是秉持关公精神。
印尼白手起家的电信大亨王志雄曾是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印尼的合作伙伴。他从手机储值卡跨足手机通路商，一手打造电信王国。
走进王志雄的办公室，到处都是关公雕像，王志雄信奉关公10多年，他说，
当自己生意越做越大、风险越高时，冥冥中感觉关公在保祐他，加上关公重然诺、正直、忠诚的特质让他很崇拜，所以一路信奉关公，心裡也因此觉得很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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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之所以奉关公为财神，是因为关公忠诚信义的人格品质，符合商业讲究信誉、注重品牌价值的商道文化，与世间贪财、见利忘义之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礼记》云：“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 ”
成书于北宋末的《太上大圣郎灵上将护国妙经》，以关公名义宣示信众，要“宁为忠臣”，“宁为孝子”，“无论纲常伦理，无论日用细微，皆当省身过，不可利己损人。一念从正，景星庆云；一念从邪，厉气妖氛”。
关公身上所折射出的忠、诚、信、义等人格品质迎合了商家心理所需，成为商人向世人彰显商业道德的一面镜子。关公代表着商业道德最基本的诚信精神，代表着商业合作的忠心义气，代表商业经营的基本准则。
清顺治十一年，陕西人党德佩来到河南南阳瓦店做小生意。一个云南商人，因为家有急事，把800两银两，和一批景德镇瓷器托付给党德佩。八年之后，党德佩在社旗与云南商人重逢，把银两和瓷器如数交还，云南商人非常感动，说：“居乱世，未闻有如此之伟男子也”，遂贷给党德佩一大笔资金。党德佩以此致富。到雍正初年，桂号已是瓦店数一数二的商家。之后返乡盖了由124个四合院组成的韩城党家大院，至今尚存。
光绪年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收到平遥城内一位以乞讨为生的老太太的汇票，数额为12000两，开具者是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时间在同治七年。时隔三十多年，伙计分辨不出真假，赶紧请示柜头柳芬和大掌柜张兴帮。两人问清汇票来历，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经商，同治七年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同年返乡途中暴病身亡。由于事发突然，没留下遗嘱，老太太并不知情，为生计所迫，只能乞讨为生。一天整理先夫遗物时，在夹袄的夹层发现这张汇票。本以为年岁已久，人事全非，柜台未必认账，没想到竟如数兑付。日升昌的“以义取利”商业操守赢得了市场赞誉，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关公的信义精神就是财神，以义取利，才能财星高照，这是传统商业文化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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